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性戀空間

　

環境心理學

第十二週導讀：異性戀空間



─Valentine, G. (1996). (Re)negotiating the ‘Heterosexual Street’.

　In N. Duncan (ed), Bodyspace: Destabilizing Geographi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Pp.146-155. New York: Routledge





異性戀的空間、異性戀的街道



　　無論男、女同志，雙性戀乃至於變性人，在異性戀主流文化的視野中，一向處在較弱勢的權力位階，該族群在社會裡頭是不可見（invisible）的，在強大無所不在的異性戀霸權之下，性別弱勢族群只好過著雙重生活──有人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一個，或鎮日以面具與謊言掩蓋真實的臉孔，可是，要到哪裡去找另一個活生生的同志呢？異性戀文化的「命名政治」，讓掌握社會主流權力的人，始終不必為自己命名，好比我們有女作家、女記者、女詩人，但作家、記者與詩人反正就是男人；男人從來不必稱呼自己是男人，因為男人就是「人」，而所謂的「社會／公共空間」，看似「無性（asexual）」，但實際上卻只是異性戀男人的空間，異性戀男人以外的人，也就無法正當地擁有空間意義的論述權（阮慶岳，1998：14-16）。



　　正如Judith Butler（1990: 33）所直言，性／別乃是透過一系列身體形象與風格的反覆操演來完成的，透過群體規約、以及長時間的社會建構，來形成性／別意象的社會共識；而性／別空間也是──異性戀在公共場所如廣場、捷運、電影院、以及公園板凳等地方，以親吻、擁抱、牽手等等行為來「宣示（claiming）」該場所是「屬於異性戀的」，於是，「異性戀式的」行止，就成為在公共空間惟一被認可的、合宜的行為模式，違反這種被異性戀社會所認可的行為模式──大多數狀況下甚至並不是種種「敢曝／camp」的行為所引起，而只是單純因為「性別形象不符合社會期待」──而受到小如瞪視、白眼，大如驅趕逐出、甚至暴力相向的對待，來「彰顯」異性戀空間的正當性。



　　「在美國，要當一個男／女同志，就必須活在暴力的陰影底下（Comstock, 1991: 54）。」而其實台灣也是，或許同志大遊行舉辦到第六年，每年我們有那麼一天可以「奪回」台北街頭的出櫃權，乍看之下，城市生活對同志而言已越來越「安全」了，但台北以外的地方呢？同志也一樣可以「安全」地在無所不在的異性戀空間中自在出櫃嗎？這畢竟是個BEING SISSY都還要受到審查的世界，對同性戀友善的城市，會不會也正「姑息」了同性戀的偏安意識？



　　例：2005年中秋夜，宜蘭縣蜜月灣「永夏派對」事件。

　　http://tw.youtube.com/watch?v=mSsszcVl0Ns







同性戀空間：出櫃空間的形成



　　大抵上而言，同志的公共空間往往具備「因事件而短暫存在」的性質，可能是在暗巷、街角等地（如為人熟知的台北新公園與『黑街』常德街等），在同志的肉身接觸結束後，燈光打亮，即消失不見，轉回而為「一般的公共空間」──它並沒有所謂「社會的公共空間」所具備的永久性、可辨識性、以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性交往的特質（阮慶岳，1998：31）──也就是說，同志空間是被同志透過使用，方能定義出來的，有論者認為，同志空間因此似乎可以跳脫出一般公共空間社會區劃的傾向（許智淵，2004：23-24）。然而，在這樣的論述裡頭，同志空間也因此而欠缺明確的物理定位，沒有立基，無從發展，遂似乎無從達成畢恆達所言「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的社會性目標。



　　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2001）裡頭有言如此，在異性戀文化的壓迫與宰制下，我們仍然需要一些專屬於同性戀的空間，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同性戀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是孤獨的。陳克華（2006）也說，同志應該奪回自己在社會中的出櫃權力，或至少用「某些方法」重塑空間的意義，滲透進異性戀空間，進而在個人、群體、甚至環境層次上，打造「同志空間／出櫃空間」，透過服飾、音樂、肢體動作、甚至「同志語言（gay speak）」等次文化符碼的露出，讓同志族群相互「辨識」。



　　Mitchell（1995: 115）即直陳，空間中的展演與呈現，事實上正是性別認同政治的重要策略之一，以展演佔有空間、創造新的空間意涵，挑戰為人所習以為常的「異性戀的公共空間」，讓「公眾」看見原本看不見的群體──這可能也是同志遊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透過扮裝、現身、與身體的展演來讓異性戀知道，「我的身體其實跟你一樣，但我有不同的性向」，透過「生理」的事實（再）詮釋「文化」的多重可能性，同時，遊行當中各種符碼的展演，也能讓同志看見跟自己不同類型的同志，畢竟同志運動強調的「多元」與「異質」，不僅存在於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也在於同性戀社群的內部──不只要「異中求同」，也要「同中求異」（闕帝丰，2008年11月25日）。



　　例：Taiwan Pride Photos

　　例：Capitol Hill, Seattle: a gay neighborhood in a gay friendly city.







