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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Dec 11, 2007

質性研究的樣貌

 

-胡幼慧,姚美華。〈一些質性方法的思考〉,《質性研究》,第七章。台北:巨流



-蕭蘋,(2004)。〈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八十一期,民93年,十月。



  「我們假裝事情沒有發生;我不在這裡,這沒有關係。這方式幫助我們存活,但它讓我們無法活在自己的身體裡,也無法與父權決裂。」

                     ──Phyllis Chesler



  余貞誼的碩士論文,已幾近「私書寫」的地步了。她關心的議題、訪談、乃至文化結構的爬梳與批判,都是環繞著她本身對「性別」與「認同」的困惑泥淖,將自己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生命體驗與訪談內容相互揉合──她在文中降低了「研究者」的客觀主體性,透過反思自省來發現問題,「在女性主義裡,我看見自己,也看見女人彼此(余貞誼,2005)」──藉由爬梳性別認同與女性意識建構的歷史,余貞誼將自身經驗作為透視問題的框架,或說,尋求解答的起始點。



  「不要拒絕自己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經驗和感覺,反而應該運用它們來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效力,而非避而不談──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接受自己身為女人的經驗是具有知識效力的。」

                        ──Abbott & Wallace



  這同時也呼應到〈一些質性方法的思考〉一文,該如何建構質性研究信效度的問題,由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效度既然可以存在於文化、意識型態、性別思考、語言、促權、乃至於標準之中,研究者就不可能自立於訪談資料以外,因為這一切散亂的故事畢竟要經過研究者的篩選與編派,才能夠將受訪者提供的個人故事,與鉅觀的結構性問題相互串連。因此,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正是質性研究建構效度的關鍵所在。



  基於「不斷反省」的自我要求,余貞誼不放過任何思索自己與被研究者之間「關係」的機會,因為研究者永遠會以「人」的身分進入田野,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投石問路,這裡頭不可能完全抹滅掉情緒和感覺──我們不可或忘的是,在「男性的」實證主義、專業主義典範裡,研究者的情緒和感覺都被視為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因素──於是女性主義者大方地承認「傳統研究所主張的研究者客觀分離,勢必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神話(余貞誼,2005)」,研究者可能不認同受訪者的回答、甚至會被激怒……在分析過程中,余貞誼將衝突點的情境再現,這也是將「感受的意義」回歸到「當下」的建構。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捕捉訪談過程當中的追溯過程與細微氣流的轉換,再也不能假裝事情沒有發生,她/他就處在記憶漩渦的核心之處,要召喚並且拆解事件的樣貌,以及最重要的,對被研究者而言的「意義」。



  相對於余貞誼將「研究者本身」拋進文化、結構的脈絡當中,一再反視自己的經驗與受訪者經驗相互重合的部份,蕭蘋採取的視角觀點,傾向純粹探詢「女性特質」之社會建構,以及其與「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扞格之處的結構性光譜。



  蕭蘋的「研究者」角色,固然有其分析上的固有立場,然而其色彩與濃度皆不若余貞誼般大剌剌地暴露出來──檢視女性在媒介組織之中的地位與工作現況、亦關注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在媒介內容中的描繪與呈現時,蕭蘋純粹透過爬梳各種「女性處境」的理論與實踐面,揭開性別與新聞產製的意識型態關聯──這會是一個較為「安全」的位置嗎?或是為了提高研究效度而採取的姿態?甚至,只是因為蕭蘋的「職業研究者」身分(而非余貞誼熱血、慷慨的研究生身分),讓她選擇這種較為冷靜的姿態,藏身在整個「研究的背後」而非「直接將自己暴露於田野的紀錄當中」。



  「女性想要達到那樣的一個位子,就要讓自己『去女性化』,而且『中性化』一點罷!」

                     ──珊玉,訪談紀錄



  我不禁思索著,有沒有可能,在「學術領域」的專業裡頭,事實上也會有著一種對「學術調性」的、隱而不顯的要求?好比「研究書寫的風格所用的資料表達、說詞、和權威性」也將影響到研究的效度──讀者會否覺得余貞誼對自己的研究主題涉入過深,而導致研究效度打了折扣?蕭蘋(以及其他質性研究者)若使用這種冷靜謙和、不慍不火的姿勢切入文化結構,會不會又是在服膺一種對「學術研究」應有姿態的想像呢?



  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研究者所選取的「問題」應當是自己深有所感、並帶有確切熱情的罷……然而,她或者他在撰寫文章時,究竟應否將這種「熱情」(甚至焦慮、憤怒、等等各種『情緒』)帶進行文當中?



  WHY? Or 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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