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hoto
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證券金融資訊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Feb 27, 2015

〈二二八關於少年世代〉

少年認識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從二二八開始。1999年,少年15歲。那座公園仍被暱稱為「公司」的年代,少年同志們補習班下課後,或者壓根便蹺了課的某些夜晚,在公園裡暗影般逡巡,聚集,在樹叢之下,荷花池畔調笑。少年們在BB Call上傳遞著,「○七二二八」。意思是,老地方,老時間,七點,二二八公園,等你,快來。那是少年同志旁若無人的二八年華。
 
猶記得,當年的妹子亭裡,總是傳遞著誰愛了誰,哪個學校的誰又和誰分手了,林林總總的消息,在少年們的王國鶯啾燕笑,唯有青春有。新光大樓彼時還是台北最高,巍峨立在那裡,背對著它,兩腳岔開站著,彎下腰去的少年說--
 
「你看你看,新光大樓在我屁股裡面。」
 
但不只這樣。台灣歷史裏頭還有些陰影,島嶼的歷史也是它自己的鏡面。
 
少年知道,在那陽具形象的紀念碑底下,那走道將水池圍成祭壇一般,釣人的絕佳所在。少年在那環形的步道漫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愛欲的眼神卻突然為暗夜裡的碑文所打擾了。
 
那裏寫著,「……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産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衆不滿情緒瀕於沸點……」那時的少年不知道。甚麼都不知道。「……專賣局人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陳儀顢頇剛愎,壹面協調,壹面以士紳爲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3月8日,二十壹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台戒嚴。」
 
戒嚴。那時,少年還不知道,是次戒嚴與他兩歲多那年解除的戒嚴並不相同。那是台灣第一次臨時戒嚴,後雖短暫解除臨時戒嚴令,「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爲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又過了幾年,少年開始懂得了些事情。
 
當他與男人們並肩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抑或慶賀又是一個二二八紀念日的那時,他記得,曾有一個男人說,「我的爺爺在那時候消失了。」但少年並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後來,少年在某堂課上,聽教授提及,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夠說,閩南語文化是粗俗的文化,乃是因為二二八與其後的清鄉,乃至再更後來的白色恐怖期間,大量殺害了講閩南語「本省」知識分子。
 
少年終於開始理解,自己曾引以為傲的,被人稱讚有「外省」味的文筆,可能並不是一個讚譽。
 
可能並不是。當少年開始這麼想,他也記得,後來的那個男人,說,「二二八只不過是某些人的政治資產,看哪,那些大選前夕呼喊著企求原諒赦免與和解的口號,多麼便宜。」少年便將手從那人掌心裡抽出。他們不再見面。
 
以至2013年,已非少年的少年,又再經過博物館前頭那白色石柱迴廊,發現二二八公園北側已拆除了圍牆,城中之城頓失了障蔽,才想這確實已不是十六歲那年的風景。
 
自然不是。當少年繞到那依然巍峨如一指勃起多年的陽具的紀念碑前,發現水池底的長年淤泥,給人刮出了「有GAY嗎?」「來看二二八的屁眼」等字樣。
 
少年想起那個說「平常我們根本不把二二八當作一回事」的男人。想起另一個男人說,「反正二二八就讓那些家屬出來哭一下就沒事了」。少年想起那「只被」操作為一個每年紀念日膜拜符號的二二八,其實台灣人正在喪失的,是正面直視歷史的能力。當受害者還是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加害的「政府」不僅不能概括承受歷史,更理所當然認為「都已經做了這麼多還要怎樣」,歷史的和解只停留在表面,無法真正深化到每一個「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心裡。
 
少年想起自己的族裔。性別運動這麼多年了,二二八平反的時間更長。但還是不能往前的台灣,該如何轉型、如何正義呢?
 
