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公共空間

　

同志公共空間：從黑暗的街角，到霓虹閃爍的消費場域











　　白先勇在長篇小說《孽子》中寫道，「在這個王國中，我們沒有尊卑，沒有貴賤，不分老少，不分強弱。我們共同所擁有的，是一句句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



　　而屬於同志的王國，究竟存不存在？畢恆達（2001：116-119）直言，「我們本來以為公共空間是一個去性或無性別（asexual）的空間，可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重複表演與行為規範，卻發現公共空間其實是異性戀空間……同志空間，本來應該是無所不在的，就像異性戀空間。但在現實異性戀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專屬於同性戀的空間，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同性戀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是孤獨的。」



　　傳統上而言，同志的公共空間，往往具備「因事件而短暫存在」的性質，可能是在暗巷、街角等地，在同志的肉身接觸結束後，燈光打亮，即消失不見，轉回而為「一般的公共空間」。它並沒有所謂「社會性公共空間」所具備的永久性、可辨識性、以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性交往的特質（阮慶岳，1998：31）。也就是說，傳統上的同志空間，是透過同志的使用行為而定義出來的。許智淵（2004：23-24）即認為，因為這種特質，同志空間可以跳脫出一般公共空間中，個體的社會特徵被明顯分割、分眾化的傾向。然而，在這樣的論述裡頭，同志空間也因此而欠缺明確的物理定位，沒有立基，無從發展，遂似乎無從達成畢恆達所言「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的社會性目標。



　　論者有言：「若要解釋事情為何發生，得先了解為何事情在那兒發生。（Sack 1980: 70。轉譯自Spain 1992: 5，黑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當空間與族群的命名權力被他人所掌握，同志的名字是同志，被從異性戀社會中分割出來，同性戀的空間與所謂的「女性空間」一樣，是不存在的。實體的公共建築設計既確立了空間的使用方式，而此間誕出的抽象道德規範、論域、語言、乃至於性笑話，皆無不在宣告這是個（男）異性戀的世界（Spain 1992: 5-10），同志的公共場域生活，因此必須模擬異性戀模式，遵循固定的規範與誡訓，被同質／直1化。無論男、女同志，雙性戀乃至於變性人，在異性戀主流文化的視野中，一向處在較弱勢的權力位階，該族群在社會裡頭是不可見（invisible）的，在強大無所不在的異性戀霸權之下，性別弱勢族群只好過著雙重生活──有人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一個，或鎮日以面具與謊言掩蓋真實的臉孔，可是，要到哪裡去找另一個活生生的同志呢？異性戀文化「命名政治」的盲點，在於掌握社會主流權力位置的人，始終不必為自己命名，好比我們有女作家、女記者、女詩人，但作家、記者與詩人反正就是男人；男人從來不必稱呼自己是男人，因為男人就是「人」，而所謂的「社會空間」，實際上只是異性戀男人的空間，異性戀男人以外的人從不曾真正獲得空間意義的論述權（阮慶岳，1998：14-16）。



　　吳文煜（2003：19）曾以公共性／私密性為縱軸，社交性／性交性為橫軸，粗略地勾勒出男同志在酒吧、三溫暖、公園、公廁、乃至於溫泉等空間中的性慾／社交實踐，發現對於同志文化而言，無論是身體空間、認同空間、乃至生活與次文化空間，其脈絡皆強調男同志在空間中所透露、所展演的權力位置與層次，而顯現出或固著、或流動、甚至離散（僅在短暫的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空間形式；同志對空間的運用方式，則顯示出同志的主體認同與該空間場域意涵上的相互關聯。同志透過在空間中的行為與實踐，產製、勾勒出空間的「意義」，並且與空間中的符號系統相互輝映、相互定義；也就是說，同志的主體性與空間、身分認同與場所之間的對應，會呈現出多元的組合風景。



