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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證券金融資訊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Aug 23, 2016

〈那薯條有罪〉

 
又讀到有年輕學生因為不堪校園霸凌,自殺死去的新聞。我想,死掉的為什麼不是我。
 
為何不是我。
 
國小同學畢業二十年了,往常的聯絡並沒少過。或許在這城,或者在那城,小群小群出去窩在公館的咖啡店裡喝酒,誰要結婚前就去圍爐吃鍋。喜酒宴客的大場面自然是老師也會來的,這場景一年沒有三次,也要有兩次。
 
但就像,就像每一個普通至極的班,總有人來。也總有人,總是不來,像 F。
 
那個小學五年級頑強像塊石的 F,小學畢業之後就煙一般消失。她不再和任何人聯絡。
 
喝上了的那幾個,乾脆每個月約。聽搖滾,大聲嚷。欸你聽清楚沒啊?你-說-啥-。甚至沒過同學會那年,兩三個從加州不知道怎麼聚在一起了,還給台灣這邊的人說是連線了連線了。同學三十個,自然有親有疏,挺好,每過幾年一陣日子,會有人換工作,換男友,換女友,結婚的生小孩了,也有結婚的,離婚了。酒杯跟酒杯跟飯碗湯匙之間,談的,總不免是這些。每隔幾年便要更新下彼此的近況,那個誰誰去了明尼亞波利斯3M總部。
 
嚇得一聲,說嘩她之前不是還在台南。是啊是啊。
 
便這樣,乾脆從座號一號的精神科醫師開始,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一路數過去。
 
有人問了,「欸那個,F 她是五號,還是六號?」
 
熱烈的氣氛會突然安靜下來。會有一個女生,站出來解釋說,因為一號的女孩兒是全班年紀最大,當她遞補進班上,F就從五號被遞延到六號了。原來如此。那麼,有人知道 F 的去向嗎?那時,已經安靜下來的空氣突會顯得有些冷。突然冒出另一個聲音說,她是六號還是五號,都可以啦,反正也不會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她恨我們吧。如果我們那樣對她,她不受到傷害,才怪。
 
沒人知道。沒人知道 F 後來去了哪裡。如同當年的我們並不知道,對 F 所做的一切,叫做霸凌。
 
或許班上同學並不清楚那是從何開始。可是啊可是,我記得,且記得非常非常清楚。
 
因為,我就是那個坐在 F 旁邊,跟她共用一張五年八班書桌的人啊。
 
就各種條件來看,F 都並不是我們班上最出色的那一類學生。男孩女孩的緋聞總是傳不到她身上,成績並不頂好,她的第二性徵發育得恰好,但不會成熟到讓男孩兒們有興趣去調戲的程度。她的膚色偏深,講話很直,偶爾用閩南語跟男生對罵,幹你娘,幹你杯,幹你娘親老雞掰,有時候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想著事情吧,頭枕著肘,身體一歪,就把她的鉛筆盒給推到了「我這邊」來了。超過了。越線了。出界了。我開始大聲嚷嚷--用我那變聲之前尖銳的高音向全班同學宣布--有人越界了如果不是罰五元就是要被打三下。
 
全班同學便轟然跳起來說誰-越-界-了!
 
經過這麼多年,我終於明白,霸凌者其實並不光是為了「發洩」或者「轉嫁」那些家庭的傷口與情緒。有的時候,霸凌者就是純粹覺得,這樣很「好玩」。像捕獵中的貓,看到一個各項評分都較自己稍弱的獵物,那是種本能。你要獵捕她。羞辱她。它越逃你就越要玩到它精疲力盡。最後你贏了嗎?其實你沒有贏。但很好玩。後來我真的是這麼想。越界,其實沒什麼,但你就是想要讓它變成今天、這個班上,最讓人感到羞恥的一件事情。
 
因為好玩。
 
F 說,我哪有越界。
 
我說,你檢查一下你的鉛筆盒底下有沒有粉筆灰,有,就是越界了。
 
F 拿起鉛筆盒,看也不看就把底下拍乾淨。說,沒有粉筆灰,噘起嘴說,我就是沒有越界。
 
--你剛剛把鉛筆盒拍乾淨了,原本是有的!說這話的並不是我。我只是站在那裡,等著什麼事情正在發生。F 咬著下嘴唇說,原本就是乾淨的。說謊!說謊!說謊!罰兩倍!罰兩倍!我說,總之我只有看到你越界,但他們說要罰兩倍。該怎麼辦呢?其實我不想打你,我也不想罰你錢,那麼,這十塊錢就當作是我寄放在你身上的好了。F 說,我沒有越界。我說,你,越界了。而且你說謊。十元。
 
十元。
 
當然,F 並沒有真的掏出十元交到我手上的理由並不是因為我怕被告勒索,而是因為老師進教室準備上課了。
 
只是 F 對我的欠款五元十元累積。十元五元累積。比如說體育課完回到座位上我摀著鼻子說,幹,妳很臭。她癟著嘴說哪有?體育課上完誰不臭的。我說,我就不臭。大家來聞一下啊看是 F 比較臭還是我比較臭。來聞啊。她說我沒有臭!大家說,妳真的比較臭妳體育服上次穿回家有沒有洗呀。哈哈哈。哈哈哈。我說我不要坐在她旁邊了我可以去坐那個誰旁邊嗎?那個誰就立刻舉起手來說,好。霸凌者像隻狩獵中的貓。聞到獵物的氣息,一定可以馬上認出它來。那是一種本能--關於欺凌與惡意的,將貶抑他人單純地指當作一種樂趣的,本能。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堂課,老師說羅毓嘉你怎麼坐在那邊?坐回去。我說,老師,因為 F 很臭。同學們說,老師,因為 F 很臭。
 
老師叫我坐回原本的座位,我低聲對 F 說,其實我不想坐回來,但你是想被我打還是要欠我十元。同時,趁她不注意的時候,把下一堂課要用的我的課本,偷偷塞進她的抽屜。
 
「老師,F 偷拿我的書要抄我的筆記。」
 
老師我才沒有。她有。不然我的書為什麼會出現在妳的抽屜?一定是你自己放的。
 
我才不會做這麼無聊的事情,把我的書放到你抽屜對我有什麼好處?沒有嘛。
 
你這小偷!小偷!小偷!…… F 原本就黝黑的臉色變得更黯淡、更陰沉了。那個年紀的我並不懂得有一個詞彙叫做霸凌。只是,難道我們知道了這一切就不會發生了嗎?老實說,我們應該也沒有那麼天真。
 
後來我常想,為什麼被霸凌的不是我。為甚麼去死的不是我呢?直到 F 對我的「欠款」積累到了將近百元之譜,那天早上 F 在她自家附近的早餐店買了一份三十元的胡椒薯條。那香味肯定越界了。超線了。我聞到了。我問她,這包跟你買,要多少錢?F 說,三十元。我說,那我跟你買吧,反正你還欠我九十五元。F 說,可是賣給你我今天早餐就沒得吃了。我說好吧,那你明天幫我買一包五十元的可以嗎?她說好。
 
那你這包還是讓我吃一點。我笑咪咪。伸出我的右手,越過那條桌子上的中線,抓了一大把薯條。她說你越線了。我說沒有,沒有越線啊,我的手是在空中唷,線是畫在桌子上,不是嗎?我笑咪咪。笑咪咪的像個鬼。
 
F 眼中我應該是個惡魔。
 
總之隔天 F 給我帶來了一包的薯條,並告訴我,你的五十元薯條。我一看,容量跟昨天那包基本一樣。我說這包是三十。她說,五十。我說,來來來,幸好值日生還沒有倒昨天的垃圾。我用鐵鉗捻出了昨天的防油紙袋。我說,F 啊,你以為三十元跟五十元的薯條,會用一樣大的容器包裝嗎?來,我們什麼都不要吃,告訴我,你在哪間早餐店買的薯條五十元這麼少,讓我去跟老闆理論理論。F 說,不,不要。我說,我們要據理力爭啊。不然就是你騙我喔。或者你偷了我的二十元份薯條。騙子或小偷,你要選哪一個呢?我還在笑咪咪地跟她說話。她說不定會殺了我吧。
 
可是她沒有。F 說,這包不賣你了,我自己吃。明天給你帶一包五十元的。我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
 
第二天,F 帶了一包五十元的薯條。那香味不只超線,越界,甚至在教室後頭玩著扁扁的男生們都引起騷動。太香了。太好吃了。
 
F 說,我少欠你五十元了吧。我端詳著那包薯條,說,看起來只是比三十元的大了一些啊。你確定這是五十的?你騙了我們很多次喔。我從她手上接下那包薯條,笑咪咪地給全班同學一人分了一根或兩根,然後對著 F 說,「可是,你昨天問我要不要給我帶一包五十的,我沒有說不好,也沒有說好呀。」
 
我笑笑。走到教室最後面,將那剩下了大半包的薯條,盡數倒進了廚餘桶。
 
然後笑咪咪地回到「我們」共用的那張桌子,開始上課。轉過頭去跟 F 說,「不要越界噢。」
 
我從來沒有向她道歉過。她或許也不屑。
 
但是 F 啊,把這些寫出來是因為我知道你永遠也不會原諒我的。二十年了,我常常探問同班同學你的訊息。我並不是想要見妳,而是,想要確認,這個世界對你能夠正義一點。而不是像我們當時對待妳的那樣。我知道得太晚了,關於「霸凌」。但 F 啊,妳教會我最重要的事情,正好就是不管有沒有「霸凌」這個詞彙的存在,其實都沒有人應該像妳那樣被我,被我們對待。
 
沒有人應該被那樣對待。
 
F 啊。妳最近好嗎?我只是想要,告訴你,在那之後的一切我所有為平權發聲的場合我都會想起妳。想起一個曾經被我欺凌的同學。我已經無法拯救妳,而若妳恨我,來將匕首插在我的胸口,我一點怨言都不會有的。可是 F 啊,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請妳晚一點再殺我。用我曾經加諸在妳身上的傷害,百倍償還與我。如果那樣能夠讓妳不再恨,「我們」。
 
但我現在只能說。對不起。對不起。
 
F,我真的真的好對不起啊……
 
 
 
〈那薯條有罪〉

Aug 14, 2016

戳瞎偷窺的眼睛

 
世間為何有這種「出櫃別人」的真實的惡意呢?
 
除了近日在網路上瘋傳,某記者在奧運選手村用Grindr交友軟體「成功釣到」三位奧運選手的消息之外,還有一則消息,讓人不得不相信這樣的惡意,真的存在。一個美國男人與一個奈及利亞男人結婚了。婚宴的賓客經過挑選,且提醒他們,為顧及賓客與新人的隱私,這場婚禮照片應只留作紀念。一切順利地進行。交換盟誓,與友人共同慶賀那重要的時刻。一切看似如此順利,安靜,美好。
 
只是婚禮的周末過去,一個「部落客」取得婚禮儀式的照片,在網路上曝光了新人,以及參與婚宴的人。其中不乏來自奈及利亞,那不容許同性戀存在的國度的人們。
 
照片很快地在奈及利亞的社交平台上傳開。一場婚禮成為纏繞眾人的噩夢。
 
奈及利亞的 O 說,他的朋友們,也在那些曝光的照片當中。沒過多久,他的朋友們就在各種社交軟體上不停收到訊息。那些關乎於對性傾向的嘲笑,愚弄,以及,死亡恐嚇。而這些揮舞著語言的斧頭、文字的槍彈,意圖致人於死的人們,甚至還是他們臉書上的「所謂朋友」。一切只是因為,你是同性戀你去美國參加了一場同性戀的婚禮,所以你去死吧。你這骯髒的同性戀。你回來我們國家幹嘛。奈及利亞的 O 說--這就是我們的現實,你以為在美國結婚就沒事了但事實是回到我們的國家,我們面對的是這樣的惡意。
 
奈及利亞的 O 他說,外流的照片肯定來自賓客之一,不管是為了甚麼理由把照片賣給那位「部落客」。那所謂的「部落客」在奈及利亞的同志運動界甚至早已惡名昭彰,先前也曾在紐約的遊行上「曝光」了三位奈及利亞的同志,其中還包括了一位跨性別。
 
她根本是慣犯,O 說。
 
她的部落格寫得獵奇,寫得窺探,她除了引來仇恨與更多的仇恨之外,沒有別的。O 說。
 
出櫃自然是個人的但同時也是政治的。那些根基在不同社會氛圍的,對同志的惡意與友善,絕對不能夠用「我的報導是要告訴大家,奈及利亞的同志也都站起來了。」來解釋。事實上,奈及利亞的同志之所以「只能夠」在海外「站起來」,不正好是從反面證明了--那是一個同志還站不起來可能就被在街上打死,分屍丟進水溝裡的國家嗎。O 說,每一天都有同志在奈及利亞被殺害,而他只希望他被出櫃的朋友們,不會遭到那樣的對待。
 
而這個希望,這麼微薄,又如此沉重。
 
我想起幾年前,有個朋友和男友分手了,對方便揚言要打電話去朋友任職的單位,「爆料」說--「你們學校有同志老師。」這世界上為何有這麼多真實的惡意存在,為什麼,竟然有人會以--惡質的、蓄意的、意圖引發傷害的--出櫃,來做為恨的出口?也曾有人問我,為什麼同志運動搞得沸沸揚揚,還是有人要躲在櫃子裡為甚麼不就大方出櫃對每一個人,你們在怕什麼我覺得你們好悲哀。其實我只想說「關你屁事」。出櫃牽涉到每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你能失去多少你能夠承擔多少的風險,而這樣的風險,在奈及利亞在烏干達,可能是付出生命。
 
並不是我們已經把櫃子炸掉了就表示別人也應該這麼做。更何況出了一個櫃子還有更多的櫃子,在那裏等著我們。
 
若無法遮住每一雙窺伺的眼睛,我們便戳瞎它們。
 
去你的偷窺者。幹。





 

Aug 6, 2016

公車司機的鐵膀胱

 
早上跳上一輛284,刷了卡,看起來是早先一輛同路線車次剛過不久,車內三三兩兩的乘客不特別壅擠。只是那車,沿著慢車道邊上開了一會兒彷彿想著什麼,將往快車道切的時候,突然又向慢車道靠去,駛沒多遠,在台大側門邊停了。卻也不是紅燈。
 
司機亮了警示燈,說了聲「……不好意思。」旋即跳車去也。還以為是車輛故障,只見司機急急忙忙往台大校園裡的新月台跑,看來是內急。
 
距離上班時間還有一會兒。不趕。我就坐在那兒,靜靜等。
 
後方座位一對青年男女講起話來。聽到女的說,「司機就這樣丟下車去上廁所了啊?」男的說,「尿急起來,妳知道的。」女的回說我不知道啦我又沒有開過公車,只希望司機不是去大號,男的說就算是大號也沒辦法,不然妳要自己把車開走嗎?只能等囉。女的嗯了一下,沒再說話。車內復靜了下來,冷氣咻咻的聲音在吹,而司機很快從台大那頭小跑步回來,開車了。
 
公館距離我辦公的大樓並不遠。沒塞車不用十分鐘也就到站了。進辦公室前我還去撒了泡尿。
 
卻不禁想,所以那些公車司機都怎麼熬過來的?
 
