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認識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從二二八開始。1999年，少年15歲。那座公園仍被暱稱為「公司」的年代，少年同志們補習班下課後，或者壓根便蹺了課的某些夜晚，在公園裡暗影般逡巡，聚集，在樹叢之下，荷花池畔調笑。少年們在BB Call上傳遞著，「○七二二八」。意思是，老地方，老時間，七點，二二八公園，等你，快來。那是少年同志旁若無人的二八年華。
猶記得，當年的妹子亭裡，總是傳遞著誰愛了誰，哪個學校的誰又和誰分手了，林林總總的消息，在少年們的王國鶯啾燕笑，唯有青春有。新光大樓彼時還是台北最高，巍峨立在那裡，背對著它，兩腳岔開站著，彎下腰去的少年說－－
「你看你看，新光大樓在我屁股裡面。」
但不只這樣。台灣歷史裏頭還有些陰影，島嶼的歷史也是它自己的鏡面。
少年知道，在那陽具形象的紀念碑底下，那走道將水池圍成祭壇一般，釣人的絕佳所在。少年在那環形的步道漫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愛欲的眼神卻突然為暗夜裡的碑文所打擾了。
那裏寫著，「……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産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衆不滿情緒瀕於沸點……」那時的少年不知道。甚麼都不知道。「……專賣局人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陳儀顢頇剛愎，壹面協調，壹面以士紳爲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3月8日，二十壹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台戒嚴。」
戒嚴。那時，少年還不知道，是次戒嚴與他兩歲多那年解除的戒嚴並不相同。那是台灣第一次臨時戒嚴，後雖短暫解除臨時戒嚴令，「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爲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又過了幾年，少年開始懂得了些事情。
當他與男人們並肩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抑或慶賀又是一個二二八紀念日的那時，他記得，曾有一個男人說，「我的爺爺在那時候消失了。」但少年並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後來，少年在某堂課上，聽教授提及，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夠說，閩南語文化是粗俗的文化，乃是因為二二八與其後的清鄉，乃至再更後來的白色恐怖期間，大量殺害了講閩南語「本省」知識分子。
少年終於開始理解，自己曾引以為傲的，被人稱讚有「外省」味的文筆，可能並不是一個讚譽。
可能並不是。當少年開始這麼想，他也記得，後來的那個男人，說，「二二八只不過是某些人的政治資產，看哪，那些大選前夕呼喊著企求原諒赦免與和解的口號，多麼便宜。」少年便將手從那人掌心裡抽出。他們不再見面。
以至2013年，已非少年的少年，又再經過博物館前頭那白色石柱迴廊，發現二二八公園北側已拆除了圍牆，城中之城頓失了障蔽，才想這確實已不是十六歲那年的風景。
自然不是。當少年繞到那依然巍峨如一指勃起多年的陽具的紀念碑前，發現水池底的長年淤泥，給人刮出了「有GAY嗎？」「來看二二八的屁眼」等字樣。
少年想起那個說「平常我們根本不把二二八當作一回事」的男人。想起另一個男人說，「反正二二八就讓那些家屬出來哭一下就沒事了」。少年想起那「只被」操作為一個每年紀念日膜拜符號的二二八，其實台灣人正在喪失的，是正面直視歷史的能力。當受害者還是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加害的「政府」不僅不能概括承受歷史，更理所當然認為「都已經做了這麼多還要怎樣」，歷史的和解只停留在表面，無法真正深化到每一個「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心裡。
少年想起自己的族裔。性別運動這麼多年了，二二八平反的時間更長。但還是不能往前的台灣，該如何轉型、如何正義呢？
那是台灣人對待歷史的輕薄。
於是，紀念碑被如此對待，既是原因，同時也是個必然的結果吧。
接下來的那些時刻，少年參與了各色社會運動。他認識到，在台灣作為一個海島的「混雜」性格當中，正是這些衝突與對抗，形塑了現在的台灣。而二二八作為政治的文化的族群的衝突，重點始終是少年與自己的同胞們從中學到了甚麼，而不「光是」賠款，道歉，紀念碑。
在二二八事件連死難者人數都眾說紛紜的狀況下，背後難道不是「象徵」了其所衍生出來的各種「道歉」都「只是象徵」、只是虛應故事的空話嗎？一段失去主體的歷史如何能成為歷史，又如何能夠被建立、討論、乃至於－－真正的和解？追求歷史真實自然有其難度，然而宣稱「二二八已獲得平反」的官方，乃至遲無法得到「真正內心平反」的受害者家屬，讓二二八內爆為一個僅存在於光譜兩端的、毫無交集的光點，而與「這個社會中的其他人都無涉的」事件－－因此紀念碑的「意義」消失了。
然而，長此以來對於歷史的迴避、閃躲，以及力圖以一種單純而無菌的道歉賠償「平反」二二八，就註定了這段歷史在「其他台灣人」集體記憶中的缺席。
因此，它就只是公園的一部分而已。
曾有一段時光，少年袖手於歷史的定義，旁觀、甚至不旁觀紀念碑的豎立。
未曾經歷那年代的少年們，曾有一段時間不被告知曾經的歷史，甚至不曾知道後來者也有解析歷史的權利。因此青春少年的二八年華二二八，不僅不憤怒，甚至麻木無感。當二二八的記憶與史實僅限於受難者與政府的談判，只限於，那些幽魂般出沒在紀念碑周圍的亡靈，以及亡靈後族的遺產，出現在二二八紀念碑清淺水池底下的爛泥塗鴉，那些個到此一遊，更幽微地折射出了台灣人之於歷史的不知所以，與尚未到達。
又更後來──台灣發生了那些事情，少年也漸漸清楚，逐步明白。好比二二八，好比白色恐怖，陳文成，鄭南榕。那些。是知道就不會忘記了，但仍不免擔憂自己會忘記了的那些，所以必須提醒自己，不要忘，不能忘。
幸而少年的情人說，「無論政府多麼致力於不讓人民知道被掩蓋的真相，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
少年便與他一齊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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