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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Nov 24, 2008

viewpoint

 

全球化與傳播

社會學習報告一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紀事

2008.11.21,顧玉玲(台北國際勞工組織理事長)

誠品書店信義店





  台灣自一九九二年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以及外籍配偶,十六年的時間,至今已有四十萬的外籍勞工,以及四十萬的外籍配偶在台灣過著各自的生活。然而,他們往往是被台灣社會所曲解、所忽視、甚至歧視的一群,他們為台灣社會貢獻的勞動力,在近期的重大建設與社會安全面向,事實上不應該被忽略,從雪山隧道、高雄捷運、乃至於老人看護、身障者的生活協助等等,外籍勞工的身影處處可見,然而台灣社會卻是用極度不公平的制度,以及無所不在的對「他者」的眼光,在窺視他們、審查他們,壓榨他們。



  在台北地區工作的菲律賓籍家庭幫傭,或體力勞動者,在禮拜日白天的中山北路三段,自晴光市場至民族東路段聚集,以該地段的聖多福教堂為中心,進行禮拜、購物、跳舞、卡拉OK等等社交活動,享受一週僅有的假期,隨著種種商業活動日漸蓬勃,一個新興的菲律賓社區正在台北的地景當中浮現。原住於當地的台北居民卻並不樂見這樣的景況──他們認為外籍勞工亂丟垃圾、不衛生、隨地便溺、拉低當地的房價──然而,這些敘述僅是偏見、或是事實?TIWA居中斡旋後,在聖多福教堂擴建洗手間,協調台北市清潔隊在假日期間增放臨時垃圾桶,大多數的問題便迎刃而解。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台灣社會對外籍勞工理解的不可能?在引進外籍勞工時台灣的雇主、乃至於社會結構的管制體系,似乎從未放棄將外籍勞工視為「貧窮的他者」,一套循新自由主義而擬定的國際勞工政策,卻在稅制、勞健保、乃至引進與遣返的政策上遂行對外籍勞工的壓迫,甚至禁止他們自由更換雇主。在警察宣告治安良好的同時,逮捕「逃跑外勞」從來都是重要績效的一部分,進一步加強了社會對逃跑外勞惡劣觀感,卻不曾有人問,「為甚麼他們要逃跑?」我想問題是這樣的,對台灣社會來說,外籍勞工從來都只是一種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即使同在島嶼上生活,卻從不屬於「我們」,在公車、捷運上,蓄意避開坐在膚色較黑的東南亞外籍勞工身邊的狀況所在多有,一種根植於種族主義的觀點,並未真正被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力流動所破除,反而只是更加深彼此的不了解。



  如顧玉玲所言及的,TIWA多年來所努力的,正是幫助外籍勞工擁有自己的發聲力量,兩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邀請雇主與移工一起上街,舉辦各種文化活動,試圖凝聚移工海外文化的自主生成。社會運動可能不是如我們所想的,可以改變什麼,也可能不只是把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強加於移工的身上,那可能只是再次實踐了的不平等──但是,我們可以多靠近一點,讓移工們擁有自主發聲的權力,聽聽他們的聲音如此他者可能就不再是「他者」。當我們承認「勞動力」不應、也不會只是單純的勞動力,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需要的「人的價值」,或許可以多一些理解與擁抱的可能。



  事實上,台灣社會與東南亞國家同處於後殖民時代,然而現代化發展時程、以及國際政治舞台角色的差異,讓台灣「幸運地」在九零年代成為自海外輸入勞動力的國家。從地方文化的觀點來看,國際人口的移動,一直都不只代表勞動力與資本的流動,而是一種文化互動、溝通、乃至於對話與辯證的機會,而全球化的進程一方面加速了文化的流通,另一方面這種高速的碰撞與衝擊,卻反而使得人們沒有時間與氣力「了解」異文化對自身文化可能帶來的影響,人口移動成為了純然工具化的物質交換。



  在工具化的勞動力交換中,國家機器,以權威式的管理圈限了外籍勞工在台灣醞釀族群次文化的可能,在欠乏自身文化認同地景的狀況下,台灣社會也就無從進入、無從認識、無從理解彼此的文化,他者永遠都只是他者,說「他們(泰國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就是這樣那樣」的聲音永遠理直氣壯──於是,在社會上不可能得到任何正當發聲管道的外籍勞工,在高雄爆發了一次「集體抗暴」的行動,某些層面上看來,這樣的集體行動還算是「幸運」的了,至於其他不可能獲得群體奧援的外籍勞工呢?他們在台灣的處境又如何?



  我想,或許有一天,台灣社會不再以「外籍勞工」作為東南亞移工的唯一身分,如同我們看在台灣工作的白種人那樣,以「一個人」的角色與他們相處;我想或許有一天,勞動力的「物的價值」終會消弭在「人的價值」的提昇當中。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忘記,文化互動的最基本單位乃是「人」,在台灣、在泰國、在菲律賓、在歐洲與美國──這些道理都是非常鮮明的,我們聽,我們靠近,在彼此真誠的注視當中,而能夠突破劃分「他者」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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