原來，台北也有同志空間



　　「文化」與「空間」，一方面在次文化平權的戰爭中是被操作以進行抗爭的場域，另一方面，也同時是這場戰爭的環境變項（environmental variable，Engel, 2001: 160），因此空間營造作為文化落實的手段，在凝聚認同時就顯得格外重要──社會空間本身的脈絡與運作，絕非單單被「處地」與「位置」（location and position）所決定而固著不變的，除了形塑個體行為之外，它也同時被個體的決策與行動而持續捏塑改變（Spain 1992: 233）。



　　相對於群聚、展現情慾身體的空間──同志的消費空間，則享有較為固定的地理位置。它體現了同志族群在社會性別文化中的相對弱勢，從服飾品味到演藝名人的認同 ，到實體空間如三溫暖、酒吧、健身房，乃至西方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與芝加哥的同志社區等，皆意在透過對空間場域的「再劃分」進而建立同志的主體空間，提供同志以社會較邊緣文化位置與主流性別結構抗衡、區隔的屏障（阮慶岳，1998：32-33）。在城市當中，最顯而易見且為人所知的同志空間，莫過於酒吧、三溫暖、甚至在曼徹斯特、倫敦、舊金山、紐約與東京等城市中，由完整陣面的同志商店，所構成的同志村落（gay village／boys town），而同志在都會空間中的密度，更會直接地影響到當地同志空間／地景／消費文化的生成（Hindle, 1994: 11-13）。



　　同志酒吧與舞廳，向來是自我認同程度較高的同志的重要社交場所，「貫穿整個男同志酒吧變遷過程中的最大意義仍是『集體認同的空間實際演出』，透過喝酒、唱歌、聊天、跳舞、社交的基本活動，男同志呈現出不被壓抑的文化，並對性／別刻板行為進行解套。」（轉引自吳佳原，1998：67）另一方面，吳文煜（2003：19）曾以公共性／私密性為縱軸，社交性／性交性為橫軸，粗略地勾勒出男同志在酒吧、三溫暖、公園、公廁、乃至於溫泉等空間中的性慾／社交實踐，發現對於同志文化而言，無論是身體空間、認同空間、乃至生活與次文化空間，其脈絡皆強調男同志在空間中所透露、所展演的權力位置與層次，而顯現出或固著、或流動、甚至離散（僅在短暫的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空間形式；同志對空間的運用方式，則顯示出同志的主體認同與該空間場域意涵上的相互關聯。同志透過在空間中的行為與實踐，產製、勾勒出空間的「意義」，並且與空間中的符號系統相互輝映、相互定義；也就是說，同志的主體性與空間、身分認同與場所之間的對應，會呈現出多元的組合風景。



　　例：彩虹社區、紅樓劇場南廣場、「釣人空間」溫泉、公園、足球場。







跨性別空間的可能：高樹少年葉永鋕



　　二○○○年初夏的早上，屏東高樹國三學生葉永鋕，在音樂課上舉手告訴老師他要去尿尿，那時距離下課還有五分鐘。這個男孩從來不敢在正常下課時間上廁所，他總要找不同的機會去。葉永鋕再也沒有回來過（陳俊志，2008）。



　　在葉永鋕事件之後，儘管施暴的兇手沒有被抓到，但社會輿論開始質疑所謂的「男子氣概masculinity」與暴力之間的關係，又為何男子氣概，會透過對「娘娘腔男孩」的校園霸凌（bully）來展現，葉永鋕的死於是拯救了其他可能（正在或者即將）受到同樣欺凌的男／女孩。在異性戀／同性戀空間的脈絡底下，高樹校園中的異性戀為何是以這樣的方式，展現「男子氣概」？城市（中正區、大安區）和鄉村地區（屏東高樹）的「異性戀空間」有沒有質地上的差異？歷史和階級的因素，是否在這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