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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Mar 27, 2008

viewpoint

 

-Antonio Gramsci (1977) Notes on Journalism. Telos, sum., (pp.139-151)



-洪鎌德、黃德怡(1994),〈葛蘭西國家觀的析評〉,中山社會科學學報



-張錦華(1994),〈文化爭霸理論〉,《傳播批判理論》,第三章



     「每個國家都是倫理的,因為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

      人民大眾提升到特定的文化及道德水平,由此符合統治階

      級的利益。」

                        ──A. Gramsci



  馬克斯早已指出,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

識。葛蘭西在文化霸權理論中亦有言,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透過生活型態的價值實

踐,對意識型態開啟了解釋、變動的可能性──一種強大的,反覆辯證的力量──

在社會場域當中進行社會的再生產,看似固定的結構下,處在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

;掌握道德與智識的領導權,也就代表著掌握了「統治」的權力。



  在這種上對下的結構當中,知識份子從不單靠武力維持其權力,而要使普羅大

眾對其生活「方式」與現況達成贊同,甘願接受其統治──甚至,不能覺察其「統

治行為」的存在──也就是,被統治者的利益與價值觀,以及文化,都將被統治階

級納入考量,化為上層結構的一部分;因此,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強中,公民社會

作為上下層結構橋接中介質的重要性,被大大地提升了:由於公民社會相對獨立於

國家機器與經濟體系之外,乃是擁有一定自主性的、抽象的、人民的集體,統治階

級除了需握有國家機器與市場的宰制權力之外,還必須贏得公民社會的支持,在日

常生活當中植入其具「同理性」的思維;反過來說,葛蘭西認為要反抗資本家及國

家霸權,工人階級也就必須在公民社會的經營與獨立性之養成上下足工夫。



  批判理論中,個體自由活動的程度,也就象徵了勞工階級是否能夠爭取到最終

解放的關鍵。個體在這樣的論述下,必須識破自身不盡然是純粹的被動者,而必須

藉群眾的構連,創造出個體──甚至上下層結構──之間的「差異性」,進而發揮

反抗力量;任何建構出的「整體」,在保持其內部性質不一致的狀況下,方能夠以

這種差異撼動外部結構整體性的差異。



  這種動態的緊張,與內外部結構相互辯證的過程,也就是霸權理論中社會實踐

的核心。



     「公眾絕對不會相信那些不值甚麼錢的出版品──同樣地,

      政治上,他們也不會信任那些不知該如何管理公眾所挹注

      金錢的政治人物。」

                        ──A. Gramsci



  葛蘭西認為,所有的霸權都是從歷史性集團來的,因此掌握了知識和道德詮釋

權力的集團,勢必得透過歷史與社會的再生產,複製其意識型態。無論從文化到經

濟,從教育到法律的訂定,到具體空間的學校和法庭──日後被哈伯瑪斯解構、透

視的公民社會領域──所有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則,一再一再鞏固的同時,

也同時一再一再使得家庭、社會、國家等不同層級場域中的勞動行為呈現極化的發

展;職業與勞動力的再生產與大眾文化掛鉤,成為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部份,城市

物理空間的改變,也牽動了抽象權力結構往上層集中。



  從報業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產業社會角色的變化:從意見交流/監

督,進而主導輿論方向,甚至它就成為了輿論本身──理解到受眾閱讀需求的同時

,為了顧及商業考量,報刊也各自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以掌握閱讀群眾的忠誠

度。這當然也和知識份子不能善盡其社會功能有關,私人交往和沙龍文化消退,也

使得知識份子之間的文學語境逐漸喪失,公民社會變成了市場規律的同義詞,上下

層結構皆透過市場對被統治者上下其手,人們怎麼能夠不受宰制?



     「所有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

      識份子的功能。」

                        ──A. Gramsci



  然而時至二十一世紀,文化霸權究竟仍無所不在,還是已遁隱而去?我們是長

久以來被麻痹等待宰殺的豬隻,亦或公民社會已獨力找出與消費文化和解共生的方

式?深植我們內心、行為、與文化深處的同意權,誰知道,所有這些──會不會是

我們在歡宴間,引入屠城的木馬?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其論述亞洲公民社會可能性的文章中,也有言如

此:全球化的經濟力量將亞太地區的城市再結構,全球與在地的交錯,讓公民社會

會的力量──公民生活的經濟抵抗、政治動員、社會正義、環境正義等等面向,才

正要開始一種新的治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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