　　而台北同志文化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是不停與異性戀社會爭奪、協商空間使用權力的過程。一九九六年，在當時台北市長陳水扁的主導下，推動「首都核心區規劃歷史保存計劃」，將台北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名為保存台灣近代史，實際上，捷運站出口的設立、與公園地景的重新規劃，儘管使得公園變得更加明亮，卻也提高了男同志在此「釣人」的難度。新公園的男同志「肉身史」從此不再明顯可見──在政府權力的操作下，即使政治解嚴了，新公園卻不再是同志的歷史空間，同志經驗所累積起的空間特質，依然被視作是應當接受「淨化」的地方（張娟芬，1998：24-26）同時，一九九七年的「常德街事件2」，以及「ＡＧ健身房事件3」，在在證實了異性戀霸權仍會透過警察與臨檢制度，對同志社群與空間進行規訓與約束，也再次彰顯了同志空間在都市中存在的不被許可。然而，這些事件的推波助瀾，直接、或間接地讓以同志諮詢熱線為首的同志運動／平權組織，在九零年代後半開始正式地建制化，展現了反抗與動員的力量（張娟芬，1998：26），台灣第一家公開懸掛彩虹旗的同志公共空間「晶晶書庫」，也於一九九九年在公館的巷弄內開張營業。



　　在Michel Foucault的文化論述中，空間的意涵是被權力的運作所「定位、探索、爭取並根植（mapped, explored, contested and colonized）」的，一方面空間是政治的屬地（locale），另一方面，由於空間意涵正是「權力生產」的結果，透過檢視空間，能發現權力運作軌跡的證據，空間與認同不間斷地在其中透過權力的鬥爭、協商，而產生形變。個體與社群使用空間的行為，也就是在主流與非主流權力之間的角力過程（Munt, 1998: 163-164）。依Foucault的脈絡來看，主流社會對空間的命名、權力，也就決定了「空間」的意涵，舉例來說，在台北市政府的「首都核心區規劃歷史保存計畫」中，除將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外，也曾提案要把紅樓戲院改建為公立的同性戀俱樂部，然而此消息見報之後，卻引發該地區居民的反彈，結果不了了之（張娟芬，1998：25-26）──台北市政府方面，可以無視於同性戀社群的歷史、需求，而任意決定新公園的「名稱」、或紅樓戲院的「用途」，正體現了異性戀社會命名權力運作的軌跡。



　　Foucault的權力觀點，並無法適切地解釋：次文化社群透過空間使用、主動的建構，事實上也有造成翻轉既有空間意涵的可能。Lefebrve（1991: 59，轉譯自Douglass, 2002, March）即指出，歐美都市的公共空間，曾是民間力量對政府機器進行抵抗，串連與反叛的根基，適當的物理空間，能促成市民社會的良性發展與理性溝通，是公民政治與治理的必要條件；然而，全球化浪潮與資本主義的持續演進，都會公共空間產權私有化、商業使用的程度日增，各種文化在公共地景中展現的樣貌益發多元，使得權力、政治與論述的板塊漸趨破碎，這種文化去中心化的結果，也導致都會市民社會（urban civil society）次群體間的聯繫減少，個體、社群文化與使用之間的關係將日漸疏離（Douglas, 2002, March）。



　　針對這種空間的公共意涵與社群感空洞化的現象，Mike Douglass（2003, June）延續 King & Hustedde（1993）「社群自由空間（community free spaces）」的概念，題出「市民4空間（civic spaces）」的概念：作為公眾日常生活的場域，市民空間應是社區空間的延伸，Douglass主張，良好的市民空間可以是郵局、咖啡館、社區活動中心等等跨越並連結公／私領域的空間，它應該具備可想像的邊界，其物理、文化與社會情境，須讓社會連結、文化互動與混雜得以發生，並因此具有建構社群感，並進一步將個體聯結至鉅大公共網絡的可能性；此處，「市民空間」的社會性意涵，強調的是個體／群體互動關係的相互建構，相較於「公共空間」靜態的、物理的、等待被使用的特質，市民空間應具備自主、不被國家機器操控、具多元包容性的特色，於是在該空間中，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與社群，能透過互動來建構認同、導致公共溝通與合作的機會，這對市民社會的健全架構可謂至關重要。引介Douglass的市民空間模型，可以補足Foucault的空間論述不曾處理的「主體的能動性」，對於性／別社群而言，公民空間若能有效地存在於公／私領域的交界處，使社群內／外部得以在該空間中交會，或能凝聚社群的社會動能，甚至進一步對既有的權力架構產生影響，也對於特定空間作為性／別社群政治發展的根基，提出了一種可能性。