那是台灣人對待歷史的輕薄。
 
於是,紀念碑被如此對待,既是原因,同時也是個必然的結果吧。
 
接下來的那些時刻,少年參與了各色社會運動。他認識到,在台灣作為一個海島的「混雜」性格當中,正是這些衝突與對抗,形塑了現在的台灣。而二二八作為政治的文化的族群的衝突,重點始終是少年與自己的同胞們從中學到了甚麼,而不「光是」賠款,道歉,紀念碑。
 
在二二八事件連死難者人數都眾說紛紜的狀況下,背後難道不是「象徵」了其所衍生出來的各種「道歉」都「只是象徵」、只是虛應故事的空話嗎?一段失去主體的歷史如何能成為歷史,又如何能夠被建立、討論、乃至於--真正的和解?追求歷史真實自然有其難度,然而宣稱「二二八已獲得平反」的官方,乃至遲無法得到「真正內心平反」的受害者家屬,讓二二八內爆為一個僅存在於光譜兩端的、毫無交集的光點,而與「這個社會中的其他人都無涉的」事件--因此紀念碑的「意義」消失了。
 
然而,長此以來對於歷史的迴避、閃躲,以及力圖以一種單純而無菌的道歉賠償「平反」二二八,就註定了這段歷史在「其他台灣人」集體記憶中的缺席。
 
因此,它就只是公園的一部分而已。
 
曾有一段時光,少年袖手於歷史的定義,旁觀、甚至不旁觀紀念碑的豎立。
 
未曾經歷那年代的少年們,曾有一段時間不被告知曾經的歷史,甚至不曾知道後來者也有解析歷史的權利。因此青春少年的二八年華二二八,不僅不憤怒,甚至麻木無感。當二二八的記憶與史實僅限於受難者與政府的談判,只限於,那些幽魂般出沒在紀念碑周圍的亡靈,以及亡靈後族的遺產,出現在二二八紀念碑清淺水池底下的爛泥塗鴉,那些個到此一遊,更幽微地折射出了台灣人之於歷史的不知所以,與尚未到達。
 
又更後來──台灣發生了那些事情,少年也漸漸清楚,逐步明白。好比二二八,好比白色恐怖,陳文成,鄭南榕。那些。是知道就不會忘記了,但仍不免擔憂自己會忘記了的那些,所以必須提醒自己,不要忘,不能忘。
 
幸而少年的情人說,「無論政府多麼致力於不讓人民知道被掩蓋的真相,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
 
少年便與他一齊往前走。
 

Feb 26, 2015

〈寫詩像在打開蟲洞,詩是第五度空間〉.陳琡分

 
羅毓嘉說,寫詩需要喝啤酒。
 
年輕的詩人有著與文學相去甚遠的掙錢職業。每個下班後的疲憊夜晚,他習慣走向某處藏身都會鬧區的小酒館或咖啡店,像超人進入電話亭那樣的變身過程──點來一瓶啤酒,倒進冰鎮過的玻璃杯,看著金黃碎泡上升得歡欣鼓舞,聚為一層綿密細白的表面張力。而他不知何時已褪去日間財經記者的外衣,雙眼看進一個難以名狀的焦點,那裡有他對自我與世界的質疑和困惑,一步一步引他淬煉出這次的詩集《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
 
他也常說,寫詩像在打開蟲洞,穿梭在兩個不相連的時空。「詩永遠在反應這個世界的種種問題。詩所召喚出來的,是每一個自己有過的瞬間。詩是自己與這些瞬間的連結。」對羅毓嘉而言,詩的連結不在讀者與寫作者,而在讀者與讀者自身所處的世界,「詩是在提醒你,你與這個世界還有著什麼關係。」是以,詩不是要拿來「讀懂」的。
 
「讀別人的詩,很多時候我也不懂它在寫什麼。但一首會讓我喜歡的詩,它召喚的不是那位詩人的內心世界,而是讀得一種『déjà vu』的感覺──我好像也看過這個畫面、我的人生有一次類似的狀態,或我也曾想像過雷同的情境。」你不一定要真的知道這位詩人發生過哪些事才會被觸動,那不重要。
 