查了一下284從汐止出發繞過內湖、松山、信義區經和平新生到公館之後,在興隆景美一帶繞個圈,又沿路回頭往汐止方向去,看起來雖是起於汐止訖於景美,但對司機來說真正的「終點站」其實並不存在。從汐止發車後真正可以休息的地方還是汐止,這趟旅程往返一趟不知要不要四個小時?而若不是台大體育場旁邊有公用洗手間,若不是車上沒什麼人,司機能做個大膽決定跳車尿尿去嗎?
 
公車又不像小黃,若沒載客,臨停在加油站、或在速食店借個廁所都還過得去,可公車司機們這一趟出發就是停不下來的不斷前進。或許,長久以來載運著我們這些城市裡移動蟻群的司機們,比之百貨公司櫃姐更練成了鐵膀胱的特異功能。
 
但這樣的工作條件畢竟是嚴酷的。
 
之前也聽過朋友說公車司機下車尿尿結果被該車乘客抱怨投訴的案例。卻有沒有可能,這座城市能夠提供公車司機更友善些的工作環境--比如說,除了校園、公園的公廁之外,在特定站牌區附近設立「公車司機友善廁所」之類,且乘客能更體諒司機的生理需求--而不只是像某些公車司機講的,「發車前半小時都不敢喝水。」這樣的解決方法。
 
畢竟若是長一些的路線一趟往返超過五十公里,遇上塞車更慘。對照著公車裡頭張貼--「歡迎轉換跑道,最高月薪可達七萬」--的徵才廣告,它沒說的是,代價是上班時間幾乎不能尿尿,噯,這樣的工作,你能做多久呢。





 

Aug 3, 2016

凡嘻笑怒罵都是遮掩

 
午餐又遲了。兩點鐘,探進辦公大樓旁的飯麵食堂,店裡已沒客了,廚子模樣的男人趴在吧台上就著一口大碗公用著他的午餐。我問,休息了嗎?那老闆模樣的女人走出來說,還有還有,找位置坐。彷彿又意識到店已空蕩,又寬寬笑笑,補一句,啊其實都可以坐。
 
我都還沒點餐,老闆娘也沒介紹餐點,倒是先問了--看這天色,一會兒要下雨啦。有帶傘嗎?我搖搖頭說沒有,不過我辦公室就在旁邊大樓,可以的。她說,沒關係,若真下雨我這有傘先借你,晚點繞回來給我就好。
 
要吃甚麼?
 
這店賣的是傳統的排骨飯、雞腿飯,咖哩雞腿飯,以及各式小吃麵類。我想了想,這裡聞不得傳統快餐店廚房炸得滿堂排骨雞腿油煙的噴膩味道,倒是悶熱氣候裡,冷氣不得不開得特強,我還沒填妥菜單,哈地兩個噴嚏先來。老闆娘又趕緊過來說來來,我給你調整一下冷氣出風口。
 
怎麼這麼晚才吃午餐?噯還不就工作嘛。其實也習慣晚吃,比較沒人。
 
她說這倒是。看了我填的單,轉過頭去向那臉埋在碗裡的廚子說,欸老公,排骨飯一個這裡吃啊,飯給多點。那男人應了聲,放下碗筷轉進廚房裏頭去了。我說,啊你怎麼知道我會想吃多點飯。她說看你的樣子就是餓、血糖低、成天浸在辦公室裡,三十出頭歲年紀,給你多少飯你都會吃完的啦。我笑笑,不知道該說是,抑或不是。
 
她指著邊上的茶桶,說欸,熱茶自己來啊,小心燙。我笑笑說好。汀了杯茶坐回位置,慢慢啜著。
 
這樣很好。
 
那男的端著餐盤打廚房裡走出來,先給我放上一組排骨,一碗蔬菜肉絲蛋飯,一碗例湯。女的招呼著說飯啊湯啊不夠再說。快吃。
 
又問,你第一次來我們家是嗎?
 
我說是。她說,我就知,看見你都覺得沒印象。我們倆開這間店也才要滿兩個月。這回換我瞪大了眼睛,兩個月!
 
她說,是啊!問說小弟你做甚麼工作的啊在遠企上班不錯喔。我閃躲著說,就是一些企業併購的包打聽啦。她說,我以前在銀行上班,做了好多好多年,上班族生活就是那樣,其實沒有想要離開。但我老公在ㄏㄏ上班,也是好多好多年,身體就操壞了,唉呀想說這樣下去不行哪,他就去找了間排骨店上班學藝、準備開我們自己的小店。
 
我說夫妻倆一齊轉行真的挺有勇氣的呢。她說哪有?每天吵,大大小小甚麼東西要放哪裡,吵吵吵,吵到後來我說那我不管了我要回去銀行上班了!他就說,不行,妳別回去。
 
那廚子出完菜又回到他碗前。大概是聽到我們在聊天,轉過頭來說,是,妳別回去那公司了。
 
那女的說怕忙,那不然我給你請個人。開個三萬二薪水應該還行了吧。問說小弟現在年輕人出來工作行情究竟如何啊?我說我不知道呢,兩萬多的三萬多的都有吧。其實很多人都辛苦。她說,就是,我們對面巷子裡有家設計工作室,有個小男生,大概你這年紀,禮拜天晚上快九點了跑來問,還有嗎?我鍋子收一半了,說還有。你說了沒有他附近要去哪吃啊?他還外帶。回工作室吃。
 
過一陣子那小弟來,都是很晚的午餐,或很晚的晚餐。或很晚的晚餐,在禮拜六或禮拜天。
 
話頭一轉,說可是開店其實也是辛苦呢。我好想周休二日喔老公。那廚子掃完了自己的午餐,站起身來說,就叫妳好好待在家,別上班,也不用來店裡忙,這裡請個人就行,我養妳嘛。
 
那女的倒是吃吃笑了說,你在這裡,我怎麼可能待在家?
 
一瞬間我覺得你們到底讓我聽了甚麼啊。
 
吃完埋了單,老闆娘說排骨好吃的話下次來吃雞腿喔。我說好。可這日午後的雨終究是沒有下來。悶悶的雷在窗外響了幾陣,凡嘻笑怒罵,也不過是為了遮掩那些說不出來的東西。早些時刻,九點出頭吧,辦公室裡頭就我一個人,看著窗外一邊是軍功路隧道,一邊是台北101,想起近日的各種事件,或死亡,或分離,或傷逝或悲懷。說不出來的。沒甚麼話想說,這感覺好深。好深。
 
我不確定老闆娘有沒有跟我說掰掰。或許有。然後忙起來,忙起來就好像忘了。忘在一杯茶的時刻,又想起。悠悠晃晃一個燒灼的日子,便又這麼過完。
 
今天的午餐只不過是遲了。這使我慶幸。
 
我昨天壓根就沒有吃午餐啊。




 

Jul 28, 2016

你在狂歡夜裡渾不知覺

 
原來我們都死了啊。只有你,在狂歡的夜裡渾不知覺。
 
過了三十歲逐漸習慣毀滅。時間像一台巨大的夾娃娃機,從這世界裡頭,取走我們的一個又一個朋友。然後把我們留下,留下來的人尖聲拍打著那壓克力或玻璃的隔間,在電話本裡翻查熟悉的名字,有時從每一個經過的門牌確認自己的地址,被夾出去的人,在業火的灰燼之中收到一張張明信片,寫著我們的名字,這才發現了季節它原來正在變換著。
 
那巨大的夾子在你我頭頂盤旋,直到下一次它降落,並沒有人知道,是不是就輪到自己。也無所謂。時間是這樣,它充滿毀滅但它有時只是對面座位陌生的唇語。
 
我的朋友們逐一被取走。
 
有人被疾病取走。有人被自己取走。有的被惡意的家人取走。有的人,則被生活取走。被藥物被疾病被一輛疾駛的車。許多人殺掉了自己,更多人則頂著步槍,揹著炸彈,走進人群,殺掉更多的別人。過於年輕難道是一種罪過嗎?他們不再回來了,我仍然感覺我們仍在在站牌下讀一首詩,同搖滾樂放肆地起舞。
 
有時當我想起他們,在那巨大的夾娃娃機裡頭,我們一同扮演著那幢只在幻想裡才進去過的房子。有時,時間飄著隔夜爆米花的味道。
 
有時他們站在這一側。有時候,則站在另外的一側。
 
原來我們都死了,像黑暗的房間擠滿了人。我垂眉猜著接下來他們要往哪裡去。有時運氣讓我能夠猜對,更多時候,則沒能找到正確的解答。可是無論解答翻開來是對是錯,都不能像夾娃娃機外頭那個焦急的人,動搖著,踢踹著整座機器,在那窄仄的黑色洞口邊邊,拯救一個半身垂掛即將被取走的,那個朋友。
 
逐漸習慣毀滅。而這是過了三十歲之後應該要習慣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壞消息從遠方傳來,我這才意識到原來我們都死了啊。只有他,在狂歡的夜裡渾不知覺。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我早該習慣的。
 
很久以前,他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Jul 19, 2016

〈民主〉

 
  我不關心玫瑰如何被傳遞
  不關心殺戮的聲響。不關心戰爭
  我不關心政治脆如玻璃
  而氣球越吹
  越大。我不關心
  官員的頭顱繫在哪條領帶上
  我不關心他們已全數亡故
  不關心路上有個男孩
  他邊走邊哭
 
  你從不關心車輛煞停在嬰兒車前
  不關心他們的不為所動
  一種夢囈般
  不愉快的感受。你不關心我
  不關心一輛砂石車駛進了少年的夢
  你不關心疾病。不關心芭蕾。
  不關心他們曾與他們親吻
  能開啟了偌大的苦難
  你不關心音樂正在衰竭,不關心
  誰在那兒歇斯底里
  誰又為了誰奮不顧身。
  你正吸起杯底最後一顆珍珠--
 
  我從不關心這些:好比說一把傘
  能不能撐住竟夜的黑雨
  煙霧裡且讓我謹守我的冷漠
  我不再關心明天的氣候
  不關心哪顆鏡頭
  對準了成群翻越圍牆的耳朵
 
  我是如此像你。如同你的不關心
  不關心一條河流是往左
  或者往右
  你不關心有人的故事遭到改寫
  刪修,你不關心有書籍被投入火焰
  你不關心創造。亦不關心毀滅
  你整日開著電視
  卻在煩惱著些甚麼呢
 
  但我關心--你的不關心。關於
  這世界所充斥的詭妙的答辯
  雕像正彼此擁抱
  且發出愛欲的呻吟,聽到了嗎
  但你不關心這些。如同你不能夠關心
  自己已經死去了很久
  我微弱安靜了沒有說話
  此刻我假裝
  自己並不關心你





 

Jul 18, 2016

坦尚尼亞的 P

 
P 在坦尚尼亞主持一個 HIV/AIDS 防治的社工機構,是我六月中旬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參訪的同僚。
 
講起話來總是笑笑的 P,每個早晨,當我們在酒店大廳碰面準備展開一天的訪問與會議時,他會張開雙臂,先給我一個 high five、再非常有朝氣地喊出我的名字:「嘉嘉!我的朋友!昨晚睡得好嗎?」P 的臉上永遠掛著厚厚的微笑,在每個講座與圓桌論壇的問答時間,發問之前,總是非常有禮貌地對講者說,「謝謝你這內容豐富的分享,這使我獲益良多。」
 
今天午後,坦尚尼亞的 P,從 Whatsapp 上傳來訊息。
 
他說,坦尚尼亞的衛福部長正研擬一項大開愛滋防治倒車的禁令。根據該項行政命令,在該國「從事 HIV/AIDS 防治宣導時,若提倡使用潤滑劑即屬違法。因此舉意味著推廣同性戀行為,嚴重違背坦尚尼亞的善良風俗。」
 
他說,我們該怎麼辦?這項禁令如果當真生效,失效的,將是保險套所給予人們的保護。我將有更多同胞們因 HIV 而受苦。
 
他關心他坦尚尼亞同胞的 HIV/AIDS 處境。身為一個直同志、一個 Ally,他說,從事 HIV/AIDS 防治工作這麼多年,他從來沒有因此變成同性戀。怎麼用個潤滑劑就意味著人們會被「推廣」,變成了同性戀呢?
 