　　相對於阮慶岳（1998：31）提及的傳統同志空間──群聚、展現情慾身體的、暫時的空間──同志的消費與次文化空間，則享有較為固定的地理位置。它體現了同志族群在社會性別文化中的相對弱勢，從服飾品味到演藝名人的認同5，到實體空間如三溫暖、酒吧、健身房，乃至西方大城市的同志社區等，皆意在透過對空間場域的「再劃分」進而建立同志的主體空間，提供同志以社會較邊緣的文化位置，與主流性別結構抗衡、區隔的屏障（阮慶岳，1998：32-33）。



　　對同志都會空間的研究，最著名者當屬Manual Castells（1983）就舊金山同志社區所進行的研究，他觀察到舊金山是一個「各種偶然、缺乏社會秩序，正常與變異模糊的疆界所在（夏鑄九、黃麗玲等譯，2002：236）。」舊金山同志社區的形成，一方面始自城市區位經濟的興衰，白人中產階級開始自卡斯楚街（Castro Street）遷往市郊，該區下跌的房價吸引了外來同志的進駐，另一方面，受到舊金山同志運動精神領袖Harvey Milk6的鼓吹，呼籲同志社群「買下」卡斯楚街的房地產，進而以「男同志的方式」在該社區中生活，如此就能「用男同志的方式投票」，讓同志參與主流的政治社群，透過民主程序而享有正式的發聲權力（夏鑄九等譯，2002：236-238）。可見在同志社區的營造過程中，除了同志群體自發性的參與、打造消費空間、乃至於生活文化（living culture）之外，運動領袖登高一呼的號召，亦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在城市中最顯而易見的同志消費空間，莫過於酒吧、三溫暖，甚至是諸如曼徹斯特、倫敦、舊金山、紐約與東京等大城市中，由完整陣面的同志商店，所構成的同志村落（gay village / Boystown）。與「性傾向」相關的消費行為，滿足的從來不只是「需求」，而是個體追逐社群與認同意識的「慾望」。是以，在西方城市的同志社區發展史中，「同志空間」向來與消費行為緊密相連，酒吧與俱樂部既是次文化活動的論壇，也是讓個體經歷社會化過程，融入同志次文化的重要場域，因此使得當代同志文化與消費行為不可能真正分開來談，「同志」身分與「消費者」身份的疆界也就漸趨模糊（Haslop, Hill & Schmidt, 1998: 325-326）。不論中外，酒吧與舞廳，往往是自我認同程度較高同志進行社交的重要場所，吳佳原（1998：67）即指出：「貫穿整個男同志酒吧變遷過程中的最大意義仍是『集體認同的空間實際演出』，透過喝酒、唱歌、聊天、跳舞、社交的基本活動，男同志呈現出不被壓抑的文化，並對性／別刻板行為進行解套。」



　　除舊金山之外，Haslop等人（1998）針對曼徹斯特同志社區使用者進行訪談研究，發現同志社區的規模越大，越能保有同志空間裝飾、氣氛、音樂、乃至服務與商品提供的多樣性。曼徹斯特的同志社區以酒吧、舞廳7為核心開始發展，即使難以量化，但從任何角度來看，為該地區帶來經濟發展的衝擊，無疑是廣泛而巨大的──大抵而言，由於同志社群投注於娛樂消費的比重，顯然高於同等收入的異性戀社群，酒吧與俱樂部的設置，引領了區域性的同志社群聚集，也隨之帶動了該地區同志相關消費活動的興盛，包括皮革、服飾、一般出版品與情慾出版品等商家的進駐。這不僅確保了次文化內部的差異價值，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的分眾化，因應同志伴侶的需求，財務規劃與金融保險等等業務在此地出現，更進一步影響到曼徹斯特同志的生活方式。