「詩有一種共同性,能夠讓人在讀它時,重新回到自己人生的某個片刻。」那個片刻你可能記得也可能不記得,卻會因為一首詩突然想起來。「那種觸動,其實就是詩所帶來的東西。」你無法解釋、無法明指,但當碰到的那一瞬,電流唰地通過你的身體。「所以懂或不懂一首詩的內容,對我真的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沒有通過一首詩,看到我自己或這個世界?這首詩能不能夠給我那樣的蟲洞?」
 
讀詩如此,寫詩亦然。「詩人在寫作時,當然也是處理他自己和他所處的那個世界。」詩人用文字描繪周遭的三度空間,加上時間成為四度,「一首成功的作品,應該要能讓讀者與他自己的三度、四度空間產生新的關連,那是第五度空間。」羅毓嘉要求自己讀詩寫詩都往這個方向走,「詩所承載的是『關係』這件事──我和別人的、我和世界的、我和社會的,乃至我和我自己、我和我的現在過去未來等等。」如是私我的、一件只關乎個人小事的書寫,為什麼能夠感動許多無涉的他者?是什麼能讓一首詩留下來,中間的關鍵到底是什麼?這些問號,始終是羅毓嘉反覆不停的思索。
 
以前的他會如繞口令般地解釋,詩是用文字在敘述那些文字無法敘述的東西;寫了十多年的詩之後,如今他把這些無法用語言說明清楚的,全都掃進蟲洞。「對我來說,寫詩就是靠重力,靠念力,把『我』和『我所要寫的東西』之間的蟲洞打開。」如此玄奇,到底該怎麼達成?羅毓嘉一臉無辜,「不知道啊,就用寫的把它寫開。」好吧,那怎麼知道自己這次寫的詩,有沒有打開那個蟲洞?「人類也不知道如何打開蟲洞啊,但是當蟲洞打開時,你就會知道了。」他回得篤定而理所當然。
 
拿寫散文與寫詩相比,更能突顯後者的朦朧與迷幻。「寫散文時你已經有一個vision,所以你是看著自己腦中的影像,把它寫出來。」但寫詩的當下,詩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會寫出什麼,只是如催眠或施咒似地想著:我要把蟲洞打開我要把蟲洞打開我要把蟲洞打開,「寫詩時它是更不具體的,可能是一種感知、一個聲音,或一段幻聽的喃喃自語。你想盡辦法要讓它跑出來,或者讓自己穿過去,但你並不知道你真正要抓住的東西是什麼。」他試著具體描述那彷如著魔般的詩靈附身,「你可能只是坐在那裡,感覺一個東西唰地閃了過去,你還沒轉過頭,就知道那個東西已經跑走了。」但你彷彿感應得到它,只是眼前沒有一條可見的通道,像橫著一堵牆。「於是你把手插進去,試著把它撥開;撥了一下發現沒有路,你便明白,你必須在這裡開一個通道,通往那個看不到的地方,因為『它』在那裡等你。」那就是蟲洞,那就是詩。「這可能比挖松露難度更高一些。」他笑了。
 
「每一首拿出來的詩,都是一次打開蟲洞的記錄。至少它有讓我看到我想看到的東西。」鑿石穿壁的工程也並非總是順利。「寫個三句,發現今天打不開,就不寫了。」把酒喝完,早早回家睡覺的日子自是有之。若是手氣正順,但補給轉眼成空,「那就再開一瓶吧。」
 






Feb 12, 2015

屍身是不會說話的

 
資本市場有句話這麼說,「不要管資本說了甚麼,要看它做了甚麼。」資本的聲音像雷霆試圖震撼每個選擇,讓我們每次都選錯邊。
 
當從來就沒有聲音的人說了甚麼,我們只是注視,他們做了甚麼。我們從不聽。也或許是選擇性地聽。每個身分決定了我們是誰,交換名片上的頭銜,再決定,是要相信他抑或嘲笑他。李嘉誠要重組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了,用腳對歐洲投票的李嘉誠說,絕不自香港撤資。富比世的排行,李嘉誠還是穩居華人首富。許多人便信了。
 