他問我們--該怎麼辦?
 
而在遠方的我們除了七嘴八舌告訴他,該怎麼聯繫世界衛生組織、草擬聲明、該怎麼展開一場對抗政府顢頇政令的 PR Campaign 之外,其實我們甚麼也幫不上忙。
 
今天才不過是禮拜一而已。我搓著手,坐在辦公室裏頭看夕陽逐漸落下。
 
曾經一直笑笑的 P,在 Whatsapp 上傳了幾條訊息,從語氣上感到他有些氣急敗壞。是的,事實上為防範愛滋,各衛生機構推廣以保險套配合水性或矽基潤滑劑的安全性行為早已逾三十年,而我的同僚們啊,他們是在那樣的國度,一個隨意以「善良風俗」為大旗--不顧行之多年頗有成效的防治辦法,就要禁絕倡導潤滑劑使用的國度--他們在那裏從事同志運動。在那裏,他們只不過是擁有一顆比別人寬大的心靈,就為了某個理想不斷前進,明知沒有終點。不會有終點的。
 
在他們的國家,這些社會運動者的人身安全從未受到保障。在坦尚尼亞,烏干達。在象牙海岸。在莫三比克,在迦納。在盧安達。他們有些人,在「出櫃」還是一項犯罪的國度從事這樣的工作。甚至「幫助同性戀者」也可能讓他們身陷囹圄。他們在那裏推動愛滋防治工作。倡議同志權益。推動女權。照護青少年跨性別。他們在荊棘的路上前進而甚至沒有人幫助他們。
 
像是 P。他甚至不是同性戀。但他說他的組織飽受保守人士抨擊,募資總是受阻。
 
「這都沒甚麼。」他說。
 
只是,這些,這一切,讓他無法幫助更多的坦尚尼亞同胞,更遠離 HIV。只要再遠一點就好。再少一例。都好。他說。
 
「這回只好衝了。這次我要跟政府對幹了--不會有第二條路。即使這會引起保守人士的反擊,我也顧不了這麼多了。」對話的最後,P 在 Whatsapp 上傳來這句話。
 
我不知道 P 最後下定了怎樣的決心。
 
但我想起,在聖地牙哥那個離別前的夜晚,我們隨意坐在酒店房間裡飲著啤酒,說著笑話,直到夜非常非常深的時候,「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去各自的現實世界了。」我不記得是誰說了這句話,當時房間內十來個人的心跳,都靜了下來。那苦難的現實啊,那艱困的現實。在那些社會運動者根本無法對家人提起自己「從事甚麼工作」的現實世界。那個夜晚 P 突然站了起來,甩起雙臂,腳踏地板,哼唱著古老的歌謠,且紮紮實實地舞起來了。
 
那舞,彷彿房間中心有一叢明亮的篝火,足以照應我們彼此的靈魂,P 說,這是用你的身體跟世界、跟祖先的大靈魂溝通。
 
他告訴我們,舞啊,舞吧,跳起來。
 
我們跟著 P 的哼唱,也揮舞著雙手,臂膀,搭著彼此的肩,舞了起來。直至心靈澄澈,直至笑聲貫穿了離別的感傷。
 
舞完了,P 說,「我的朋友們!願我能傾注一切,祝福你們。」
 
那是來自坦尚尼亞的 P。我將等待他成功策反那項無理政策的消息,像我在世界這頭,偶爾想起他厚厚的笑聲一樣。





 

Jul 11, 2016

〈在超出雨的前沿〉

 
 在這超出雨的前沿,當時
 我們終於燒盡了最後一根菸
 還有一個世界
 決定晚點再把汗水躺平
 談論一個決定:讓鐘乘載時間
 而沙漏留給荒原
 許久許久以後
 我仍想不起戰爭的理由
 
 有些東西即將要落下來了
 我該如何談論,在超出雨的前沿
 有些黑暗被光遮住。樹林
 與麥田
 派對裡的年輕人
 一齊成為嘈雜的樂器
 演奏無法以色號描繪的光線
 然而地鐵駛過了我們而後停下
 角落的生活如此安靜
 在超出雨的前沿
 
 世界是巨大的管風琴等待喚醒
 陽光,山巒,安魂的低音
 我無法提醒戰爭的理由
 讓人們習於陶醉
 習於成熟
 乃至於殺戮
 該如何談論這超出雨的前沿
 微小冰冷的石頭
 正劃出精確漫長的軌跡
 
 在超出雨的前沿
 我仍嘗試寫信,嘗試描繪
 聲音穿越走廊
 在空無一人的門廳之中
 光線遮住了那人留下的梯階
 無人拾級而上
 在這超出雨的前沿







 

Jul 9, 2016

他告訴我他是HIV+

 
那個大鬍子問我台灣的HIV positive們過得好嗎?在西雅圖同志遊行的前夕,一個商會派對的午後,我手裡端著抹了鹽圈的瑪格麗特。他問我。
 
我看著他杯子裡的健怡可樂發著氣泡。氣泡逐次上升,破裂。
 
他告訴我他是HIV Positive。今年五十六歲了,十二年前從當時交往十年的男友那兒,得到這玩意兒。他說最一開始,當他們告訴他確診感染的事實,他並沒有準備好。他只跟自己的男友上床。年紀越大越不容易勃起。他們開始未受保護的性行為。他以為他的男友也只跟他上床。他說,他當然這麼認為。但事實卻不是,他笑。其實也沒甚麼,十二年了,還挺健康的,還能派對,飲酒,只是戀愛變得越來越難。他說。
 
你會以為西雅圖是一座開明的城市。但當你告訴別人自己是HIV Positive,你選擇了坦承,許多人便說,讓我們當朋友吧。
 
坦承。在舊金山行得通,在紐約行得通,或許在一些別的城市行得通。但不是在西雅圖。--你了解這其中的弔詭嗎?他問我。我說我懂。拒絕的門關上了,於是有人選擇了隱瞞,甚至說一個謊。那也沒甚麼。只不過是讓更多人暴露在風險當中,而華盛頓州還簽署了「終止HIV」的宣言。其實許多 Positive 也不過只是想要交朋友,戀愛,打炮,像每一個我們一樣。
 
只是這個世界,顯然還沒有準備好給 Positive 們更友善的環境。
 
汙名仍存,歧視尚在,寂寞永生。
 
而在美國許多HIV帶原的老人們並沒有準備好。在那個瘟疫的年代,1980、1990之間AIDS奪走他們的朋友,他們理所當然覺得自己,也是。理所當然他們活著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日,當時並沒有人教他們如何活下來。像暴風裡的帆船。像火山碎屑流前沒有終點的奔逃。沒有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沒有人告訴他們哪裡是安全的港灣,甚麼時候那熔岩將會變得溫馴,變得靜止,直到他們存活下來。於是一切都變了。
 
他說。他們是最不幸的倖存者。所有朋友都死了,他們揮霍生命的年代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成為最後一個站在終點線的人。
 
放眼四顧只剩下自己了。
 
而我已經五十六歲,感染十二年。我還在這裡--那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嗎?他說。
 
「所以,告訴我,台灣的HIV positive們過得好嗎?」他問我。我告訴他,在我的國家你仍可能因為Positive的狀態被退學、在工作上被騷擾,你的老闆總是好奇於為何你必須在每個月的同一天上醫院去。有些人,跟你一樣,選擇了坦承,於是前途的道路變得更加坎坷。有些人,則跟他們一樣,選擇了隱藏與退縮,回到陰影更深更幽涼的地方。我們的政府建置了雲端藥歷,於是在你看感冒、看牙醫、看耳鼻喉科的時候,也或許得到了調整的處置與差別的待遇--需要開一手小刀的時候,他們告訴你,「這只要吃藥就會好。」只因他們覺得你的血液有毒。
 
我告訴他,曾經一個下雨的夜晚,我和我的朋友在肯德基分食一桶全家餐炸雞。那時柯文哲還深陷在愛滋器捐的風暴中心,我的朋友淡淡地說,那天稍早的記者會,我的感染科醫師,就站在柯文哲的背後。而我的朋友告訴我,這是一個僅有少數人知道的祕密。他更擔心的是不久的將來,他進職場前的強制篩檢。當然,那是他必須擔心的事情。
 
我說。而談到愛滋防治,每當有人想進校園宣導保險套與安全性行為,就有人認為這是在鼓勵性行為。
 
他便也笑。說--性行為是不用鼓勵的。
 
他說2007年那時他到柬埔寨的愛滋孤兒院當義工。七個多月的時間,從18個月到八歲的孩子都有,被他們的家庭拋棄,為了他們從母親的血液那邊得到不為人所喜愛的遺產。他說那七個月改變了他的生命,我還是願意相信愛。唯有愛能夠超克一切,超克時間。超克種族與性傾向,超克疾病帶來的詛咒,帶領我們走向美善的一方啊。即使愛那麼簡單,卻又困難,逼近彼此的理解而不可得。他說,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面的例子,我健康地活著,且會繼續活下去。
 
你相信嗎?
 
我說,我相信。我說,感謝你的坦誠,我祝福你一切都好。
 
那個午後,西雅圖的陽光非常美好,派對的音樂開得越來越大。我們談了些別的事情,說了幾個黃色笑話。我又喝了一杯瑪格麗特,那時他問我是否會把他的故事寫下,我說若你願意的話。他湊著那把大鬍子瞇起眼睛對著我笑,說,我願意。
 
於是有了這篇短短的文章。
 
‪#‎IV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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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4, 2016

那個櫃子裡的男人問我

 
「可是,同志們為甚麼不試著『混進』多數呢,那樣不是比較簡單、比較輕鬆嗎。」在酒店的吧台上,隔壁座位的男人這麼問我。
 
他問我是甚麼把我們帶來美國,我說,這是一個 LGBTQI+人權的交流參訪計畫。我說我的同僚們,都是在他們國家的人權領域各自耕耘多年的佼佼者。他們站出來為了那些不能站出來的人,他們走路為了那些不能再走的人。為了在路上被殺掉的同志,為了在這個世代終止HIV/AIDS,為了跨性別,為了,一個更安全的世界。那是我的同僚們。他們有的是 Queen,有的是跨性別,有女同志,男同志,以及異性戀人權律師,人母,人妻。
 
「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這在美國有甚麼問題。」隔壁座位的男人說。他說自己來自東華盛頓州,兩週了,老婆和女兒都在家裡。他很想她們。來到聖地牙哥出差而他喝著他的飲料,像是一杯可樂,但裡頭有兩個蘭姆酒shots。他說他假裝自己在喝可樂,免得他的老闆發現他每一天都在酒店的吧台喝很多。
 
我說,假裝不是很累嗎,混進多數其實就表示你不是你自己。那會傷害你的心靈。
 
假裝喝可樂。多麼輕描淡寫又多麼自欺欺人的一個笑話。要同志們混入多數當然很簡單,一個白人的,中產階級的,鬢角剃得齊齊整整的,男同志。穿上了西裝誰也不會發現,可是,假如是那些無法假裝的人們呢?該怎麼「混入」多數--你正在要求的事情,並不是像把一顆橘子混進柳丁的攤子裡那樣地簡單,而是在一個柳丁的攤子上,有一顆火龍果。而你要火龍果不能是火龍果。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火龍果跟許多的柳丁丟進果汁機。打開開關。於是再也沒有那顆火龍果了。它被粉碎了。而你知道有多少同志、多少跨性別、多少人的心就這樣被粉碎了嗎?
 
我說。誰不知道混進多數是一條簡單的、輕鬆的路呢?
 
但誰又敢說--那樣的路,關於假裝一個你不是的人,是簡單輕鬆的呢?
 
我告訴他我來自台灣,而我的島嶼上曾經有一個高樹玫瑰少年,因為他是他自己而倒臥在洗手間的血泊當中。那個跟我同年的少年如果活下來,他現在也跟坐在你面前的這個人一樣31歲--但他國中都還沒能畢業就死掉了,你懂我的意思嗎?有的人就是無法混進「多數」,而你現在告訴我,我們為甚麼不乾脆躲在衣櫃裡面、結婚、生小孩就好。我說。許多人甚至因為他們的樣貌、性向、認同,被欺凌,被孤立被殺掉。他們想要好好長大,然後你告訴我,為何不當健康沉默的大多數,那樣就好?
 
