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臺灣，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的近代史已經足夠。
直到我接下真促會的委託，加入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書返還計畫的書寫案，我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實在太少。負責燕巢支部案黃溫恭遺族的訪談之後，我更惶恐地發現，我們不記得，不知道那些事件的發生，並非因為我們過於健忘，而是能夠被我們記得的事實被披露得太少，太少了。
記憶是可靠的嗎，或許。當記憶關乎於我們自己的生命。
然而記憶是可靠的嗎，當記憶關於那些我們來不及參與的過去，而僅能憑藉著他人的傳述，要自己記得。
記憶是—我們都在遭逢空白之處，不斷以自己所相信的版本補述它。一個人尚且無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敘述同一事件，更遑論是一件，在我們趕上這個世界出生之前就已發生之事。
二○一三年十月的兩個午後，淑雯和我同赴高雄與新店後山，拜會黃溫恭長子黃大一先生與么女黃春蘭女士。在此之前，黃溫恭一頁頁泛黃的遺書掃描檔案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然而，在遺書與史料，與黃家人訪談，與真促會所做的先遣訪談之間，歷史殘酷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黃溫恭在燕巢支部案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理念，甚至是他究竟如何—自願或者非自願—加入了共產黨，終是無人能知。
從黃春蘭過去的自述當中，她明顯不願相信父親是個共產黨員，而在近年，此一態度有了明顯轉變，她說，當時有理想、願意起身反抗國民政府的年輕人，加入共產黨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而長兄黃大一，則仍認定父親加入共產黨，是臺籍日本軍隊自中國東北撤退返臺時的不得不。真相如何終究不會有人知道了。
歷史，是記得與不記得，適時與更多的來不及。記憶也是。
或許一篇充滿眾人記憶破綻的文字並不真能改變什麼，如同沒有記憶是不會被篡改的。但是，也沒有歷史是能夠完全落幕的。白色恐怖遠颺了，留下的傷口還在，等著我們記得它。我們會記得，臺灣會記得，曾經有一群人在這座島嶼上因參與共產黨而死。即使歷史在那裡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但我們也會記得那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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