那六個人可能一開始就想死了。也可能他們一開始想的,是如何傷害更多的人。都有可能。
 
當我終於掛掉幾通電話,抬起頭來看敦化北路明亮的窗景,早晨已過半,那時才知他們已經死了。不同的結果,會導致我們對事件的不同理解嗎?或許是,也或許不。有些烏雲在南京敦化路口飄,像是陰謀,他們犯過錯,但並不代表他們活該沒有活著的尊嚴。
 
貶低從來不會帶來矯正與治癒。恢復他們的尊嚴才會。
 
昨晚臉書上跳出來一句話說,「就是有這種窮凶惡極的人存在,才更不該廢除死刑。」我想起自己名片夾裡收著的那些頭銜。想起為富人洗錢的白領金融階級。怎樣的罪惡才是罪惡,而怎樣的罪惡不是?有些時候我們都是罪犯。只是身在一個自由的牢籠,每天上班,下班,賺一些錢。他們的尊嚴跟我的尊嚴比起來,何者比較重要?或許我只是領得稍多一些。
 
或許相信比我們更高階的人,與嘲笑比我們低階的,別人的字體,都讓我們感覺安全。
 
像報章裡刊印的,香港的散戶說無論李嘉誠做了甚麼,都跟著他。像台灣新聞底下的留言,「早就該全部槍斃。」而我們比較希望在哪個世界裡存活呢?是一個能夠給予罪犯「活」的希望,讓他們在無論過了多久之後重回這個世界,仍能好好活著的世界嗎;還是,讓每一個人都感到在那裏的「活」的恐怖,而竟希冀這樣能防範犯罪的世界呢?
 
對許多人來說,或許是最好的結局了吧:人質無人受傷,六名罪犯自戕。也有人說他們是「畏罪」。都好,他們說的話,還活著的時候就沒人聽,接下來的,就讓這個存活下來的世界,為他們代言。十二個小時,他們的喧囂是最為寂靜的行動。我想像他們的屍身停留在原地等待相驗。
 
當然,屍身是不會說話的,只剩死亡。
 
這天即將過完,就像他們對這仍待改變的世界未置一詞。



 

Feb 6, 2015

〈當同志想起台北他們想起甚麼〉

 
當同志想起台北,他們想起甚麼。想想台北,這樣的一座城市,那些同性戀流竄之處,都是位於城市怎樣的邊角呢?

有些事情,少年確實是只能聽說了。

七○年代有孤臣,有孽子,在新公園的荷花池畔鬼魅般出沒,阿青老鼠小玉彼時不過十餘歲就已嘗盡世間冷暖。八○年代肉身菩薩渡化五年級眾生,剎那間「六年級都已經出來混,」說起三十啷噹歲,一步三嘆,竟「已經是很老、很老了」。及至九○年代,愛滋瀰漫城市,荒人彷彿與世界相互離棄,尋找色情烏托邦之路是棧道上的危殆步履。新世紀伊始十年,搖頭花開,紫花凋落,少年扮裝去,開始在台北街頭遊行了。少年往光亮處看,即使朱天文筆下荒人,亦終要體認肉身難得,正是為了頂住遺忘,書寫仍在繼續。

而今廿一世紀都已過去十多年,彼時蓮花般出落的少年逐漸被生活馴化,他們有的已覓得生活的伴侶,更多的則沒有。人人會老的警句揮之不去,青少年哪吒長大,六年級邁入四十也不知道何來不惑,五年級的歐吉桑今日安在?