「在我的例子裡,我也是少數。」他說。「我還是認為混入多數是比較輕鬆比較簡單的一條路。」
 
我問--告訴我,你是怎樣的少數。
 
他說,我沒有辦法談論這個,他搓摩著自己的婚戒,喝著假裝是可樂的自由古巴。我想他一點都不自由。
 
我說,你是在科技公司上班嗎?他說是。我便說其實許多的企業,正在告訴他們的員工不要浪費力氣在假裝自己是異性戀。我們付你薪水是要你好好工作,平權對企業而言是一門好生意。他說,噢這真是全新的主意。我說你不要騙我你的公司沒有提供 LGBTQI+ 平等的就職機會。你們公司的人資在你報到時一定有一張表格述明 equal opportunity。他說,噢,確實有。
 
「我有印象。」他說,「不過問卷裡頭有一個問題欄位我直接略過。我無法勾選任何一個選項。」這時吧台裡頭的調酒師抬起頭來,問,是怎樣的欄位呢那是個怎樣的問題呢。
 
坐我隔壁座位的男人說,不,我不能告訴你那是甚麼問題。
 
我瞇起眼睛說我知道那個問題。那個問題對你而言是艱難的吧,我說。我想那是個你無法回答,你不願意說謊但也不能夠承認的問題。
 
他說,是。
 
調酒師還想要追問。我抬起手來說,這位先生不想談論那個問題的內容,今晚就這樣吧。於是我們要了帳單,各自結帳。
 
電梯很快回到我的樓層。步出電梯時,那男人說,「謝謝你幫我保密。(Thank you for being discreet.)」我說,祝福你,我想你在人群裏面混得很好。祝福你有一個美好的家庭生活,和你美麗的太太,你那可愛的女兒。
 
「您願意與我們分享的自我認同是?:異性戀/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其他/不願分享」
 
--我祝福你們。每一個人。





 

Jul 1, 2016

不覺得我很明顯嗎

 
「看過了你們的回饋,你們覺得這趟美國旅行,你們都沒有跟跨性別男人開會。嗯,眼前就有一個耶。」他說。
 
我們驚呼。
 
幹嘛大驚小怪啊你們?不覺得我很明顯嗎。他說。接著爆出豪爽的大笑。
 
但我一輩子都在跟這種「轉變」的時刻奮戰。打從有意識開始我就覺得被生錯了身體可我以為我可以把我自己放在女性的身體一輩子。可是。一切都從這個可是開始。我的母親在我十六歲時死於乳癌。那時她不過才五十二歲。人生太短,而未來太長,我覺得我無法再這樣下去。
 
我展開我的旅程。他說。
 
那是一趟無法回頭也沒有路標的旅程。我的身體不屬於我。從來都不--所以那不是「變性」手術,手術本身只不過是把我原本的身體還給我,如此而已。我的出生證明給了我一個錯誤的性別,我的父母給了我一個錯誤的名字。這麼多年過後我終於可以成為我自己--他說。
 
把我的身體還給我。
 
而只有他西裝褲底下稍寬的骨盆,洩漏他出生時,身體的秘密。
 
他說我很幸運。我是一個律師我在大學教課。當我母親死後我開始做我自己。我很幸運我生在加州,在聖地牙哥,在一個安全的城市。但如果我的身體不容許我可能無法走到這裡。我可能就去殺掉我自己在一個幽暗的角落不會有人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
 
在巴勒斯坦你要當一個跨性別你首先必須來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台拉維夫。任何一個大城市然後你要找到你的糖爸爸。你出售你自己就像你沒有別的選項,你唯一的財產就是你的身體,你出售身體。然後他給你錢。在你把自己放進性工作圈之後你才有機會存夠錢「把你的身體還給你自己」。接著你存了錢你做了手術。你發現這個世界不允許你做一個你想要的工作。
 
你繼續你的性工作,只是從男妓變成妓女。
 
這像是一個迴圈你走不出去。他說。
 
他說我很幸運我在美國我有荷爾蒙療程我有手術可做。
 
但在墨西哥,跨性別連取得荷爾蒙都不可得。醫院當然可以但他們不會給你。於是你必須要來到黑市。醫生會說,我不能給你荷爾蒙--那是要留給「真正需要的女性」,無法懷孕的,女性,而不是「你」這種人讓你成為「妳」。但醫生可以告訴你哪裡找得到黑市的荷爾蒙。它們好貴。
 
於是他們去賣。她們去賣。這成為一個模式。
 
如果有機會她們何嘗又不願意跳出這模式?當你去面試妳覺得自己做得不錯,只是他們從未回電給妳。妳或許過了第一關考試妳來到第二關,對跨性別的歧視逐漸變得幽微,但天啊,身為跨性別妳甚至不知道該如何跟人做愛。她們也是。他們,也是。這個世界甚至不給予跨性別同樣的平等的職位。
 
尼泊爾四、五年前就開始提供跨性別者專屬的「跨性別」護照。可是四五年了。你知道有多少人申請那本護照嗎?
 
二十五個人。只是二十五個而已。
 
你會接受極為羞辱的檢視。那過程他們問你一切讓你感覺不舒服的問題比如說--你曾經跟男同志做愛嗎。(那麼你就不是。你只是gay)比如說你上一次跟同性別的人做愛那是多久以前。然後他們開始不談論你。他們把你當空氣他們不容許你談論痛苦的事情。
 
即使跨性別者想要的不過是一個安全的城市,安全的所在。
 
我一輩子都在跟這種「轉變」的時刻奮戰。他說。美國的同志運動從來都是白人中心的、男性中心的。就像我,回到我自己之後可以成為一個律師,一個大學講師。我們的兄弟姐妹也應當如此。
 
為了自己。為了我們所愛的人。
 
為何要站出來?他問,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為何不?
 
我們為何不?




 

Jun 24, 2016

記者、空服員,與勞動權

 
在某記者工作群組,有人聊到華航空服員罷工,說,「人家全球到處飛,吃好,用好的,結果搞死我們這些背電腦到處去的人,還要聽他們講自己有多可憐。」
 
嗯……我覺得超無言。
 
我完全明白那種心力交瘁,趕稿深淵,追線黑洞的乏力感。華航發表聲明記者要到。工會發表聲明記者要到。華航在證交所發表聲明,記者要到。他們既要看守罷工抗議現場,還得看管資方回應,有的晚報記者明明在中午就已發稿,到晚上十點多還在被追著要稿單。
 
關於這次不知道何時會結束、勞資談判何時會重啟,況且可能是台灣史上能見度最高的罷工行動,記者的工作權益顯然也被忽視了。
 
台灣記者的過勞程度在各行各業當中絕對排得到前面。
 
但老實講,如果每個台灣勞工都有這種心態,哪天台灣媒體記者真的罷工抗議了,搞不好也會被人家講,「這些記者每天跟廠商政要吃飯,有的還讓人招待假參訪真觀光,記者會有禮物、甚至還有禮券拿,吃香喝辣,還要聽他們講自己有多可憐,」那真的也只是剛好而已。
 
華航空服員罷工的重點根本就不是空服員薪資多高、飛過哪些地方,而是暴露出--拜託,就算是空服員,在台灣的勞資環境,各行各業不管薪資水平如何,資方對勞動條件、工時計算、加班費支給等等各方面,都太壓榨苛刻了。這不是空服員薪水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即使他們薪水相對較高,卻依然感到被剝削。那麼,薪水更低的其他勞工,你們為何不跟他們一樣生氣,為何不跟他們站在一起?
 
比如說記者一個月兩萬八起跳最高搞不好就五六萬幾年停滯從不加薪,每天過勞追著新聞跑你只知道抱怨,重點是「你們自己為何不生氣」?
 
台灣媒體的工會,最有組織的當屬壹傳媒,其他的只能說是寥寥可數。
 
我真的認為勞工要站在一起,白領也好、藍領也好,或者是不屬於甚麼領的也好,你以為自己賺多點屁錢就比較高級了,財經記者炒炒股票生活還過得去也就好了,就天下太平就沒事了嗎?在資方眼裡你不過就是一粒沙,一顆鼻屎,若不團結起來被人家撣一撣就掉了,比較奴的那些還說你們到底在爭甚麼。新聞人被資方壓榨、被要求要即時再即時,即時兼影音、還有原本的紙本稿子要截,快累壞了嗎?某年某報全體加薪幅度是五百元,記者們抱怨著還不如不要加,抱怨完了有嘗試改變甚麼嗎?
 
之前自由時報要組工會,偌大一個數百人的公司要湊出三十個名字還差點達不到門檻咧,繼續被壓榨真的不能怪別人啦。
 
再說一次,勞工不團結起來就只會被資方吃乾抹淨。而且台灣的資方還是最慣老闆的一群,你沒看郭台銘大言不慚說「鴻海的同仁都在周六主動加班,即使沒有加班費」在那邊秀下限,還看到別的勞工在那邊幸災樂禍說「ㄏㄏ幸好我沒在鴻海上班」。
 
問題是,每個人都應該為另外一個被壓榨被剝削被苛刻對待的勞工生氣。
 
今年三月中旬,澳洲媒體控股公司Fairfax Media 為節約成本,樽節支出,決定在集團旗下的部分媒體裁減120個全職職位。而影響所及媒體內部的編採人力,也不過是八百多人。消息一出,雪梨的《先驅早報(Sydney Morning Herald)》、《澳洲財經評論(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以及墨爾本的《年代(Age)》工會僅用了一天就投票通過罷工決議,贊成、反對是115比3。罷工決議通過後旋即在隔日起實施。
 
不久之後,隸屬同一集團但並未被納入裁員計畫的《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與《布里斯班時報(Brisbane Times)》宣布加入罷工行列。
 
「我們將為捍衛每個人的職位而戰鬥。」當時的工會聲明這麼說。
 
所謂罷工,就是要讓資方感覺痛、感覺損失,讓消費者感到不便、讓社會大眾受到影響,而只要你身為勞工,你就絕不該是一場罷工的「只是旁觀者」。只要身為勞工,你就不該為航班受到影響而抱怨,而是打去客服表達「我理解這些不便是因為勞資談判破裂引起的,請公司盡快拿出誠意和工會對話。」身為勞工,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這些不便、這些影響的壓力導向資方。
 
根本就沒有甚麼所謂「你過得比我好你還在那邊哀什麼」的道理。
 
權利從來就是爭取來的。唯有當勞工都團結起來,唯有每一個勞動者都給予彼此支持,才能讓這場台灣史上最高能見度的罷工,也真正成為台灣勞資關係斡旋史上的里程碑。
 
最後,對於空服員罷工,華航取消六月24日松山、桃園所有出發航班,並表示「對於造成旅客不便深感遺憾與抱歉。」
 
我只想說去你媽的爛資方。
 
對啦,無論是航班底累、改點、甚至取消,航空公司從來就只會深感遺憾與抱歉,反正講遺憾抱歉不痛不癢,旅客情緒不爽從來都是地勤與空服在扛,現在空服員抗議了罷工了,華航還好意思發這種聲明說「深感遺憾與抱歉」到底要不要臉。啊好啦反正就是不要臉啊才會說人家「突襲罷工」,明明罷工投票進行了兩個禮拜資方嘴臉就是傲慢嘛何不食屎。
 
喔對了,如果有人看到這裡決定回應說,「等你的航班被影響再來講這些吧。」我只想說,下周末本人就是要搭華航班機從洛杉磯回台北喔,但如果華航勞資談判沒有進展,我百分之百支持罷工持續下去。
 
補個幹。














 

Jun 22, 2016

起來讓奶奶抱一下

 
男女同志雙性戀們風風火火慶賀同性婚姻在各國修成正果,世界各地的跨性別們,只不過是想好好上個廁所。
 
「當人們講LGBT,我從來都不覺得跨性別跟LGB有著同樣的需求。」她說。
 
你以為有了同志婚姻,我們就到達了烏托邦嗎?
 
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早前實施了一項行政命令,允許人們依照自主選擇的性別認同使用洗手間,而有不被歧視的自由。然而,州政府火速簽署的H2B州法,推翻了夏洛特政府的行政命令,要求「本州所有人都必須依照他們身分證件上的登錄性別使用洗手間,否則即屬非法。」
 
她在六十歲那年向她的孩子出櫃。那時她還是他。他的心理師兒子說,老爸,我有話想和你談談。我有個問題想要問你。她說,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他對他的兒子說,如果你要問我那個問題,我現在就告訴你一個這世界上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答案。是的。我是跨性別。她說,還以為他的兒子會驚訝,詫異,但他的兒子只是說:「老爸,謝謝你。我們一直在等妳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有兩個媽媽了。我愛妳。」
 
而她今年八十二歲了。
 
她說。我有一個朋友是女跨男。每次我們出門每當我們要上廁所我們都各自前往女廁與男廁。
 
只是如果在北卡羅來納,那麼……我這已經做奶奶的人,只好去上男廁,而我的朋友則要以他的男兒身走進女廁。
 
我真的不知道哪種情形對大家比較好。她說。她笑。
 
如果他們要確認你的身分證。我真的可以給他們看身分證。她說。
 
而北卡羅萊納州的Christian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想要成為Christine。她被逐出家門。她工作。她存錢。同時嗑藥為了她不能是她自己。接受荷爾蒙療程。她自殘為了她不能是她自己。歷經幾次大小手術。她是HIV positive。她曾經試圖毀掉她自己,為了她不能是她自己。在他成為她的過程當中她的心逐漸康復。她每個禮拜跑一趟馬拉松。她開始喜歡自己。可是在最後的手術前夕,她的家人衝進醫院試圖毆打醫護人員試圖阻止他們給她成為她自己的機會。她的律師幫她申請保護令。
 
在聽證會上,律師問她的家人--如果你們可以選擇,一個健康、快樂、不再自殘與嗑藥,還每週跑馬拉松的女兒,你們為何要一個逐漸毀滅自己的兒子。
 
她的父親說。如果我們可以選擇。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一個兒子。
 
但他們不能選擇。她甚至不能選擇她自己是怎樣的人。
 
她說,她就是Christine。她說我喜歡這個名字。這就是我。
 
每當跨性別上廁所,每當她們與他們看著自己的身分證每當別人看著她們與他們的身分證,當薪水支票上的「那個名字」不是你想要的「這個名字」,整個世界都在提醒著,妳不是妳自己。
 
統計上跨性別的經濟處境極為嚴峻。有著較高的自殺率。被解雇。在職場上被歧視。在校園。在每次上廁所的時刻。他們與她們在某些人心中甚至不存在。當百分之十八的美國人說自己見過鬼,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說自己認識跨性別。而百分之九十三的跨性別自陳,曾經蒙受職場上的霸凌只因為他們不是別人想像中的「那樣」。
 
的怎樣呢?
 
