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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Nov 9, 2008

viewpoint

 

現代文學與都市文化專題

專題(三)



-北京:城與人



  由於文學同時隸屬於個人心智、抽象形式、以群體結構各個層面(Escarpit, 1990: 4-5),其相互影響自不可以一言道盡。從文學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海派文學誕生於極度商業化的上海,書寫本身屬於寫作、出版、配銷體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拜倫主義 」的體現,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說二十世紀上海的城市文化與文學乃是從庶民生活、甚至新興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中抽拔而起的,那麼北京的文人、文學、乃至於充斥其中,向被認為「純粹而清澈」的文人氣息,或許就必須從另一個「知識份子」的道統出發,絕不可能離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所扮演的先覺角色、與所為「啟蒙」的社會使命而單獨來看。



  京派與海派文學,這個「文人圈」與「大眾圈」的對峙形式,也正與Escarpit所言,是各自透過社會結構的複製、強化(social enforcement)、以及封閉性的產製循環來完成的。其背後「知識份子/文人儒者所扮演社會角色」的對立義理,正如同所謂「公共利益」究竟是要「服務大眾」抑或是「教育大眾」一般,值得討論。



  事實上,「知識份子」這個概念,在華人文化史的演變過程中有點複雜,明清以降,新儒家向以「禮」為整個政教、文化體制的運作規範,唐宋時代文人儒者的浪漫傳統已逐漸淡去,學仕所彰顯的角色是「禮/儀」的守護者,然而這一切也在晚清時期西方思想傳入,「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等對立概念受到關注時,遭到了嚴厲的挑戰(王憲群,2008),讀書人對民族、社會、國家的期望從儒學傳統的運作體系中得到了新的制高點,醞釀出一種新的政治責任。而北京,作為數百年的中國首都,更不可能置身事外──我們已經在前幾周的讀本中看到上海文人如何操作身為「都會中的個體」角色,關心巨觀結構在個人的微觀層面上操演出的巨大變動,如何深刻地演繹個體「感知」現代的心靈風景;至於北京的文人,則似乎更著力於「現代都會」作為一個整體性的集合,如何對「人群」進行施力,改變了人群交往的關係,帶有更強烈的社會關懷色彩──而這種針對「人的群集」的書寫,本是延續「中國儒家思想」而存在的道統,即使以一種現代變形的姿態呈現出來,它所反映的,依舊是中國文化中約束人際交往關係最強而有力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本質。



  依照Z. Bauman的說法,「共同體」並非意味著可以輕易獲得、或者享受的世界,而是個體透過理想性的投射,而意欲創造、建構的整體(Bauman, 2001: 4-5);馬克思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重要過程,在於推動商業與家庭的分離,人與物件的分離,以及勞動者與其生產財貨的分離;如果說這種唯物主義的異化過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造成了新感覺派所試圖描繪的都會風景,那麼,京派文人在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中,透過共同體的組織,將己身視作制度與社會變遷的部分,試圖與城市文化共同抵抗異化、批判異化的性質,正是使得漫遊者的疏離角色,在京派文學中難以實現的最重要原因。



  或許正是北京與上海這兩座城市,提供給寫作者截然不同的「感覺結構」,使得同樣身為「城市外來者」的作家們,得以培養出迥異的、面對物質文明的書寫策略,我也無意在此爭論所謂「京派」演變到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是否又會因為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革開放、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等等巨大的結構改變,而導致當代文學與城市文化進一步的相互滲透浸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二十世紀五四以降,文學的、典雅的人文情懷,作為京派文人不可能棄置的包袱,也確實為京派文學建構了抵抗物質文明現代性的重要基礎。





其餘參考資料:



-Escarpit, R. (1990). 《文學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Litterature。

 葉淑燕譯,台北:遠流



-Bauman, Z. (2001). 《共同體》,Community。歐陽景根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王憲群,(2008)。〈說知識份子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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