　　曼徹斯特的官方單位，更有意地以曼徹斯特的男同志社群與同志品味（gayness）作為都會意象（cosmopolitanism）的代表，進行城市行銷，將曼徹斯特塑造成自由、多元、好品味、豐富而開放的城市。城市旅遊的興起，帶動了曼徹斯特同志村的地產投資，整體城市的營造正是依循著「同志」而起的，同性戀在曼徹斯特不再與性別偏差相互連結，透過社區意識的串連與政府的作為，詞彙意義在曼徹斯特獲得了翻轉，也帶動了性別文化的交流互動與城市的復興（Binnie & Skeggs, 2004: 49-51）。



　　在曼徹斯特同志社區的形成過程中，空間原本只是販售／消費行為的物理載體，卻進一步將同志文化和消費主義捏塑得更加密不可分，甚至成為行銷城市的重要賣點。而在倫敦《Gay Times》雜誌的案例中，同志社區的店家除刊登廣告外，更協力集結資源，提供與ＨＩＶ與性愛資訊相關的保健指南等等，將該社區串連為一個完熟的同志資訊／商品消費體系（Hindle, 1994: 12）。事實上，同志在都會空間中的密度，直接地影響到當地同志空間／地景／消費文化的生成；曾有論者針對大倫敦地區的同志人口進行調查，估算出該區域的同志人口比例，可能高達城市總人口的11.9%、甚至17%（Gonsoriek & Weinrick, 1991；Johnson et el, 1992；轉引自Hindle, 1994: 11-13），儘管抽樣方法造成的誤差與受訪者的出櫃疑慮，可能造成對同志佔都會區人口比例的偏誤，但同志社群在都會地區的集中現象，確實不可忽視；都會規模越大，也就可能孕養出更豐沛的同志社群文化。這也能解釋為何台灣地區的同志商圈，最初為何出現在台北，而非其他地方。



　　綜觀以上文獻，消費空間事實上仍有可能成為市民社會中，作為一「市民空間」而供認同政治持續發展的根基，然而，迄今國內並無深入探究消費空間意涵與性／別認同關聯的論文；黃煦芬（2002）的學位論文，僅以量化調查觀察同志身分與消費行為的粗略樣貌，並未深化處理認同與決策之間的動態辯證關係。在性意識從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對立更趨分化、多元的今日，個體如何透過消費行為／公共空間中的主體展演，來彰顯、強化其社會認同，進而凝聚出新的社群感，甚至有無可能導致社會風氣與觀感的改變，確是值得關注的論題。



　　對於在城市四處散落的同志來說，如果城市中有固定的公共消費空間，可作為連結社群內外、提供「市民空間」功能的場所，甚至讓同志社群與主流社會的聲音在場域中交會，則對次文化／主流文化而言，皆不啻是一相互交流的契機。



　　無論是舊金山、曼徹斯特、倫敦、乃至於波士頓的同志社區，都以城市房價較低的沒落地帶為根基，進而形成一個具備完整供給／需求功能鍊的社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男同志消費空間為發展核心的模式，以及女同志文化在社區內的缺席／隱而不顯／晚期發展，不可避免地，使得所謂的「同志空間／社區」，看起來更像是「男同志空間／社區」。資本主義的昌盛，使得（男）同志社群與消費文化的聯結看來只會更加密不可分，在曼徹斯特的成功案例中，「男同志社區／空間」成為了重要的都會意象，然而，如果我們真的到了連「性意識」都可以成為商品的時代，那還有甚麼是不可能被「消費」的？西門紅樓商圈的發展史，和曼徹斯特、舊金山又有甚麼異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