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性研究的樣貌

　

－胡幼慧，姚美華。〈一些質性方法的思考〉，《質性研究》，第七章。台北：巨流



－蕭蘋，（2004）。〈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八十一期，民93年，十月。



　　「我們假裝事情沒有發生；我不在這裡，這沒有關係。這方式幫助我們存活，但它讓我們無法活在自己的身體裡，也無法與父權決裂。」

　　　　　　　　　　　　　　　　　　　　　──Phyllis Chesler



　　余貞誼的碩士論文，已幾近「私書寫」的地步了。她關心的議題、訪談、乃至文化結構的爬梳與批判，都是環繞著她本身對「性別」與「認同」的困惑泥淖，將自己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生命體驗與訪談內容相互揉合──她在文中降低了「研究者」的客觀主體性，透過反思自省來發現問題，「在女性主義裡，我看見自己，也看見女人彼此（余貞誼，2005）」──藉由爬梳性別認同與女性意識建構的歷史，余貞誼將自身經驗作為透視問題的框架，或說，尋求解答的起始點。



　　「不要拒絕自己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經驗和感覺，反而應該運用它們來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效力，而非避而不談──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接受自己身為女人的經驗是具有知識效力的。」

　　　　　　　　　　　　　　　　　　　　　　　　──Abbott & Wallace



　　這同時也呼應到〈一些質性方法的思考〉一文，該如何建構質性研究信效度的問題，由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效度既然可以存在於文化、意識型態、性別思考、語言、促權、乃至於標準之中，研究者就不可能自立於訪談資料以外，因為這一切散亂的故事畢竟要經過研究者的篩選與編派，才能夠將受訪者提供的個人故事，與鉅觀的結構性問題相互串連。因此，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正是質性研究建構效度的關鍵所在。



　　基於「不斷反省」的自我要求，余貞誼不放過任何思索自己與被研究者之間「關係」的機會，因為研究者永遠會以「人」的身分進入田野，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投石問路，這裡頭不可能完全抹滅掉情緒和感覺──我們不可或忘的是，在「男性的」實證主義、專業主義典範裡，研究者的情緒和感覺都被視為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因素──於是女性主義者大方地承認「傳統研究所主張的研究者客觀分離，勢必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神話（余貞誼，2005）」，研究者可能不認同受訪者的回答、甚至會被激怒……在分析過程中，余貞誼將衝突點的情境再現，這也是將「感受的意義」回歸到「當下」的建構。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捕捉訪談過程當中的追溯過程與細微氣流的轉換，再也不能假裝事情沒有發生，她／他就處在記憶漩渦的核心之處，要召喚並且拆解事件的樣貌，以及最重要的，對被研究者而言的「意義」。



　　相對於余貞誼將「研究者本身」拋進文化、結構的脈絡當中，一再反視自己的經驗與受訪者經驗相互重合的部份，蕭蘋採取的視角觀點，傾向純粹探詢「女性特質」之社會建構，以及其與「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扞格之處的結構性光譜。



　　蕭蘋的「研究者」角色，固然有其分析上的固有立場，然而其色彩與濃度皆不若余貞誼般大剌剌地暴露出來──檢視女性在媒介組織之中的地位與工作現況、亦關注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在媒介內容中的描繪與呈現時，蕭蘋純粹透過爬梳各種「女性處境」的理論與實踐面，揭開性別與新聞產製的意識型態關聯──這會是一個較為「安全」的位置嗎？或是為了提高研究效度而採取的姿態？甚至，只是因為蕭蘋的「職業研究者」身分（而非余貞誼熱血、慷慨的研究生身分），讓她選擇這種較為冷靜的姿態，藏身在整個「研究的背後」而非「直接將自己暴露於田野的紀錄當中」。



　　「女性想要達到那樣的一個位子，就要讓自己『去女性化』，而且『中性化』一點罷！」

　　　　　　　　　　　　　　　　　　　　　──珊玉，訪談紀錄



　　我不禁思索著，有沒有可能，在「學術領域」的專業裡頭，事實上也會有著一種對「學術調性」的、隱而不顯的要求？好比「研究書寫的風格所用的資料表達、說詞、和權威性」也將影響到研究的效度──讀者會否覺得余貞誼對自己的研究主題涉入過深，而導致研究效度打了折扣？蕭蘋（以及其他質性研究者）若使用這種冷靜謙和、不慍不火的姿勢切入文化結構，會不會又是在服膺一種對「學術研究」應有姿態的想像呢？



　　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研究者所選取的「問題」應當是自己深有所感、並帶有確切熱情的罷……然而，她或者他在撰寫文章時，究竟應否將這種「熱情」（甚至焦慮、憤怒、等等各種『情緒』）帶進行文當中？



　　WHY? Or WHY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