「好比從來不會有人想像這世界上會有個索馬利裔、穆斯林、的跨性別。」她說。
 
但這孩子就在這裡。在明尼亞波利斯。她聰明,靈巧,又健談。
 
當然你可以秀出資料給每一個學校老師說--跨性別的孩子如果得不到適當的支持他們的自殺率會是其他孩子的多少倍。你試圖讓他們理解,無論跨性別的權益這件事與你多麼無關,突然之間她或他就去死了。他們,就死了。你真的不希望這個社區的某個人去自殺,去用藥,那麼你為何不多給他們一些支持與關心?生存很嚴峻。生活更是。比如說上廁所。比如說,在餐廳吃飯。比如說即使只是走在街上。
 
每個人都值得被以他們自己相信的方式被對待。就這麼簡單。
 
可是又這麼困難。她說。
 
我輕輕地哭了。她便走到我的座位旁,說,站起來讓奶奶抱一下。那個擁抱如此溫暖,深厚,那是個我的奶奶從來沒有給過我的,前所未有的擁抱。
 
#IVLP





 

Jun 18, 2016

並不是後愛滋時代

 
費城的周五夜晚即將開始了。他說,第一次來到美國我多麼想要跟這些美國佬上床。可是我怕。
 
當我們談論愛滋像一個環繞著我們的詛咒。
 
當我們談論愛滋,在墨西哥在迦納在奈及利亞在烏干達。在台灣。在費城。在華盛頓。決定不用保險套的那一瞬間,其實就像玩樸克牌抓鬼。抽牌的時候要記得微笑。裡面的鬼牌不宜過多,但也不會太少。該如何談論愛滋與HIV positive?
 
在墨西哥,即使是醫療人員都可以拒絕給予帶原者應有的醫療照護,因為你是娼妓你不是人。你低等。你是同志。你低等。這個世界為何要花費資源「治療」你?反正愛滋是無藥可救的疾病。他說,他們這麼說。
 
在烏干達你要做病毒檢測你得付好幾十元美金。他說,可是在華盛頓他們讓你檢測,然後還給你錢。
 
所以在烏干達檢測率怎麼提升得上來?他說。他說於是他們就死了。
 
而那些還活著的人們啊,他們根本不在乎。
 
但在美國,人們談論PrEP,你每天都得吃藥,保險給付你一個月1300美元左右的藥費,但會加入PrEP計畫的人其實也就是那些原本就傾向使用保險套的人。跟保險套一樣,PrEP只是個工具。會把它當作安全性行為一部分的人,其實發生未受保護的性行為對他們而言是極為稀少的選擇。他說。於是世界並沒有因為PrEP變得更無害、無毒、無感染。他說,費城十一歲到十九歲的感染者數量不斷攀升。黑人感染者不斷攀升。拉丁裔的社區裡,感染者不斷攀升。
 
「對美國的白人男同志而言,愛滋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但對有色人種社區來說,愛滋,是一個生存的問題。」他說,兩千年以來他們試著重塑華盛頓地區拉丁裔同志社群的歷史,他說--如果我們自己不做這件事情,是不會有人幫我們做的。
 
可是在某個年代我們的朋友都死了。因為愛滋。於是社群歷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像個詛咒將我們吞沒。他說。
 
在我們有同志運動之前,早就已經有同志了。在愛滋爆發的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以前,早就有同志了。可是尋求這些口述歷史資料的過程隨著時間流逝,卻越來越困難。因為他們都死了。那些有名字的沒有名字的人,都已經離開了我們。
 
而我們該如何是好?
 
當他這麼說我們沉默。他說,愛滋奪走了我一整個時代的朋友。可是現在,人們彷彿認為只要每天吃個藥就沒事了。PrEP或許可以阻絕HIV,但不能阻絕其他的性傳染病。
 
那來自病菌的--對男同志的大規模屠殺,會再一次淹沒我們的社群嗎?
 
一開始愛滋並不是愛滋。是GRID。Gay related immunity disease。那是個詛咒其實現在還是。他說在奈及利亞,鮮少有廠商願意生產提供符合我們族人尺寸的保險套。資源是那樣地稀少,且昂貴。他們會說,我只和我的男朋友發生性關係所以我為何要花大錢使用保險套。只是他們不覺得自己其實是在跟男友的每一任男友,有著間接的性接觸。也或許,在某些社區,那些暴力盛行的社區,男同志因為仇恨暴力、因為毫無展望的社會生活,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可以活過二十五歲,他們會說--我何必保護自己反正我不知道我何時會死。
 
所以愛滋。反正愛滋。反正,我們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
 
他說。
 
而即使是在某些社區服務單位他們提供你檢測。測出來你是 positive,他們只是給你一個電話號碼要你打去,讓醫院接手。像訂Pizza一樣把你轉過去。這樣而已。有的人測出來 positive 他回家的路上就去跳河,去臥軌。因為他覺得自己不知道何時會死。像一個黑暗的詛咒,世界何以如此廣闊,卻讓人無處可去。
 
我們有誰不是一天天走向死蔭的幽谷呢。
 
無論健康、病朽,我們終究不能抵擋這身體終要老去,也總有一天會躺在棺櫃裡,等著別人來看我們一眼。
 
「而居然還有人說現在已經是『後愛滋』時代了。」從來就沒有甚麼「後」愛滋。那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喝醉酒,用了藥,或只是非常非常想要的時候手邊沒有保險套。那是每一個抉擇所帶來的恐懼與承擔,每一個定義了你是 negative 或者 positive 的瞬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會如何老去、死亡,健康,或病?那是個每天每天都存在我們身邊的問題沒有任何解答的問題,而我們都還在教育和學習。
 
病毒不問季節,鬼火般爍迷迷給人指路,終要滿城夜行的不眠者失了方向。
 
費城的周五夜晚即將開始了。
 
我們依然憂懼。當我們談論愛滋。





 

Jun 17, 2016

用我的樣子守護社群

 
「我的使命,是用我真正的樣子守護這個社群。」她說。
 
她塗著桃紅色的指甲油,雷朋的太陽眼鏡則是她的髮箍,束起她一頭柔軟的髮絲。研討室的燈光有些清冷,照在她左胸口的金色警徽上,可打亮了整間房間。右胸口的警用對講機,偶然透出沙沙的無線電雜訊,像她低沉沙啞的嗓音。
 
仇恨犯罪是怎麼回事呢?
 
她說,身為跨性別女性警官--比如說,當我周末脫下我的制服,換上我的高跟鞋化上漂亮的妝閃亮亮地要出門玩了,有一台車在人行道旁邊停下甚麼也沒有說就把我揍了一頓。無緣無故地,我覺得莫名其妙直到過了兩個街口,噢那裏又有另一個跨性別女性,同一台車上下來了同一批人,他們打她。於是我們就知道了。仇恨犯罪,那是一種模式。
 
他們並不需要一邊揍你邊罵你是人妖。
 
仇恨犯罪的行為本身,就足以定義了它自己。她說。
 
當然,當然,如果有人想要扁我的話,肯定會被我扁得更慘。她這麼說,我們就笑。她說,可是這個城市,這個國家,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跨性別--尤其是跨性別女性--並沒有保護自己不受仇恨傷害的能力。她們被揍被打被扁,甚至是被攻擊被殺害,只是因為她們是跨性別。因為他們是男同志。因為他們是雙性戀。因為他們不符合性別的期待。
 
比如說,今天我們齊聚這裡而有人知道了這兒有一群LGBTQI,他衝進來用機關槍對著我們掃射。她說。如果這不是仇恨犯罪,大概也沒有別的仇恨犯罪了。
 
在警界許多許多年,她也曾經把自己藏得很深。很深。
 
「妳不能用這樣的身分,做這份工作。」曾有人這麼對她說。於是她離開了那單位。來到華盛頓。確定自己的性傾向是非常痛苦的。尤其與這份職業所被賦予的期待,且那麼地衝突。她說。直到她來到華盛頓。
 
更加痛苦的事情,是每一天,每一天,她看到LGBTQI依然被仇恨犯罪所困擾著。有一天她選擇出櫃,告訴他們,「我的使命,是用我真正的樣子守護這個社群。」
 
她說。
 
然而就在上一個周末,發生了奧蘭多事件。
 
即使是像我們這樣的人有時也感到無能為力。她說,上個禮拜準備講稿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將要討論仇恨犯罪,當時我心中有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關於我要談什麼。我該怎麼談,我手邊有許多的統計數據,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終於開始知道,該如何將仇恨犯罪從眾多罪行當中,辨認出來。
 
可是上周末的事情讓這一切,都變得不一樣。
 
她說,當我重新思考我該如何談論仇恨犯罪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是讓自己不哭出來。
 
禮拜一早上讀報。試著不哭出來。早上七點半開第一個會,和工作夥伴們稍微談論奧蘭多的悲劇,試著不哭出來。作為一個同志運動的倡議者、一個社群的保護者你知道你必須要引導人們。早上十一點我喝了第二杯咖啡。我試著不哭出來。吃午餐的時候,試著不哭出來。下午三點半我在另外一個會議上說,這個事件不僅衝擊了我們每一個人,大抵也會以某種形式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社群。
 
或許需要幾年的時間吧。或許更久。我們試著,不哭出來。
 
在奧蘭多許多人因為仇恨失去了許多朋友。
 
所以我們該如何談論仇恨犯罪呢?我們該如何辨認仇恨犯罪?她說。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數字化、量化,好比2015年全美國有24件殺人案,被定義為源於仇恨暴力。其中跨性別,與不符合性別氣質期待的受害者佔了16件。在24個案件當中,有13案的受害者是有色人種的跨性別者。而在所有仇恨犯罪通報案中,有62%的受害者指認加害者是他們認識的人--關於這些數字,我們還可以繼續下去。她說。
 
這些只是統計。若是統計我們可以給出更多數字。她說。可這些人,那些人,每一個在仇恨犯罪中失去生命失去尊嚴的人,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姊妹,是我們的鄰居,同學,同事。這些仇恨犯罪在告訴我們--因為你是同志,妳是跨性別,你是黑人,你是亞裔,你是一個娘娘腔,所以你被羞辱是應該的。你被攻擊是應該的。你去死,是應該的。
 
但沒有人應該被如此對待。
 
她說。
 
曾經有一個時代,許多的仇恨犯罪,甚至來自警察社群對少數族裔的惡意。那是黑暗的時代恐怖的時代。
 
但現在,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時代,她說。我們正努力讓警察學著更願意傾聽,那就是為何我在這裡。她說。「我的使命,是用我真正的樣子守護這個社群。希望任何地方,都不再有人為了他們是誰,而遭受到任何的不幸。」
 
不要再有人為了他們是誰,而失去尊嚴。
 
#IVLP






 

Jun 14, 2016

平權,平等,我們活著

 
一切都太難解釋了。就在我們抵達華府的同一個夜晚,那個夜晚有人開槍在同志夜店殺掉五十個人。就在我們抵達華府那晚,是華盛頓的 Pride Weekend,而我們真的不知道應該在這個夜晚慶祝,或者默哀。我們默哀,安靜的一分鐘。
 
但一分鐘遠遠不夠。那是鼠哭的夜晚而我們甚麼也不能做。
 
他說,我出身在天主教的家庭。我們想像,為何一個出身在美國長大在美國在這樣的國家的人,會做出這樣的事。他們說。為甚麼。或許並沒有為甚麼。並不需要理由在一個多元的國家我們錯愕但我們還是決定要撫平這樣的傷痕。但仇恨也是。仇恨不需要理由。你以為這個世界是安全的所在了嗎?
 
「他的父親說,同性戀會受到上主的懲罰。」他是穆斯林。
 
「但其實真正的基督教徒,也會說出一樣的話。」他們便苦笑。所以這是宗教的問題嗎?或許是。
 
你以為這個世界是安全的所在了嗎?
 
絕對不是。她說,我有一個六歲的女兒。在我結婚之前我是雙性戀我有過一個女朋友。或許兩個。我的丈夫知道我的過去。
 
我以為他接受。她說。但他其實不。
 
當他想起我曾經是一個雙性戀他打我。她說。我們說,那真的是太糟了。我們只能這麼說。
 
她說,海地是這樣。女性可以被因為任何理由遭受攻擊。
 
即使妳不是雙性戀他們可以打妳為了隨便的藉口。
 
同志遊行?走進人群像你是一個同性戀?那太遠了。那真的太遠了。她說。
 
他說我羨慕你們台灣。你們有十幾年的遊行但奈及利亞你想要有遊行,就像你張開雙手叫人家來殺你一樣。即使是醫生、律師,那些有地位的人,你在我們的國家公開說你是同志,你的事業就完了。除了離開這個國家之外你難有立足之地。警察可以隨意地逮捕你並要求你五十元美金的保釋金。因為你是同性戀。但諷刺的是,最美好的同志派對在奈及利亞都是由最高層的警官舉辦的,他們擁有荷槍的保鑣確保每一個人的安全。他說。
 
在一個派對必須有警察守護。他說。
 
你可以穿得很美你可以像是一個gay,但你不能說你是。那是原則。他說。那是奈及利亞。
 
你相信嗎,即使奈及利亞政府明天就通過同性婚姻,也不會有人去登記的。結婚?在我們的國家,同志想要的只是牽手走在街上不會被攻擊。不會被殺掉。只不過一個月前,有一個男人被分屍他的屍塊被丟在大街上,因為他是一個男同志他說出了他自己的認同。如此而已。我們離婚姻平權就是那麼地遠,我們的心願只是那麼地小。他說。
 
那麼地遠。
 
而迄今在每個地方仍有人必須為了他們的認同道歉。為了他們的認同付出性命的代價。
 
「我羨慕你們台灣。」一切都太難解釋了。就在華府的這兩天,最悲慘的與最美好的都在這裡。在這裡發生。台灣還是很美好的,即使我們走得還不夠遠,但其實這條路沒有終點。沒有終點的。平權,平等,我們活著。那就是最值得慶賀的事情了。讓我們默哀好嗎,安靜的一分鐘。
 
停止仇恨犯罪,就是現在。
 
現在。





 

Jun 4, 2016

八九六四,二七



 
那天在香港辦公室,一個中國同事同我聊到何時離港?我說,拜五晚上就走了,你呢?他說,週日吧。想多待過週末,週六不正好是六月四日?想去那個甚麼公園看看,每年都有紀念活動的那公園。我說,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他說,就是。
 
他說,其實就挺羨慕你們台灣的,雖然咱們在中國大陸啊大家都知道六四的,可沒人公開來說。講起來,你們那兒的民主啊選舉啊,鬧哄哄的,可挺好的,年輕一輩都想要。
 
但台灣還有人覺得這就是「太自由了」。我說。
 
他瞪大眼睛說啥叫做太自由呢!咱們中國大陸啊這不行那不行的,有些單位的領導啊搞起來,挺黑暗的,沒人監督,那才叫做太自由。
 
我拉他到座位上,開了網頁,那是葉毓蘭的po文,「我與一名太陽花大將同台,知道他們以反黑箱服貿為由進行抗爭,但還有更崇高的目的。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警察的血腥鎮壓,誣指警察殺人,顯然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行政院當晚聚集幾千人,血腥鎮壓結果恐怕是要血流成河吧?如果不是太陽花公司的特效組、道具組失職,就是太陽花們嚴重貧血! 」

他說,這說的是台獨吧?我說,是了。
 
他說,這話聽起來好像大陸政府講六四只死了幾百人吧。你們那個學運在中國大陸當時話題挺火的,每天大家吃飯喝酒,就談太陽花、談台獨。也真有人覺得會不會真在台灣搞出一個天安門?當時我就說不會。結果當然沒有。我對你們台灣也不知道怎地特有信心!
 
