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point

　

哈伯瑪斯與公共領域／溝通理論



－張錦華(1994)，〈第七章：哈伯瑪斯〉，傳播批判理論



－管中祥(2002)."從Habermas的溝通觀再思考媒體傳播過程中的權力意義."中華傳播學刊(2)：185-221.



－楊意菁(2004/4)，〈民意與公共性：批判解讀台灣電視談話節目〉，《新聞學研究》，NO.79 1-47.



　　哈伯瑪斯將社會生活區分為「系統」與「生活」兩個面向：系統是指社會所發展出的功能化、專門化的體系之一，是為了維繫社會生活運作而誕生的體制；而生活世界，則是供給、孕育日常生活「意義」來源的場域──在哈伯瑪斯的論點當中，這兩個面向對於現代生活都非常重要，因為意義不可能獨立於建制系統之外而運作，而系統一旦失去生活意義的產製與支撐，人類的社會生活就會變得枯燥乏味，被系統所統馭，解放將遙遙無期。



　　然而，在社會追逐現代化體系，以資本主義為發展的唯一大纛，權力與金錢成為系統社會運作的媒介與動力來源，逐漸污染浸潤了我們的生活──當所有這些都以權力與金錢作為衡量的準則，「互動」不再具有社會性的本質，意義也將因此失去了來源──這正是哈伯瑪斯提出溝通理論的原始背景；他認為，只有靠溝通過程中論述的建構與形成，方能為現代人重新找到意義的來源，而惟有在意義充分獲得交換的「社會」當中，制度、建制、乃至於政治與經濟系統的運作，才能夠享有正當性的基礎。



　　這種基於多元價值論述而形成的理性溝通，更是哈伯瑪斯所謂「公共領域」形塑民主與公民社會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假定公共領域是一個自由、平等、得以保全主體性，進行互動的公民所構成的空間，即使意見相左將產生辯論對抗，然而本質上並不脫離理性的訴求──然而，正如２１００全民開講（以及眾多形態類似的談話、政論性節目）所揭示的，當代社會中，公共論題幾乎不可免地與意識形態與價值信仰相關聯，抱持不同立場的公民，能否進行「理性溝通」，卻不無疑問。



　　姑且不論這是節目本身為追求收視利益而「設計」的效果，抑或公共領域理論本身的理想性難以實踐，就我們的實際經驗來看，抱持著相異價值、信仰的人往往堅持己方的意識形態，而拒絕與相反意見者「溝通」，甚至以抹黑鬥臭等手段污衊對手，理性的論證空間都在其中被消蝕殆盡。





　　　　　　「各種新鮮事物以及娛樂要求已經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結

　　　　　　　果使得大眾意見缺乏堅實的歷史傳統……一個世紀前，

　　　　　　　人們認為公眾輿論就是個人所要承擔的社會原則，而隨

　　　　　　　著時間流逝，公眾輿論變成了一個口號，那些冷漠而又

　　　　　　　又懶散的群眾以此為藉口，好逃避思考。」



　　　　　　　　　　　　　　　　　　　　　──F. von Holtzendoff





　　輿論以偏見的形式在大眾之間傳播，但程度上仍反映了現實需要和趨勢；是用以整合主觀意見的手段，這種浮面的公共領域意識，並不具備以「理性」區別良窳的保證──特別是在已電子媒介化的當代社會，公共領域變成了組織化利益團體的戰鬥場域，技術的進步並不使得資訊脫離單向傳遞的限制，社會文化向大眾文化傾斜，閱聽人擁抱消費文化，哈伯瑪斯所讚揚的「布爾喬亞／沙龍式」智識的、批判的公共領域，不曾在電子媒介社會復甦；相反地，當代社會透過電子媒介的強力放送，權力結構並未「下放」到理性的個人，而仍然保護著技術官僚與利益團體妥協、共謀的討論結構。



　　即使哈伯瑪斯所謂的布爾喬亞公共領域，在當代電子媒介充斥視聽耳目的狀況下已顯得不太適用，然而，他的理論卻也指出了後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核心目標：個體得以不受公共權威的箝制，依循理性討論公共事務與社會文化議題──當代公民所需思考的已不再是如何脫離、進而批判「權力」與「金錢」，而是如何透過網際網路建立電子化的平民公共領域，吸納多元價值，而克服意識形態（特別是政治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理性困境，進而完成市民社會的終極解放。





　　　　　　「每個人都有與公眾理性溝通的能力，但是這樣的能力

　　　　　　　通常潛在不知，但是一當進入公共領域與人群，每個

　　　　　　　人潛藏的溝通理性都將被激發。」



　　　　　　　　　　　　　　　　　　　　　　　　　──哈伯瑪斯





　　是以在電子媒介社會當中，公共領域應該具備更遠大的任務──透過網路串聯公民意見，在這種自發性形成的場所，民意得以轉變成更有能力的影響結構，進而溢散至傳播媒介，更進一步解開意識形態與統治權威的死結；我們也必須留意，網際網路也可能帶來民粹式的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如同我們在中國的愛國運動中所看見的，）然而，如果公共領域的概念，能夠在網路時代提醒我們思索強、弱公眾，乃至於民意之間的關係，那麼哈伯瑪斯的理論或許能夠在當代民主體制中，為公眾／民意的關係指出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