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point

　

全球化與傳播

社會學習報告一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紀事

2008.11.21，顧玉玲（台北國際勞工組織理事長）

誠品書店信義店





　　台灣自一九九二年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以及外籍配偶，十六年的時間，至今已有四十萬的外籍勞工，以及四十萬的外籍配偶在台灣過著各自的生活。然而，他們往往是被台灣社會所曲解、所忽視、甚至歧視的一群，他們為台灣社會貢獻的勞動力，在近期的重大建設與社會安全面向，事實上不應該被忽略，從雪山隧道、高雄捷運、乃至於老人看護、身障者的生活協助等等，外籍勞工的身影處處可見，然而台灣社會卻是用極度不公平的制度，以及無所不在的對「他者」的眼光，在窺視他們、審查他們，壓榨他們。



　　在台北地區工作的菲律賓籍家庭幫傭，或體力勞動者，在禮拜日白天的中山北路三段，自晴光市場至民族東路段聚集，以該地段的聖多福教堂為中心，進行禮拜、購物、跳舞、卡拉ＯＫ等等社交活動，享受一週僅有的假期，隨著種種商業活動日漸蓬勃，一個新興的菲律賓社區正在台北的地景當中浮現。原住於當地的台北居民卻並不樂見這樣的景況──他們認為外籍勞工亂丟垃圾、不衛生、隨地便溺、拉低當地的房價──然而，這些敘述僅是偏見、或是事實？TIWA居中斡旋後，在聖多福教堂擴建洗手間，協調台北市清潔隊在假日期間增放臨時垃圾桶，大多數的問題便迎刃而解。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台灣社會對外籍勞工理解的不可能？在引進外籍勞工時台灣的雇主、乃至於社會結構的管制體系，似乎從未放棄將外籍勞工視為「貧窮的他者」，一套循新自由主義而擬定的國際勞工政策，卻在稅制、勞健保、乃至引進與遣返的政策上遂行對外籍勞工的壓迫，甚至禁止他們自由更換雇主。在警察宣告治安良好的同時，逮捕「逃跑外勞」從來都是重要績效的一部分，進一步加強了社會對逃跑外勞惡劣觀感，卻不曾有人問，「為甚麼他們要逃跑？」我想問題是這樣的，對台灣社會來說，外籍勞工從來都只是一種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即使同在島嶼上生活，卻從不屬於「我們」，在公車、捷運上，蓄意避開坐在膚色較黑的東南亞外籍勞工身邊的狀況所在多有，一種根植於種族主義的觀點，並未真正被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力流動所破除，反而只是更加深彼此的不了解。



　　如顧玉玲所言及的，TIWA多年來所努力的，正是幫助外籍勞工擁有自己的發聲力量，兩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邀請雇主與移工一起上街，舉辦各種文化活動，試圖凝聚移工海外文化的自主生成。社會運動可能不是如我們所想的，可以改變什麼，也可能不只是把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強加於移工的身上，那可能只是再次實踐了的不平等──但是，我們可以多靠近一點，讓移工們擁有自主發聲的權力，聽聽他們的聲音如此他者可能就不再是「他者」。當我們承認「勞動力」不應、也不會只是單純的勞動力，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需要的「人的價值」，或許可以多一些理解與擁抱的可能。



　　事實上，台灣社會與東南亞國家同處於後殖民時代，然而現代化發展時程、以及國際政治舞台角色的差異，讓台灣「幸運地」在九零年代成為自海外輸入勞動力的國家。從地方文化的觀點來看，國際人口的移動，一直都不只代表勞動力與資本的流動，而是一種文化互動、溝通、乃至於對話與辯證的機會，而全球化的進程一方面加速了文化的流通，另一方面這種高速的碰撞與衝擊，卻反而使得人們沒有時間與氣力「了解」異文化對自身文化可能帶來的影響，人口移動成為了純然工具化的物質交換。



　　在工具化的勞動力交換中，國家機器，以權威式的管理圈限了外籍勞工在台灣醞釀族群次文化的可能，在欠乏自身文化認同地景的狀況下，台灣社會也就無從進入、無從認識、無從理解彼此的文化，他者永遠都只是他者，說「他們（泰國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就是這樣那樣」的聲音永遠理直氣壯──於是，在社會上不可能得到任何正當發聲管道的外籍勞工，在高雄爆發了一次「集體抗暴」的行動，某些層面上看來，這樣的集體行動還算是「幸運」的了，至於其他不可能獲得群體奧援的外籍勞工呢？他們在台灣的處境又如何？



　　我想，或許有一天，台灣社會不再以「外籍勞工」作為東南亞移工的唯一身分，如同我們看在台灣工作的白種人那樣，以「一個人」的角色與他們相處；我想或許有一天，勞動力的「物的價值」終會消弭在「人的價值」的提昇當中。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忘記，文化互動的最基本單位乃是「人」，在台灣、在泰國、在菲律賓、在歐洲與美國──這些道理都是非常鮮明的，我們聽，我們靠近，在彼此真誠的注視當中，而能夠突破劃分「他者」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