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point

　

霍爾：構連與抗爭



－Stuart Hall. (1980) Encoding/ Decoding,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128-138



－張錦華，（1994）。〈第五章　賀爾：文化研究〉，《傳播批判理論》



－陳光興，（1997）。〈霍爾：另一種學術知識分子的典範〉，《當代》：122期：20-49





　　我們時常認為，社會中的互動行為與建構乃是奠基在語言的溝通之上，社會似乎等同於語言層面的運作，但霍爾認為，社會僅是「像」語言一樣地運作，以論述來指涉、參照、理解各種論辯與主張，往往會讓人喪失了物質實踐和歷史條件的社會事實基礎──這並非意味著，套用論述理論必然會使研究者落入語言化約的陷阱，但過度擴張地使用語言學隱喻，確實會讓研究與論述前進至高空樓閣而無以為繼的窘境。



　　因此，單單從傳統符號學與社會學，來解讀電視製作與接收過程中的線性關係──製作／發行／消費／再製──是不夠的，正因為所有的文本製作都不可自外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因此任何文本所呈現的符號，也都必然帶有複合意義的本質，也就是說──不會只有一種解讀的方法。文本是社會建構的，當代知識觀、技術基層結構、媒介作業標準和專業意理，以及預設的閱聽人結構等，均會影響媒介產製和訊息內容。相同的，文本解讀也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歷程，閱聽人先備知識架構、知覺、情意、認知形態和意理，以及自身所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擁有的技術基層結構等，都會影響其訊息解讀。無論製作單位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確保文本中的主導性定義，傳遞到閱聽人手中後，會比其他的文化意義獲得較有利的處理；製作的環節是要暗示閱聽人「如何解讀」，但永遠不能保證閱聽人就會「這樣解讀」。觀眾基於自身的經驗／文化／歷史背景，將揉合一套自發性擷取意義的模式，包括各種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制度性的先驗理解，因此文本經過這種主動解碼後的結果，非常有可能和製碼者的原始意圖相左。



　　由於沒有一種文化可以完全可靠地自存於主流權力的架構以外，這也提醒了文化研究者，若將理解架空於權力／歷史的脈絡之外，高舉打著「理解」與「研究」的旗幟，可能正是誤解的總和。一般大眾並非手無寸鐵地等待訊息自遠方飛來擊倒他們，而是再一次從訊息產製者的手中，奪回了一部份的解釋權力──但無論對訊息的產製者或接收者而言，這一切的文化形式，都被籠罩在社會權力支配條件的羽翼之下。



　　也如同霍爾的成長過程自述（且通常是充滿了異樣痛苦色彩的描述，）不可能脫離他在牙買加的成長背景──種族糾葛、文化殖民、認同困境、乃至於同時處在內部與外部的尷尬位置──霍爾在盤整自我關心的文化議題時，不時地回過身來關注自己的「個人歷史」，以及這「個人的」歷史，是如何在大環境當中，被建構出來。



　　是「描述」，而不僅是純然的「論述」，讓我們有進入自我、或者他人生命經驗的途徑；社會像語言一樣運作，而不是等同於語言、詞彙、句法化約式的簡單理解，每個詞彙背後都背負著言說者期待達成溝通的意念，反過來說，也唯有當社會行動與語言傳達到詮釋者一方，意義才有被理解／誤解的可能。



　　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放逐〉之中，也再度地將個人生命的歷程納入分析──身分絕非天生，而是在文化互動、碰撞的過程中建構而成的產物，透過他人對我們的反應，穿插入歷史、文化、社會、哲學與自我探索，從而「發現」自己在社會互動中的位置；身分的建構是一種過程，而非靜止的終點，在永無止盡的遞嬗更迭中，持續尋求共同性的公約數，並追索異質性的區分和轉移，在同一個文化標籤底下，屬於種族的、性別的、社會階層的、共享歷史的群體，可能合而為一也可能發展出更細緻的小群體認同──團體內部的語言可以共通，在訊息傳遞的過程中較有可能達到有效的傳播；然而，若主體退開一步來看，可以認清自我處境「被」安放的定位，覺察該群體內部與外部的異質性，以這「熟悉的陌生人」觀點，再度碰觸這種「複數的」文化身份，你可以是同志、是女人、是學生、是詩人、是子女、是母親，在這種眾多的異質性結合之下，形成或許彼此矛盾的、衝突的身分內涵──這種多重身份的建構，將在主體身上投下更多變數，創造出更改、位移、塗抹、增刪、重新捏塑的過程，也正是異質個性的碰撞，突顯出身分層次的意義。



　　我認為，這也正是文化研究最迷人的部份。因為，唯有經由歷史／現實與理論／論述不斷地辯證，才能產生環環相扣的改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