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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證券金融資訊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Feb 27, 2015

〈二二八關於少年世代〉

少年認識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從二二八開始。1999年,少年15歲。那座公園仍被暱稱為「公司」的年代,少年同志們補習班下課後,或者壓根便蹺了課的某些夜晚,在公園裡暗影般逡巡,聚集,在樹叢之下,荷花池畔調笑。少年們在BB Call上傳遞著,「○七二二八」。意思是,老地方,老時間,七點,二二八公園,等你,快來。那是少年同志旁若無人的二八年華。
 
猶記得,當年的妹子亭裡,總是傳遞著誰愛了誰,哪個學校的誰又和誰分手了,林林總總的消息,在少年們的王國鶯啾燕笑,唯有青春有。新光大樓彼時還是台北最高,巍峨立在那裡,背對著它,兩腳岔開站著,彎下腰去的少年說--
 
「你看你看,新光大樓在我屁股裡面。」
 
但不只這樣。台灣歷史裏頭還有些陰影,島嶼的歷史也是它自己的鏡面。
 
少年知道,在那陽具形象的紀念碑底下,那走道將水池圍成祭壇一般,釣人的絕佳所在。少年在那環形的步道漫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愛欲的眼神卻突然為暗夜裡的碑文所打擾了。
 
那裏寫著,「……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産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衆不滿情緒瀕於沸點……」那時的少年不知道。甚麼都不知道。「……專賣局人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陳儀顢頇剛愎,壹面協調,壹面以士紳爲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3月8日,二十壹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台戒嚴。」
 
戒嚴。那時,少年還不知道,是次戒嚴與他兩歲多那年解除的戒嚴並不相同。那是台灣第一次臨時戒嚴,後雖短暫解除臨時戒嚴令,「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爲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又過了幾年,少年開始懂得了些事情。
 
當他與男人們並肩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抑或慶賀又是一個二二八紀念日的那時,他記得,曾有一個男人說,「我的爺爺在那時候消失了。」但少年並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後來,少年在某堂課上,聽教授提及,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夠說,閩南語文化是粗俗的文化,乃是因為二二八與其後的清鄉,乃至再更後來的白色恐怖期間,大量殺害了講閩南語「本省」知識分子。
 
少年終於開始理解,自己曾引以為傲的,被人稱讚有「外省」味的文筆,可能並不是一個讚譽。
 
可能並不是。當少年開始這麼想,他也記得,後來的那個男人,說,「二二八只不過是某些人的政治資產,看哪,那些大選前夕呼喊著企求原諒赦免與和解的口號,多麼便宜。」少年便將手從那人掌心裡抽出。他們不再見面。
 
以至2013年,已非少年的少年,又再經過博物館前頭那白色石柱迴廊,發現二二八公園北側已拆除了圍牆,城中之城頓失了障蔽,才想這確實已不是十六歲那年的風景。
 
自然不是。當少年繞到那依然巍峨如一指勃起多年的陽具的紀念碑前,發現水池底的長年淤泥,給人刮出了「有GAY嗎?」「來看二二八的屁眼」等字樣。
 
少年想起那個說「平常我們根本不把二二八當作一回事」的男人。想起另一個男人說,「反正二二八就讓那些家屬出來哭一下就沒事了」。少年想起那「只被」操作為一個每年紀念日膜拜符號的二二八,其實台灣人正在喪失的,是正面直視歷史的能力。當受害者還是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加害的「政府」不僅不能概括承受歷史,更理所當然認為「都已經做了這麼多還要怎樣」,歷史的和解只停留在表面,無法真正深化到每一個「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心裡。
 
少年想起自己的族裔。性別運動這麼多年了,二二八平反的時間更長。但還是不能往前的台灣,該如何轉型、如何正義呢?
 
那是台灣人對待歷史的輕薄。
 
於是,紀念碑被如此對待,既是原因,同時也是個必然的結果吧。
 
接下來的那些時刻,少年參與了各色社會運動。他認識到,在台灣作為一個海島的「混雜」性格當中,正是這些衝突與對抗,形塑了現在的台灣。而二二八作為政治的文化的族群的衝突,重點始終是少年與自己的同胞們從中學到了甚麼,而不「光是」賠款,道歉,紀念碑。
 
在二二八事件連死難者人數都眾說紛紜的狀況下,背後難道不是「象徵」了其所衍生出來的各種「道歉」都「只是象徵」、只是虛應故事的空話嗎?一段失去主體的歷史如何能成為歷史,又如何能夠被建立、討論、乃至於--真正的和解?追求歷史真實自然有其難度,然而宣稱「二二八已獲得平反」的官方,乃至遲無法得到「真正內心平反」的受害者家屬,讓二二八內爆為一個僅存在於光譜兩端的、毫無交集的光點,而與「這個社會中的其他人都無涉的」事件--因此紀念碑的「意義」消失了。
 
然而,長此以來對於歷史的迴避、閃躲,以及力圖以一種單純而無菌的道歉賠償「平反」二二八,就註定了這段歷史在「其他台灣人」集體記憶中的缺席。
 
因此,它就只是公園的一部分而已。
 
曾有一段時光,少年袖手於歷史的定義,旁觀、甚至不旁觀紀念碑的豎立。
 
未曾經歷那年代的少年們,曾有一段時間不被告知曾經的歷史,甚至不曾知道後來者也有解析歷史的權利。因此青春少年的二八年華二二八,不僅不憤怒,甚至麻木無感。當二二八的記憶與史實僅限於受難者與政府的談判,只限於,那些幽魂般出沒在紀念碑周圍的亡靈,以及亡靈後族的遺產,出現在二二八紀念碑清淺水池底下的爛泥塗鴉,那些個到此一遊,更幽微地折射出了台灣人之於歷史的不知所以,與尚未到達。
 
又更後來──台灣發生了那些事情,少年也漸漸清楚,逐步明白。好比二二八,好比白色恐怖,陳文成,鄭南榕。那些。是知道就不會忘記了,但仍不免擔憂自己會忘記了的那些,所以必須提醒自己,不要忘,不能忘。
 
幸而少年的情人說,「無論政府多麼致力於不讓人民知道被掩蓋的真相,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
 
少年便與他一齊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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