我說之前還有台灣人說六四沒死人呢。
 
這就是言論自由吧。他撇撇嘴。
 
我回說就是,言論自由最大的缺點就是一旦笨蛋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們就會毫無懸念地把自己暴露出來。
 
那年某熊跟我說的,「無論政府多麼致力於不讓人民知道掩蓋的真相,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事情並不會因為不被承認、不被討論,就不曾發生。雲煙消逝尚且意味著曾有雲氣煙塵積聚於此,況且,我們還在記憶它,還在談論它,還在每一年的這一天按下計數器,提醒彼此,六四已經二十七年了。
 
只是歷史繼續在天安門缺席著。
 
就如同有些台灣人,一些「太自由」的台灣人,大概是覺得非得要像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沒有坦克、沒有「真的死人」,就不能叫做血腥鎮壓。
 
而今天就是六月四日了。其實沒有人忘記六四。不會有人忘記的,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中國曾經有機會成為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國家。只是迄今它仍然沒有承認過那場屠殺的存在,它可以封鎖「今天」,但不能封鎖每一個人的思想,以及對「民主中國」的想像。
 
我們在台灣、在香港,記得六四。
 
或許某天,民主中國終將把它寫進自身的歷史。




 

May 28, 2016

並沒有人拉住它

 
等待行人專用號誌的同時,人行道邊上,一台嬰兒車正沿著輕淺的緩坡,往即將轉換為綠燈的道路中心,安靜地滑過去。
 
那嬰兒車有大半已經抵達柏油路面了。只是這時紅燈尚有七八秒鐘,準備右轉的機車、汽車、和小貨卡,低鳴著怠速的引擎吼聲,在這襖熱的五月底天空下喘息。有些騎士與司機已開始淺淺地催著油門,有些,則耐心地等著。那嬰兒車上載著無法分辨性別的娃娃,繼續往馬路上滑去。
 
並沒有人伸出手來拉住它。
 
人行道上有三位年輕的女性,以及另外兩台嬰兒車。只有其中的一位,沒有將手搭在屬於她的那台嬰兒車上。她們吃著霜淇淋,歡快地發笑。另外兩台嬰兒車上的孩子們,在厚重的夏日天氣下,發著汗。沒有人注意到那台嬰兒車。沒有人注意到,距離邊上馬路的綠燈,只剩下一秒鐘了。
 
吃著霜淇淋的那其中一位,這時拿出了手機,不知是撥打電話,抑或是用單手回著訊息。
 
燈號自紅色轉綠,等待右轉的機車,汽車,小貨卡發出了百無聊賴的低喊。在那裡,有一輛嬰兒車自人行道突出了路面,阻礙車流的方向。行人專用號誌自然還是停止的。女人們舔著霜淇淋,她們視線與話題未曾觸及的地方,一輛摩托車打從斜裡壓過來,擦著嬰兒車的邊上,右轉,並加速而去。一輛馬自達六,則必須先稍打了左,方能劃開較大的旋轉半徑,走上它原本計畫的路線。
 
接著是小貨卡。其實是不過兩線道的馬路,外側車道並沒有太多空間可容小卡車迴旋。它試圖直接右轉。司機困惑的表情看著那台佔用了車道的嬰兒車,計算著轉彎所需的內輪差半徑。它緩了下來。這右轉的綠燈不過二十幾秒,於是後方的汽車駕駛按了兩下喇叭。
 
於是小貨卡繼續嘗試著右轉。它並沒有停下。
 
也沒有人發出聲音呼喊。
 
直到貨卡的後輪以或許幾十公分的距離打娃娃面前經過,那娃娃發出驚慌的大哭。那位左手拿著霜淇淋,右手拿著手機的女性,手中有甚麼東西快速地落下。她這才開始尖叫。她衝到馬路邊上,將嬰兒車拉回人行道的緩坡。
 
幸而掉下去的是霜淇淋,不是手機。
 
罩頂炎熱的天氣裡,霜淇淋自然是融得極快極快的。很快地,人行道的地磚上將留下一塊黏膩的污漬。或許會有人踩過,並且咒罵那黏膩。或許,裡頭的糖分,也會吸引一些螞蟻前來分食。
 
此刻,行人專用的號誌,不過剛要轉為綠燈而已。






 

May 17, 2016

悼亡的新月

 
日子靜靜滑進了五月中,沒發出甚麼噪音。在這國際反恐同日,或許也不需要,日子,或者說生活啊,它通常反覆地發出機械與金屬的聲響,軋破所有耳膜,割開每張帆布與護身的鎧甲。於是它若能安靜地傾軋過來,或許能讓底下人們咳血的尖叫聲,傳得遠些,傳得清晰些。
 
你這麼想。
 
你的這天以坐到一台半路拋錨的公車做為開始,可接下來的日子肯定不會因此更加順利的。
 
要搭到拋錨的公車有多麼不容易呢?你並沒有甚麼印象曾在路中間下車,無濟於事地打開公車app查閱下班車幾時到達。在你一切的通勤道路史上,並沒有這樣的經驗。於是你想,這可能比遇到一個不評論的消息來源更為艱難些。可能,比訪談到一個從未遭受霸凌的青年同志,更艱難些。只是電話被拒絕了可以換支號碼再撥打,日子繼續著,有些車子就在路旁,停下了,不再開了。
 
司機帶著抱歉的語氣,說,抱歉,車子壞了,請你們下車等下一班公車到站吧。
 
下班公車很快就到了。突然轉趨涼冷的夏天,也會很快再次回溫,批臉而來的冷風可能好快要停了。這天是國際反恐同日。
 
你並沒有什麼話特別想說--這日子靜靜滑入它的軌道,帶來些壞消息,一個朋友過世了。你對自己說,噢。並不是多麼熟稔的朋友,見過幾次面講過幾次無傷大雅的玩笑話,你想起他不笑時總顯得有些冷峻的嘴角,又想了一想,發現自己想不起他笑的樣子。想到這裡你就想哭了。
 
但你並沒有什麼時間留下來讓自己哭。
 
日子在軌道上便這麼滑進了五月中,五月並不是好的季節,你想起賴香吟的五月。想起每個五月,你送走的那幾個朋友。去年,前年,大前年的五月,都是。慢慢習慣了,你想。
 
而這樣的習慣畢竟是可以習慣的事情嗎?你淡淡地掛掉了客戶的電話,假裝和藹可親的樣子並回覆每一封信件,繼續嘗試撥打不同消息來源的手機。某個追了九個月的案子突然急轉直下,他們說,「最近沒有什麼新的訊息可以分享」。突然沉默的他們,像是五月。起風的初夏,雲氣積聚,氣溫下降。生活還是沒有甚麼聲音。
 
你在辦公室裏頭自己一個人。很想尖叫,但叫不出聲音。啞啞乾乾的,突然另一個朋友說,是不是同志折損率都比較高呢?你說,你不知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或多或少吧,你們承受著稍大的壓力造成各種隱而不顯的傷口,即使是天氣也帶來損害。這已經是五月了。一台故障的公車,步伐踩過,不知道何時鬆動的人行道磚從底下吐出惡意的髒水,上一場雨是什麼時候呢,你不知道。太多事情你不知道了。就像上個禮拜,兩個同時墜樓的陌生人,為什麼呢。腦漿為甚麼是白色而不是紅色的呢。你不知道。
 
你知道的事情太過稀少,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在什麼時候損壞了。
上個禮拜北台灣充滿地震,地震充滿了時間就這樣五月中了。朋友說,地震的時候再次確認了自己並不想死。其實你也是。但有那麼一瞬間,腦海中也同時浮現了「或許就這樣在天災裏頭死掉,似乎還可以接受」的念頭。
 
是什麼時候可以接受這樣的念頭了呢?
  
或許真的不需要吧,你只是想要發出無聲的尖叫砸毀這個已經爛到底的世界,口出惡言辱罵每個問出無謂問題的人,告訴他們:拿你的無聊問題去煩別人。但你不行。你只是露出平靜祥和的表情和每個人說,你好,謝謝你,再見。
 
日子靜靜滑進五月中,沒發出甚麼噪音。
 
你還是想不起那個不常見面的朋友,他大笑的表情。他當然是大笑過的。只是這個五月快要過完,以後你也再看不到了。你一個人上班,下班,街角轉過去所在的地方,早上停駛的公車,當然當然也已經駛離了。





 

May 7, 2016

醬醬,一年過去了

 
醬醬,就這樣,一年過去了。
 
一年來除了某些奇異的時刻我並不時常想起你。想起你無非是比如說,吃大麥克的時候想你曾說過,「吃漢堡就是要全部夾在一起,張大嘴巴一口咬下去啊。」而我會把大麥克分層攤開,從最上頭的麵包開始往下吃,一邊告訴你,我總是擔心自己下顎會脫臼,而你回我,「姐,那你還當甚麼專業的男同志呢。」
 
然後我們笑出聲音,像是分享了一個最好的笑話。
 
醬醬,想起你的時候我說,活著的人的事情才是最為艱難。
 
一年來,我們這些被你留下的人各自勉力過著生活,繼續變老,嘗試安慰,試圖拯救,拉開一張張徒勞的網子,接住不知道我們能否接住的那些雨水或岩石,告別某些朋友,擁抱某些朋友,日子是這樣,醬醬。一年來我並不常想起你,而是把許多時間花在其他朋友身上,試著阻止他們墜落。
 
忙到後來我快垮了。但又不能不。醬醬,你知道嗎,我畢竟是害怕失去的,而你便靜止在永遠的二十五歲。我常常想當時我們是不是錯過了甚麼暗號、甚麼細節。是不是,有些事情本來不會發生的。我不知道。
 
朋友說,你這作弊的傢伙。
 
當然。你註定要永遠年輕而一年過去,我們便都老了。
 
我不確知我們是否真的已經失去你--若我並不時常想起你,是否就不必確認這事情了呢。
 
只是醬醬,我總感覺你還在附近。會在紅樓的酒水之間,突然從背後跳出來抓住我的肩膀,大聲說,「姐。」然後我回頭,看見熟悉的你的笑臉我會大叫,靠夭啦幹。
 
那天我們談論你。那些日子我們談論你。像試著縫合一個難以痊癒的傷口,像補救我們那些不被接聽的電話,像是,只要以維繫艱難的生活本身繼續揹著你的影子走下去,就能夠是我們所能夠記得你的方式,證明自己還挺得住這生活的重量,白晝暗暝的折磨,每一場雨天炎天一年就是四季。
 
你在彼岸,我們在此岸,日子繼續著。
 
只是你真的已經不在了吧,醬醬。已經一年了。
 
一月一日前夕我在臉書上說,今年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別再有朋友自殺了。也幸好,五月正是溽暑正要開始的時候,沒有壞的消息,請你在那邊也拉開網子吧。別讓他們掉下去。
 
今天下午整座天空響著悶雷,若天有閃電,就讓它擊中我吧。
 
偶爾我想像自己在角塗寫你的名字,在我還能思念你時,也不用太常想起,便不必驚懼於失去你,或將散的雲。
 
這樣很好,醬醬。一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總會有人選擇甜美的生活,總也有人將手伸往那杯偏苦的啤酒。夏季正要開始,在那忘憂得樂,無痛無傷的所在,如果你看得見我們每天的掙扎,比如說愛闔起拉鍊,影子走過無人的防風林--醬醬,就用你那招牌的機歪的方式嘲笑我們,再安慰我們吧。我們都會聽到的。
 
醬醬。






 

Apr 26, 2016

他拒絕我們他關上門

 
他把我的電話給了每一個想要幫助他的人。
 
幾周以來,我接到早餐店他那短期雇主的電話,接到我從未聯繫的他大學同學的電話。今天我甚至接到台南某教會的電話,電話那頭的男人非常友善地說,他上周去了教會請求幫忙,而這周他又再次來到教會。電話那頭的男人說,他說您是唯一會幫助他的人。
 
我說,我不是。我說我已經救不了他了。
 
告訴每一個為他打電話給我的人「我幫不上忙」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當每一通陌生的電話響起,每一個友善的人提起他的名字,說「我們這裡有一位XXX先生,他說您是他的高中同學」,我的心就疼痛一次。但不是說好了我已經不是他的朋友了嗎?二月底那天的松德院區,他不是說,「如果當朋友的前提是要吃藥,那麼這朋友不要也罷」了嗎?我不斷告訴他們,我幫不上忙。每次說出這句話,便感覺我多死去一點。
 