少年想起黑幕籠罩的新公園,常德街。世紀末之時無人聞問的商業大樓地下室隱約透出震耳欲聾的電子音樂。廢棄的海水浴場,城市極北之處,那已人煙散盡的軍事碉堡是同性戀鍛鍊的樂園。

西門町幾間老牌同性戀三溫暖,好不容易在門口掛出了彩虹旗幟,是那樣黝黑潮溼的二樓,三樓,四樓。

九○年代末那大東區的Hotel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亞健身房。每當少年走過櫥窗底下,不免這麼想啊他們唱著騰踊著在跑步機和飛輪上頭,任何時刻都人滿為患的加利福尼亞,對著行過的人們招呀招,唱呀唱。總看見些汗流浹背從加利福尼亞晃悠晃悠像飄又像跳,三七步踏叢聚門口抽著菸,交換情報交換口水與身形欸你這條肌肉練得真好看說著說還邊伸手去摸,那人心裡,想又是週末了吧等下吃什麼呢的思考聲音突變得很大,晚上,去跳舞嗎?

肩著個運動提袋的上班族,肯定是肩著條棉褲,肩著雙鞋。

沖涼完畢還僵著些聲音從遠方來,漢子精赤著身體還有汗水鹹氣肚腹光圍了條巾,在滿是鏡子的房間在滿是房間的加利福尼亞大飯店。

有人說蒸汽室裡充滿了神明有人說,碰觸是為了記得,有人進來有人遺忘。進來吧,在這裡任何夜晚也都是宴會。

當同志想起台北他們想起的是東區,還是西區?

及至廿一世紀頭一個十年,西門町成都路與漢中街口,紅樓劇場在西門派出所後方,一襲橙黃燈光照亮磚紅色建築,透露歲月的痕跡。

許多年來,不同的人群在這裡聚合、在這裡離散,在這裡走,停下。然後離開。少年想像劇場黑幕拉開,闔上,復又拉開,想像台北同志流離的身世。人群斜斜地往廣場雙臂的包覆裡頭走。紅樓背後,恍然竟又有另一座城。一扇看不見的門虛掩,不同人種寄居來去,衣著光鮮的,腆起肚腩慣常被稱之為「熊」的,能名、不能名的。

桌邊圍繞幾乎清一色男性,細細啜飲咖啡酒漿茶水。紅樓底下一座平時看不見的村落,距離台北我城很近,又彷彿很遠。

少年聽說,那是從地底浮現的同志城。

是甚麼時候開始的事情呢?二○○六年前後吧,少年友人神秘兮兮說,紅樓那裏開了間咖啡店名喚小熊村,甚麼時候首次去到那裡坐著,喳呼整晚,甚麼時候開始,習慣笑看週末的廣場人滿為患,搶坐走道邊的第一排,暱稱那是「菜的迴轉壽司檯」。甚麼時候,習慣讓一個美好的夜晚在紅樓廣場開始,或在廣場結束。近幾年,少年在街上目擊同族的夥伴們越發驕傲、昂揚地走著。更多國際友人說,城市風向正些微地改變著。如此台北是否一座安全的城市了?

少年其實並不能回憶起這一切發生的廣闊時序,又其實感受了參與了它的發生。

恍惚十年過去。少年眼見加利福尼亞健身房變成了世界健身房,用國語講就是「萵苣」。紅樓廣場七八年沒甚麼大幅改變,喜新厭舊的同志竟又回到東區。

少年也成為學會Bar hopping的那種大人了。反正啊反正,延吉街走過去幾百公尺就有四五間同志酒吧,推開門,讓我們喝得爛醉吧讓我們在彩虹的旗幟底下成為我們自己。如此酒醒了,就能夠再面對這個還不夠完美的世界。這畢竟是一座,市長說對於同性戀「尊重但不推廣」的城市啊。

