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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與都市文化專題

專題（三）



－北京：城與人



　　由於文學同時隸屬於個人心智、抽象形式、以群體結構各個層面（Escarpit, 1990: 4-5），其相互影響自不可以一言道盡。從文學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海派文學誕生於極度商業化的上海，書寫本身屬於寫作、出版、配銷體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拜倫主義 」的體現，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說二十世紀上海的城市文化與文學乃是從庶民生活、甚至新興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中抽拔而起的，那麼北京的文人、文學、乃至於充斥其中，向被認為「純粹而清澈」的文人氣息，或許就必須從另一個「知識份子」的道統出發，絕不可能離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所扮演的先覺角色、與所為「啟蒙」的社會使命而單獨來看。



　　京派與海派文學，這個「文人圈」與「大眾圈」的對峙形式，也正與Escarpit所言，是各自透過社會結構的複製、強化（social enforcement）、以及封閉性的產製循環來完成的。其背後「知識份子／文人儒者所扮演社會角色」的對立義理，正如同所謂「公共利益」究竟是要「服務大眾」抑或是「教育大眾」一般，值得討論。



　　事實上，「知識份子」這個概念，在華人文化史的演變過程中有點複雜，明清以降，新儒家向以「禮」為整個政教、文化體制的運作規範，唐宋時代文人儒者的浪漫傳統已逐漸淡去，學仕所彰顯的角色是「禮／儀」的守護者，然而這一切也在晚清時期西方思想傳入，「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等對立概念受到關注時，遭到了嚴厲的挑戰（王憲群，2008），讀書人對民族、社會、國家的期望從儒學傳統的運作體系中得到了新的制高點，醞釀出一種新的政治責任。而北京，作為數百年的中國首都，更不可能置身事外──我們已經在前幾周的讀本中看到上海文人如何操作身為「都會中的個體」角色，關心巨觀結構在個人的微觀層面上操演出的巨大變動，如何深刻地演繹個體「感知」現代的心靈風景；至於北京的文人，則似乎更著力於「現代都會」作為一個整體性的集合，如何對「人群」進行施力，改變了人群交往的關係，帶有更強烈的社會關懷色彩──而這種針對「人的群集」的書寫，本是延續「中國儒家思想」而存在的道統，即使以一種現代變形的姿態呈現出來，它所反映的，依舊是中國文化中約束人際交往關係最強而有力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本質。



　　依照Z. Bauman的說法，「共同體」並非意味著可以輕易獲得、或者享受的世界，而是個體透過理想性的投射，而意欲創造、建構的整體（Bauman, 2001: 4-5）；馬克思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重要過程，在於推動商業與家庭的分離，人與物件的分離，以及勞動者與其生產財貨的分離；如果說這種唯物主義的異化過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造成了新感覺派所試圖描繪的都會風景，那麼，京派文人在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中，透過共同體的組織，將己身視作制度與社會變遷的部分，試圖與城市文化共同抵抗異化、批判異化的性質，正是使得漫遊者的疏離角色，在京派文學中難以實現的最重要原因。



　　或許正是北京與上海這兩座城市，提供給寫作者截然不同的「感覺結構」，使得同樣身為「城市外來者」的作家們，得以培養出迥異的、面對物質文明的書寫策略，我也無意在此爭論所謂「京派」演變到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是否又會因為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革開放、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等等巨大的結構改變，而導致當代文學與城市文化進一步的相互滲透浸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二十世紀五四以降，文學的、典雅的人文情懷，作為京派文人不可能棄置的包袱，也確實為京派文學建構了抵抗物質文明現代性的重要基礎。





其餘參考資料：



－Escarpit, R. (1990). 《文學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Litterature。

　葉淑燕譯，台北：遠流



－Bauman, Z. (2001). 《共同體》，Community。歐陽景根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王憲群，（2008）。〈說知識份子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