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point

　

全球化與傳播

第十一週導讀：文化混雜



－汪琪、葉月瑜，（2007）。〈文化產品的混雜與全球化：

　以迪斯奈版木蘭與臥虎藏龍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3: 175-192





本文摘要



　　地方與全球文化的混雜（hybridization）已經成為文化產業的趨勢，透過交互混雜的過程，文化之間產生了新的連結。在《木蘭》與《臥虎藏龍》兩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文化混雜乃是經由「去文化化」、「文化內涵空洞化」、以及「再文化化」的手法來完成的；另一方面，製片的背景、目標、以及劇組的行事風格也是影響文本內容的重要元素。





關鍵詞



　　全球化、混雜、去文化化、文化內涵空洞化、再文化化





內容介紹



　　在後殖民主義論的討論脈絡中，「混雜（hybridization）」的現象開啟了「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文化的組成份子得以相互轉換，是對帝國權勢進行鬥爭的場域，試圖去除帝國主義論中「被殖民者僅能被動地接受影響」的線性邏輯，提出了對文化全球化現象觀察、思考上的新面向。然而，「混雜」的概念，在進行去除中心／邊陲界限的論述中，被批評為並未處理結構上的不平等，僅有助於觀察者在「想像上」跨越國家、民族、階級等等概念中僵固的二元分立，「混雜」現象的分析本身，卻容易落入套套邏輯，難以深入。



　　受傳播科技的發展，跨越地域的影視市場需求，讓影視製作團隊必須透過借用、轉化、重新定義、或移除從前專屬於某一特定時空、政治、或社經文化背景的內容，來產製新的產品類型。去文化化，指的是將專屬於某一文化的內容、或地理與歷史元素自產品內容中移除；文化內容空洞化，則是令一項文化產品不帶有任何明顯的地方文化特色，多用於以全球市場為對象的產品；再文化化，則是反向操作，在全球文化產品中加入某一文化的元素，以利地方閱聽眾接受。



　　隨著產業匯流與跨國聯合製作的蓬勃發展，國際影視產品製作的過程中，資本主義體制所提供的籌資、推廣和行銷機制，以及「混雜」作為跨國媒體內容設計的重要策略，可說是國際影劇市場獲致成功的重要推手。本文以迪士尼的動畫《木蘭》與李安的古裝武俠片《臥虎藏龍》作分析對象，揭示了兩種不同的混雜手法：《臥虎藏龍》採取了「全球－地方（glocal）」的策略，將跨國籌資、製作的模式，帶入具有濃厚區域文化性格的劇本，《木蘭》則是將異文化的內容與元素，經過轉換與再創造，納入迪士尼既有的企業產製公式當中。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儘管「混雜」運作的方向不同，但去文化化、文化內容空洞化、以及再文化化的操作痕跡皆清晰可見。



　　迪士尼版本的《木蘭》，事實上遵循了迪士尼動畫自《小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阿拉丁》乃至於《風中奇緣》的成功模式，在族群與戀愛的故事脈絡中加入美式的個人主義，與原始文本所闡述的中心思想（中國文化的忠孝義理）大相逕庭，而傳達的價值觀，更無可質疑是大美國式的「小人物成功記」。在視覺營造的策略上，所有「中國式」的背景元素都僅是為了確保「異國風情」存在，以符合目標閱聽人（全球市場）對中國的他者想像，至於影片所再現的中國文化內涵，則全然是現代的──反封建、反保守主義、提倡愛與勇氣的故事。經過了去文化化、文化內容空洞化的過程，《木蘭》已跟〈木蘭詩〉中輾轉迴旋的古詩句所傳遞的形象大不相同了。



　　為了將作品向全球市場推廣，李安的《臥虎藏龍》當中，也去除、更動了王度廬原作裡頭所強力批判的封建社會階層，對角色性格的影響。一方面這是小說改編為電影形式不可避免的簡化，另一方面，更是考量到中國以外的市場對電影文本的接受度，而不得不為的。在《臥虎藏龍》中，整體結構的設定，事實上也參照了好萊塢電影公式，透過中年／青年、保守／熱情、傳統／現代、謹慎／衝動的對立與衝突，傳遞了一種容易理解的價值觀點，因此李安的《臥虎藏龍》，正是將王度廬小說中深刻而沉重的中國文化，進行去文化化與再文化化的過程。



　　然而，產製過程中的「混雜」並不一定是有意識地進行，很多時候乃是製作團隊基於對全球市場的了解、產製與行銷的目的、或者如李安所言，是出自一種提昇文化的使命感所致而不可不為的挪用與轉化。所有這些，導致了跨國影視產製成為不同文化的對話與協調過程，而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混雜」可能正是全球化所加諸於製作團隊與個人身上，一種跨文化的傳播歷程，而反映於再產製過程的成果。



　　於是在這個地方，「混雜」作為一種市場策略，所牽涉的權力運作痕跡，遂開始浮現。無論是《木蘭》裡頭西方媒體集團吸納東方文化元素、或者《臥虎藏龍》的東方影人採取西方的產製模式，面對的是一種跨國傳播「不得不然」的去文化、文化空洞化之惡，然而即使「混雜再現」的過程招致了對文本內容「文化不純」的批評，混雜又真的因此而促進了「全球超文本」的生成嗎？全球化的區域連結，為文化混雜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條件，在這個舞台上，發展出了更多「混血」的文化產品──事實上，若將文化視作一種僵固的「整體」，則混雜就不可能發生；回歸到文化全球化不停前進、吸納、相互融合的歷史，以《臥虎藏龍》為例，李安作為文化的實踐者，在文本中所採取的混雜，可能正是一種「自我賦權」的手段，也正是個體對全球化的回應，進行文化再創造的重要策略。







問題討論



　　一、依照本文脈絡，去文化化、文化特色空洞化、再文化化，似乎是許多跨國影視產品在製作過程中，為迎合市場需求而採取的策略。本文提出的《木蘭》與《臥虎藏龍》都是票房成功的作品，然而，我們也不可能忽略有許多類似形式的作品，並未受到市場青睞，證實了文化混雜的策略絕非銷售的保證。採納異文化的混雜，可能有哪些底線？它面臨了哪些侷限？在產製影視產品的過程中，採納、混雜文化元素的「協商」過程，又有沒有受到抵抗的可能？



　　二、本文主張混雜是一種「文化協商」的成果，但此處分析的兩部電影，似乎指涉了一個「東－西方」的差異架構，在挪用、轉換、採納各種文化元素的過程中，隱隱透露出權力在其中運作的痕跡。又以《藝妓回憶錄》所招致的批評來看，文化混雜究竟是突破了對立的疆界、幫助人們了解異文化，或者，僅僅是為跨國文化的窺視與獵奇心態，設立了新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