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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結構管制



－洪貞玲（2006）：〈廣電管制與言論自由──從衛星電視換照爭議談起〉，《廣播與電視》，26：51-75。



－莊國榮（2002）：〈廣播電視產業的集中化及其管制〉。政大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理律法律事務所(編)《千禧傳播法制的回顧與前瞻》，頁51-96。



－范建得（2002）：〈論資訊時代之反壟斷議題〉，《台大法學論叢》，31(5)：33-85。



　　事實上，討論國家對電子媒介的管制，也就是要討論電子媒介在民主社會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自律」行為之有無，乃至於國家在管制過程中代表的「公共」利益──市場機制能不能催生出對民主社會至關重要的「公共領域」？如果不能，國家又得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市場，在維護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代表全體公民管制電子媒體，避免媒介過分擴張，傷害到人民「選擇的自由」？



　　於是，「公眾」在執照審議過程當中的現身，似乎是必要的了。



　　然而，從我國廣播電視執照換發的案例看來，無論是新聞局、或後繼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媒介結構管制的態度，卻仍然代表著「國家機器」，而不是「公眾」──如同韓國在執照審議過程中規定必須執行公聽會，新聞局或ＮＣＣ卻代表著精英的集合，除了行政官員或委員的自由心證，有沒有一套標準、或者理想的制度，可以確保公眾在這整個過程當中不致缺席？政府能不能確實地代表「人民的聲音」，讓決策確實反映「人民的選擇」？



　　再者，在媒介匯流時代，政府對媒介整合的管制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夠確保媒介市場的多樣性與品質，不致因為媒體巨獸的生成而傷害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多元聲音？隨著老三台的股權移轉與釋出，一方面是台灣的公廣集團擴張，另一方面是中國時報集團橫跨報業、有線電視、無線電視領域，似乎透露出公廣系統與商業媒介集團同時擴大的奇怪現象──回到公廣系統設立的最初源頭，不就是為了確保在商業媒體積極追逐利潤（也就是收視率、閱報率）的同時，人民可以獲得不被商業媒體青睞的資訊內容嗎？另一方面，公廣集團日益之「大」，其經營團隊又宣稱「要同時兼顧收視」，這邏輯豈不奇哉怪也？



　　正因為廣電媒體影響力驚人，往往可以主導文化與次文化演變的方向，政府要如何在自由市場與社會價值之實踐間拿捏──畢竟，所謂言論自由，是為了實踐聲音與論述的多元傳達管道，而非毫不管束，放任媒體追求收視與利潤，反而招致媚俗、煽色腥的訊息大量產製，這才是管制媒介結構最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