少年聽來,彷若「我不覺得台北市長可以為同志做什麼。」

但這座城市真的已經做得夠好了嗎--包括老年同志的照護、地方中小學的性別教育實踐、公共空間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致力減少校園中對非主流性別氣質的霸凌……台北可以做的其實非常多。少年想起,在英國念書的女性友人說,在國外唸書時,日本同學得知她來自台灣,便主動跟她說他來過台北五次──因為他覺得這座城市「對同志非常友善」,有別於東京的壓抑、首爾的保守,台北對他來說是個很棒的渡假地點,「就像亞洲的舊金山。」

而在一堂剖析華語電影的課上,她更有兩位以蔡明亮電影為研究主題的葡萄牙同學語帶興奮地說,「台北是我們去過對同志最友善的城市之一,」而她這兩位同學都是異性戀。

對他們來說,台灣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台北市對同志文化兼容的那份開放──這樣的台北形象,顯然比砸大錢在任何國家做廣告推廣城市觀光更有說服力。只是,只是,台北還不夠好。

這夜,少年在臉書上收到了國小同學要訂婚的喜訊。少年記得去年十二月吧,他們一群國小同學聚會時,他帶著未婚妻出席,喜上眉梢跟大家宣布他們將在今年結婚的喜訊。一問,不過五月多才認識,一群人喳呼起來,敲著杯子說閃電結婚!是啊,能夠在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自然是件值得恭賀的事情。乾杯乾杯。

只是少年想到的,畢竟還是自己在一起多年的,那些同志朋友。一方面為老朋友開心,另一方面則不免唏噓。如果有一個地方,能夠讓少年們張揚大幅的旗幟,台北啊台北會不會就是許諾之地?

一座島嶼自台北我城裡邊浮升,少年想問,這是否已經是我族的烏托邦了……

當同志想起台北,他們想起甚麼呢?







Feb 5, 2015

那裡曾有太多空白

 
關於臺灣,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的近代史已經足夠。
 
直到我接下真促會的委託,加入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書返還計畫的書寫案,我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實在太少。負責燕巢支部案黃溫恭遺族的訪談之後,我更惶恐地發現,我們不記得,不知道那些事件的發生,並非因為我們過於健忘,而是能夠被我們記得的事實被披露得太少,太少了。
 
記憶是可靠的嗎,或許。當記憶關乎於我們自己的生命。
 
然而記憶是可靠的嗎,當記憶關於那些我們來不及參與的過去,而僅能憑藉著他人的傳述,要自己記得。
 
記憶是—我們都在遭逢空白之處,不斷以自己所相信的版本補述它。一個人尚且無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敘述同一事件,更遑論是一件,在我們趕上這個世界出生之前就已發生之事。
 
二○一三年十月的兩個午後,淑雯和我同赴高雄與新店後山,拜會黃溫恭長子黃大一先生與么女黃春蘭女士。在此之前,黃溫恭一頁頁泛黃的遺書掃描檔案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然而,在遺書與史料,與黃家人訪談,與真促會所做的先遣訪談之間,歷史殘酷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黃溫恭在燕巢支部案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理念,甚至是他究竟如何—自願或者非自願—加入了共產黨,終是無人能知。
 
從黃春蘭過去的自述當中,她明顯不願相信父親是個共產黨員,而在近年,此一態度有了明顯轉變,她說,當時有理想、願意起身反抗國民政府的年輕人,加入共產黨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而長兄黃大一,則仍認定父親加入共產黨,是臺籍日本軍隊自中國東北撤退返臺時的不得不。真相如何終究不會有人知道了。
 
歷史,是記得與不記得,適時與更多的來不及。記憶也是。
 
或許一篇充滿眾人記憶破綻的文字並不真能改變什麼,如同沒有記憶是不會被篡改的。但是,也沒有歷史是能夠完全落幕的。白色恐怖遠颺了,留下的傷口還在,等著我們記得它。我們會記得,臺灣會記得,曾經有一群人在這座島嶼上因參與共產黨而死。即使歷史在那裡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但我們也會記得那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