可我救不了他。我真的無法。
 
前天他寫了email給我,他說後悔自己在一間資安像台商的外商公司上過班。我沒有回。我甚至無法讀完它。他或許不知道我已全面封鎖他的電話、iMesssage、他的LINE和Whatsapp。於是他用公共電話打給我,他請求每一個試圖幫助他的人打電話給我。於是他寫email給我。他把我的電話給了每一個願意幫助他的人。
 
可是他不知道一個世界的善念是會被消耗殆盡的。當他的家人拒絕出面,當他的朋友已被他當成不是朋友,我無法永無止盡地給他援助。經濟上的,心理上的,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經垮了。
 
我對電話那頭,台南某教會的男人說,我曾經幫助過他。
 
可是他拒絕我們。他關上門。他離開松德。他說我們策畫一切又說我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
 
但我不是。我已經救不了他了。
 
我說,事情是這樣的,只能麻煩您了。電話那頭的教會男人說,我理解。然後我掛上電話。走到辦公室外頭的陽台開始哭泣。




 

Apr 16, 2016

然後那些咖啡店就死掉了

 
然後那些咖啡店就死掉了。
 
明明就是個有著明媚陽光的下午,趁剪頭髮之前的空檔往永康街區晃去。觀光客還是觀光客,推著嬰兒車的夫妻依舊是推著嬰兒車的夫妻,可往巷子裡走,驚訝發現這宅咖啡掛出「暫停營業」的告示,隔壁的烏鴉咖啡則滿是箱箱櫃櫃,老闆娘一個人在裡頭抽著菸,說,YC我們不營業了。
 
像一朵烏雲,遮在永康街六米巷的狹窄的天空,那些咖啡店終於頂不住鄰近住戶的檢舉,老闆們還是決定收手,不玩了。
 
台北巷弄本來是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它們是城市的微血管,開出了各色咖啡店,各有賣點,有的賣音樂,有的賣貓,有的則賣一方安靜。許多年輕的音樂人、劇場人、設計人、寫字人,都在咖啡店安身,思索,讀書,寫作,這難道不是所謂城市文創的根柢?就在特色小店比鄰而居的同時,卻給一條「六米以下巷道不得作為營業場所使用」的自治條例給窒死了。
 
烏鴉的老闆娘笑說,都發局的人那時告訴她,「以後你們還要再開店的話,千萬別再開在大安區。這兒的住戶啊,難搞。」
 
她是說了個笑話但其實我一點都笑不出來。
 
街區的秀異本來就該來自於新進的小額投資,打造不同空間,讓具備各種需求的人們在此地來去,咖啡店有別於一般的餐飲事業,它不製造油煙、也或許不會有太多噪音,可里長們總是來了,說「你們這兒一直被檢舉,年輕人創業不容易,你知道的。」我不知道那句話是甚麼意思--難道我們要的城市僅是那些在幹道邊的連鎖店、供觀光客消費的伴手禮舖子,難道,一座城市只需要主動脈,卻不需要微血管嗎?
 
六米巷弄正好因為其店租低於幹道,成為孕養特色小店的溫床,它不僅可以孕育咖啡店,手工藝品店,同時更是一座城市之文創的必要條件。我覺得這諷刺極了。
 
在烏鴉咖啡和老闆娘聊了一會兒,幾個朋友來了,指著桌子椅子說,那這些我們就搬回公司去用了,這多少錢?
 
一家店結束,兩家店結束,它意味著的或許不只是「然後這些咖啡店就死掉了」而已。我想起當時徹底死去的師大夜市,想起不再有生命的溫州街,想起,曾經有一個時代我們的城市不那麼注重房產價格,曾經有一個時代,台北市最有趣最富有創造力的咖啡時光都變成記憶。那是租賃街的命運,又是一段充滿回憶的街巷時光即將結束,而幸福的咖啡店,是將沉入過去或者前進未來?
 
曾經有一個時代,在那間間享樂而憂鬱的咖啡店,窗內掛有薛格瓦拉,羅蘭巴特,與寇特柯本的巨幅海報,巧妙定義了咖啡館主人的品味與追求。
 
或許沒有一間咖啡館是不會消失的。但這許多許多人,離開咖啡館之後都去了哪裡?
 
我想起那時村上春樹寫的:「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其實我們都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地了解著--後來那些咖啡店就死掉了。只是或許,我依然期望著吧,那些如血球般在微血管裡的咖啡店來去著的人們,終於會在另外一家咖啡店的吧台上聚首,從那些人們的臉上看見某間咖啡館的前生,然後猜測著,當它死去了,我們還是能在哪裡,再次遇見它的來世。






 

Mar 29, 2016

早已被殺的人再被殺掉

 
「在鼠哭的夜晚,早已被殺的人再被殺掉。」今天天氣很好。我寫了一篇股權商品的新聞。朋友傳來新北投站警察負傷阻止隨機傷人事件的照片。以及樹林。昨天有人被殺害。或許今天也有。或許明天也是。每一天都有人死掉,早已被殺掉的人被人們翻出來,惡行被詳細描述,殺掉了那些惡人,同時殺掉善念。今天天氣真是好極了,午餐後我小睡了一會兒,寫了一篇新聞。那沒甚麼。敦化北路的綠意非常飽滿,彷彿在嘲笑這世界。
 
真正的夜晚還沒到,夜晚即將來臨,貓嘶犬鳴,三月的寒意逐漸褪去,稍早氣候裡飽滿的陽光給了我們一個靜午的小時刻。
 
只是我一點都笑不出來。
 
下班之後我揹著幾張新書海報,想好了路線,沿著敦化北路往南走,市民大道口,走到信義路,四維路。在大安站附近稍事停留,再往東門站永康街轉去。拜訪幾間相熟的咖啡店、小酒館,派發了那張上頭我和 W 艷艷笑著的,有著大幅彩虹的海報。間中我也搭了一段公車。車上少許幾人警醒著,他們的表情是悲傷的嗎,他們的表情是恐懼的嗎,這些陌生人也擔心自己下一秒鐘就可能被另一個陌生人殺掉嗎。
 
同事說,以後在捷運跟公車上都不能玩手機了。要保持警覺。但這個世界並不是保持警覺就可以避免厄運糾纏的吧。那些曾經在捷運上,在校園左近,在大街上被殺掉的人,原本也不過就是從這裡,要前往那裏罷了。
 
從這裡,到那裡,如此而已。只是他們從未到達。我上車,我刷卡。想到這兒我按鈴,我下車。
 
我想逃開我自己。走在人行道上我感覺一直以來所信仰的甚麼被殺掉了。
 
臉書上,有一個傷痛欲絕的母親說,「我真的不想有人藉著我們的故事,討論支持死刑或廢除死刑,這一課我之前沒想透,現在我依然沒想透……」就在這美好的天氣裡,我寫了一篇 equity news,我居然還在寫著 equity news。應該問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為什們不把這些怪物殺光就好」,而是承認怪物一直就在你我身邊,並且問自己:「為何我們的殺伐與仇恨會製造出這些怪物」啊。
 
停止,停止,不要讓這怪物製造的機器繼續運轉下去啊。求求你。
 
我被我自己殺掉無數次。我們能夠藉由討論惡來彰顯「善」嗎?抑或我們只能委婉地、小心謹慎地傾向於討論世界的「不夠善」?純粹的愛與純粹的惡意都是高於個人而存在的吧。愛通過時間被蒸餾出來,惡意則在每一次霸凌、每一把尖刀,與每個謊言當中被重複。愛餵養它自己。惡會不會也是?
 
走過大安森林公園的時候我有些緊張。我也擔心某處的樹影底下即將有一把刀,從我的後腰插進來。
 
總有人要問--如果今天是你的家人被殺害。而我則總是想像,如果今天是我被殺害。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希望被殺害的是我。
 
我總是寧可那個被殺掉的人,是我。但我也總是害怕。
 
不久之前我寫了一本關於愛的書,走在一條充滿恐懼與恨的道路上,將那書的海報親自送達幾間咖啡店老闆的手上。他們說,又在放閃。我很想笑,其實今天我一點都笑不出來。但我還是笑了,在這莽亂的世道啊,或許笑出來就不用害怕了吧。不用害怕被群眾的怒意吞噬,我在其中幾本書裡頭簽上,「敬每一刻相信愛的時光」,雖然我自己一點都不相信所有傷口都會癒合,所有痛苦都會過去這種鬼話。但我還是寫。不寫就無法相信了。世界會繼續製造出更多的傷口,生活本身就是痛苦的生產線,如果不相信,就無法繼續走下去了。
 
今天天氣好得嚇人。我累極了。其實白天上班也不過寫了一則新聞而已。關於股權商品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不知道。
 
我的臉書同溫層氣流很強。那些偶然的,來自對流層的亂流擾動往往被反駁,被指正,被辯倒。但真實世界不是這樣的--正如地球科學課本所講的,「我們所熟悉的天氣活動絕大多數都是發生在對流層裡。」我們所熟悉的一切就是在這些旺盛的熱對流裡頭被放大、被強化,而能夠飛到同溫層的噴射客機,畢竟是少數的吧。--殺人者,被害者,乃至憤怒,悲傷,想要人以命償命,或希望以體制來減少未來案件的任何想法,都是在這個世界,這個只要繼續運轉下去便註定永不平靜的對流層裡所誕生出來的。
 
只是希望,苦寒冬日與酷熱晝夏之間,和煦爽氣的季節能夠越來越長。能夠越來越長。
 
我但願在那樣的世界,早已被殺的人將獲得安息。活下來的人呢--所能做的,也不過就是把自己訓練成一架熟稔氣流的輕航機,搖搖晃晃地往前飛去。





 

Mar 15, 2016

竟然要出第七本書了我好無用

 
竟然要出第七本書了啊。不免淡淡地有種看到鬼之感。
 
寫的是愛。依然是。卻少了那種為年代做記的任重而道遠感,九零年代早就沒了,這書裡留下的一切無用都是關乎於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前沒有村,後沒有店,一個智慧型手機的時代,誰讀詩,誰讀散文,內容農場的點閱率都比一篇嘔心瀝血的文章來得高。
 

 
我也學會了發閃光文要配圖,有真相大家就呼嚨著,熊好帥。幸好文章還有人看,幸好有人願意給我浪費少許大便或者抽菸的時間,在手機上滑完一篇文章。但那終究是無用的。
 
我知道十年可以改變一個人也知道戀愛,都可以。但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遠不像世紀初,更非世紀末。當時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興奮的旗幟沒有了,剩下平淡的生活,晚餐,睡覺,上班,等出糧,等下班。我寫完了愛,愛的無用,閱讀的無用,感動或許,也是無用的。出版意義衰微,當我不必靠此間營生我說我只寫我想寫的,而終究是一整座時代計畫了我們,台北,香港,寫,與不寫。
 
其實這年代,出書不知道能幹嘛。
 
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上班族我感覺自己在世間的無用。
 
都出到第七本書了啊,莫名其妙的幾年過去從《青春期》到如今,出書還是緊張,卻只是緊張著會不會沒人讀,沒人買。我不再問書寫可以改變甚麼。能留下什麼,能否抵住遺忘。或許可以,或許不能,都好。那緊張,與其說是要為甚麼年代做記,不如這麼說吧--那年,我有個銀行圈的朋友說要換公司了,我說恭喜啊,他卻淡淡說了,「都四十歲了,換工作只是求個更好的package,不再像以前,升大學、換研究所,那樣興奮了啊。」
 
所以我也是嗎?
 
曾經在一個年代我是個少年跋扈而張狂,彼時PTT2還沒被臉書篡位,書寫者在黑暗的背景裡認得彼此光亮的ID,僅此而已。而今每一個讀者都知道書寫者的長相了,都知道書寫者的工作了,知道書寫者也不過是個平凡的人甚至有些秘密像是「原來林黛玉也是會大便的」,知道他們的生活就是打卡點的那幾間餐廳,咖啡店,寫詩那個人又去香港了又去旅遊了,又去「一直飛過很爽了你都不會感覺慚愧嗎」了。
 
但書寫。無用的書寫終於紀錄了每一個無用的時光,荷里活道上的晚餐,軒尼詩道的爐端燒,紀錄了情人往抗爭的廢墟裡走去的步伐。紀錄了我。紀錄了太陽花,紀錄了黃色雨傘如花一般綻放。紀錄時代不被改變的無用。
 
如果這一切都是無用的,那麼書寫的技藝就是留存這無用的唯一方式。
 
啊書寫。前一陣子我參加了某場dress code是「長」的生日派對。我什麼也沒有裝扮便去了,我向全場,他們泰半是記者,這麼宣布--「我是一個記者,每天寫無數的新聞還在六年裡出了六本書,全場沒有人比我更像一個『長』舌婦。」他們便笑。所有的記者都知道這種錄記的無用,世界不斷翻頁,新聞頁面不斷被洗去,每一句話,每一個無用的文字,或許看起來是向芸芸眾生發散召喚,但其實我們都只是對著自己說話,等待一個真心人的聆聽。
 
但回到頭,說到底,書寫者們啊,最知道無用之用的書寫者啊,挖心掏肺的告白都是血淋淋的留給自己。舞台自己搭,演員自己來,要三個要五個要七個,都沒問題,一趕三,趕五,趕七,粉妝都是自己的,戲呢,也是為自己做的。
 
就留下了這些。
 
生之苦難,愛之無邪,死之暗影。這些紀錄,說穿了都是無用的。生必消逝,愛必疼痛,死必到來,但無用到底,或許書寫留下的東西,正好足以燒開一盞燈火,讓正義火燙明亮,讓愛情光燦深刻,讓生與死,在存在與不復存在之間,得以爛漫。
 
或許就是這樣了。第七本書,再沒甚麼好說的,或許,能夠說的--
 
我對一切書寫誠實如一。
 
於是自然而然有了這本無用的書。
 
《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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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2, 2016

在登機閘口我寫文章與他

每天晚餐的時候他就與人談論我的書。他說這人要發新書啦,這禮拜來香港都是享受,我說上班很累好嗎,他說,來,你這幾天晚餐吃了甚麼啊?我便笑笑不說話。
 
朋友就對他說,唉呀你吃來吃去都是那幾家,又轉過來,同我說,怎麼不命令他開發一些新的餐廳?
 
我說我怎麼敢命令他?他才是發號施令的那個人。其實總是關乎是這座城市。我恨極了香港的空氣,恨極了中環辦公區的午餐時間總是遲到午後兩三點,恨極了辦公桌上停不下來的電話,以及往返於上環金鐘那些逼迫自己好像懂得很多,但講白了都是胡言亂語胡說八道鬼扯各種問得到與問不到的消息。
 
有時候,我恨極了生活。下班的時刻恨極了不知道是生活還是甚麼把我變成這樣。有時甚至懷疑,還能不能寫。
 
直至每一天我與他晚餐與他相談。
 
工作是這樣,各種煩惱少許的快樂。生活也是。各種煩惱,少許快樂。但這樣很好,我挾菜吃了,端起酒杯就喝。
 
與他說,飲杯啊,身體健康大樂!
 
他繼續與人談論我的新書,一邊炫耀著他也貢獻了一篇文章,「又是關於吃飯的,」他說。那當然。生活就是吃飯,走路,燒火也似地在Whatsapp上面傳著訊息。他說,唉呀那篇文章好難呢讓我寫了兩個月,改了又改,改了,又改。不像他甚麼也亂寫,兩個小時就寫一篇鬼知道能不能看。
 
記不清楚了。幾年下來有幾次我坐在登機閘口前,打開筆電開始給這城這人寫點甚麼。天氣也好,裝束也好,剛開始的時候誰知道日子這樣過了,誰知道,那些淺淡的思念度過的冬天踏過民生社區一地落葉我說,「我想你了。」明明是大白話的,剛開始的,都不曉得現在兩個人會成為現在的兩個人。
 
那天晚上他看到這張照片,他說,很像Petshop Boys。
 
他說,It's so gay。
 
接著又說,其實拍得都還可以。當他說還可以也就是很不錯的意思。像他從來沒有正面稱讚過我,至少不棄,不離,我們兩個人,也就都還可以。
 
差旅的日子過完,仍然是香港機場的登機閘口,幾年下來為他寫的文章,也差不多就是這樣。前幾周校對完畢,我來了一趟香港,正準備著飛回台北。於是新書要送印了,於是選定了封面,於是那時他看了封面他說,「OK, I approve this one.」我又笑。
 
我並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我們會不會結婚,又是否可能有一對孩子,但這些,所有的東西,someone approves me,正好是他,不多不少的他。
 
香港的天黑了,他還是那盞爐火,兩個禮拜後的兩個人就又會在台北見面了。
 
《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
 
3月18日預購開跑,3月23日全面求婚!(不對)

Mar 3, 2016

阿青已經是《大人先生》了

 
而別人的故事,那一切。關於書寫。關於體驗。我都已經知道了。那些都已經發生過了。被電視演過了。被遊戲玩過了。被我寫過了。我這一生都在演,都在寫。誰都寫這個,誰都可以看這個。不看也無所謂。不寫也無所謂。不是你寫也無所謂。一切只是細節變化的問題。一切只是順序排列的問題。」--陳栢青.〈寫作既不衛生又不安全〉,《Mr. Adult大人先生》
 
那天晚上我失眠。在臉書上胡逛著,大半夜的,看到阿青貼了一篇文章說,自己總是想要寫得更好,猜想著自己若能吃到利他能,就能更加專注地寫,就能,想要把所有想寫的東西都寫出來。我按讚。其實阿青從來不是需要利他能的人,他寫小說寫散文早就呼呼呼地像長劍出竅,招式鋒利多變,他怎麼會需要利他能。我按了讚。
 
讚按完,不到一分鐘吧,阿青傳了訊息來說你怎麼還沒睡,我說你不也是嗎?他說,我擔心你又憂鬱了。其實失眠也不需要理由,有些關於寫的,有些理由則關於不寫。我說我沒事,你寫那種寫得更專注更好的慾望寫得真好。
 
阿青說,其實嘉嘉你才是我羨慕的那種寫作人啊,可以短時間內,這麼快,這麼好。
 
阿青總是說,好羨慕喔。
 
阿青的笑聲扁扁的。某次喝酒的時候他說,嘉嘉你是七年級一哥耶,好羨慕喔,呵呵呵。我說你靠北啦。
 
阿青說,嘉嘉你寫得又快又好,好羨慕喔,呵呵呵。我說,靠北啦幹。
 
他說自己沒有方向,沒有企圖心,也沒有核心。像是綠野仙蹤裡面的錫人一樣沒有心。但阿青這個人,很有耐心,總是系統性地凝視一個東西,他卻擔心自己出書之後會被看破手腳,看破他自己「只有」技術的真相。他說他「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都排列起來,但阿青的所有「只是」裏頭,是一個世界的包羅萬種,每一刻的其他人的並不知道。這件事「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從來不光「只是」一個技術者。技藝的磨練本身「就是」導向魔法生效的唯一道路。
 
但阿青啊他自己說,我常常研究嘉嘉你跟湯湯湯舒雯的文章,「想要變成你們。」
 
他說,每次看你們的文章都覺得嗚嗚好羨慕。
 
上個禮拜吧,阿青的《大人先生》預購開張前夕,他在印刷廠從下午兩點開始給每一本書簽上專有的題注、落款,幾百本吧,他堅持每本書都要有不同的金句。原本預定六點多就可以結束的,到了晚上十點,他還在堅持。他繼續堅持,幾百本簽注完,不知道幾點。他堅持每一本都要不一樣。
 
這堅持就是他的心啊。阿青。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或者,他單純地不願承認。因為唯有忘卻自我,在浪濤騰湧之處練劍,才能逼進技術的頂峰之處。這是阿青。
 
於是阿青練完劍了。
 
於是阿青第一本以自己的名字出版的書,要上市了。
 
「如果可以反覆。如果記憶。如果有所謂召喚。如果有降靈。如果震顫。如果能逼近。如果只是如果。如果沒有如果。如果我能創造。如果我可以重新把自己生下來......」阿青這麼寫著。
 
阿青呀阿青,他已經是大人先生了。
 






 

Feb 25, 2016

惡之拼圖

 
世界是一幅惡之拼圖,我們在底板上逐一拚起語言與記憶的碎塊。餓殍,長舌鬼,油鍋裡的人掙扎著想要爬出來,更多人則被推了進去。這幅拼圖的全景越顯清晰,就彷彿越知道他過去幾個月是活在怎樣的地獄。
 
朋友說,還是不要多說多想的好。
 
每日之間他不斷傳來簡訊說,「如果你這樣被對待的話,你也會認為去館藏拿日據時代的史料編故事書的人,是不是有些問題。」他說,「她為什麼不編她自己女兒,她偷她女兒的證件不就好了。」「如果有人拿伺服器虐她女兒,她肯定就不敢說話了。」
 
我問他,你有水與食物嗎你肚子會餓嗎?我們請人給你送點吃的去。
 
他說,別拿水和食物來要脅。裡面有放藥吧。我說,沒有。
 
沒有藥。也沒有毒。他深深懷疑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支手機每一種通訊軟體。他說有人知道他以前做很多的事情,趁機拐走他的朋友之後命令他去公園玩。公園裡有人會給他東西吃。他說,他並不喜歡他人看待他的靈與肉,又說那些人,不給肉就瞧不起靈,不給靈的交流,就看不起肉。
 
三個月前他說戶籍地叫他不要再回去了。他們給他錢,要他搬出來,但錢很快用完了。探望他的朋友說,他身上已經浮現了一陣子沒有洗澡的味道,看了會心疼,難過。
 
過年的時候,他不知道哪裡來的錢訂了一張單程機票去了日本,尋找「伺服器」。但整個東京都找不到,他身上沒有日幣。在零度的東京夜晚他遊蕩,隔天他找到了台灣駐日代表處,而我接到電話。他說叫每個人都拆掉他們的伺服器可以嗎?拆不完的伺服器在香港,在台北,在東京,在紐約。他說話充滿隱喻像一個無法解開的謎題,好比當時他還有工作的時期,「公司伺服器太多了」、「導致預算出問題了」,這一切將他圍困,像一個繭。
 
我們買了一張單程機票讓他飛回台灣。他說自己的母親沒有死,在他最為困頓的時候,出現在街頭讓他遇見。
 
但我母親並不願意與我相認。他說。他說為甚麼呢?
 
一陣子之前我們聽說他切斷父姓,彷彿那樣可以切斷家庭帶給他的傷害。他不斷質疑iPhone的安全性,懷疑是指紋辨識系統的保密性出了問題,補妝的事情才傳到了公司的人資耳中。
 
他每一天都打電話給我。說,「欸,歪西,你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你所問的每一個問題,如同我不知道這個世界究竟是哪裡病了哪兒破碎了,瘋了的或許不是他,而是我,我們,這個世界。當他撥電話給我,我開始在人行道上奔跑,台北街頭響著我的腳步聲但我不可能逃開自己的影子。我害怕極了,每次看到手機螢幕上亮出他的名字我便感到恐懼,像那裏也有人注意著我,準備將我逮捕,捕獲我,會有一個陌生的警察要我出示證件,讓我到警局驗血。他說,你千萬不能跑,驗血結果出來,警察的謊言就會被拆穿了。應該被逮捕的其實是警察。
 
我說是這樣嗎。他斬釘截鐵說,是的就是這樣,他說羅毓嘉,你千萬不能跑。
 
我們認識十多年了,經歷過最美好的時代,建中草木不生的操場邊上我們一齊看著籃球男孩們翻身,投籃,進。如果遮陽處不多,我們便毫不羞愧地拿出碎花陽傘,在那底下吸著果汁牛奶,懶洋洋地折起新鮮屋的紙盒嘴。那是一個多麼遙遠的時代,世界像一幢與世無爭的小木屋,不像現在,這惡意的拼圖散落各地我們卻不得不重新拼起它陰森可怕的樣貌,然後了解,即使不願意了解,他幾個月來只不過為了一天吃一餐飯而所做的,不得不為的交易。
 
那天我給他兩千元。我跟他說,「祝福你。」
 
我以為自己開始可以冷血地拒絕他但是我不能。他繼續傳來訊息。
 
繼續懷疑「伺服器內部充滿了比例與權力的問題。」他說十年前的伺服器,就是靠著這樣的差異壓迫了太多年輕人,十年後的現在,伺服器的數量越來越多了,壓迫卻還是同樣存在,底下被折磨的,都是同一個人。
 
伺服器拔都拔不完。他說。
 
他說很多資料都被上傳雲朵了,很多餐食都摻了藥。我們問,什麼藥。他說,實驗後下眼皮爆血的事情不能讓健保局知道。
 
幾個小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將在台北車站等著他,在那裏會合。聽說他已經變得很瘦,很瘦,朋友說他他交友軟體上寫著露骨的話語,又用法文寫著,「如果整個世界都不愛我了,我為甚麼要愛我自己。」我們想跟他說,不是這樣的。幾個月來,少數幾次夢到他會令我驚醒,他臉上掛著古怪的微笑,搭上一台車,我目送車子遠去,它漸駛漸遠直到在遠方變成一個渺小的黑點。瘋狂與清醒的邊界究竟在哪裡?我們為何一齊被他拖著進入了這詭譎的圈套?我們想要拯救,卻可能連自己都無法逃離。
 
也不過就數個禮拜前,全台灣都降了冷冰冰的雪。那時他在哪裡呢?
 
安全之處不知究竟在哪裡。我們齊心拚湊著破碎的線索,這才看清世界是一幅惡之拼圖,我們在底板上逐一拚起語言與記憶的碎塊。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我們仍不知約定的時間,他會不會出現。他說台北車站的臨時演員太多了,怎麼會有人那麼有錢,聘請這些年輕夫妻扮演快樂的情侶,「都是要告訴我,當異性戀也是很好的。但我明明就是gay的。」他說。
 
他說自己「本來會哭現在卻在笑,就是這樣的問題。必須把伺服器拆光,重整,才行。」
 
這幅拼圖的全景越顯清晰,就彷彿越知道他過去幾個月是活在怎樣的地獄。一個妄想者思覺失調者的符號都有指涉--某個高中同學的名字是批評他的社會價值,日治時期的歷史包袱是所有人事物帶來的過往傷害。鼻炎膠囊是他殘存的自我認同,但是卻越吃越生病--他把藥廠吃垮了,他把自己吃垮了,導演這一切的編輯部主管就是他的父親。他無法重回職場,但事實上他哪裡也不能去。
 
他的自我早已經粉碎了。
 
我們閉著眼睛,在不知完成圖為何物的過程中,拼出這幅拼圖唯一可能的全景。
 
而只有伺服器還在各地發出嗶嗶的傳輸聲音,不斷上傳下載他的資料。那些伺服器保存他一切資料,那些伺服器洩露他的個資,意圖買兇殺死他的伺服器,那個,那個他走遍台北台南上海紐約東京卻遍尋不著的邪惡的伺服器,就是家。
 
而早在三個月之前,他就沒有家可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