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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蔚文（2000），〈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淡江大學社會學刊》，2000年10月：1-15



－鍾蔚文（2002），〈誰怕眾聲喧嘩？兼論訓練無能症〉，《中華傳播學刊》，創刊號：27-29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六章。



　　正如哈伯瑪斯所言，人類所以治學，正是為了解決生活濁水中浮現的諸般問題：或大或小，從人為何生而為人，從太陽為何東昇西落，到如何經營話語的技藝，甚至如何設計、製造出精密器械來提昇人類的整體生活，是所皆然。整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浮現，事實上正反映著人類對於自我生命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自哈伯瑪斯的三種旨趣分類──技藝的旨趣、實踐的旨趣、解放的旨趣──我們大約也可以看出，科學哲學思維的轉變，乃自「控制／操作」到「理解／透視」，再進一步「反身／思索」人類與物件、與世間萬物天地芻狗的關連。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傳播」作為一個學門──即使近年來傳播學界不停地遭受追問與質疑，這樣一個看似跨越領域、但畢竟無一固態中心思想之學科，究竟能不能再自稱是獨立的「學門」──延續了自然科學與實證主義的傳統，試圖在媒介、閱聽人、與訊息符號間劃分出清晰的疆界，以皮下注射理論以降的媒介大效果研究為先鋒，一路開拓出傳播效果論的領土；然而，隨著世態演變，研究者亦開始體驗到事情從來不曾如此「絕對」而單一，沉默螺旋、知溝理論、涵化理論等研究，證明了媒介效果僅能在特定的環境下受到控制與預測，甚至在更多狀況下是超乎人們所預期、所冀望的「不顯著」──於是研究者不得不更靜下心來，讓傳播研究的目光焦點回歸到人與人的互動行為，而不再只是將人的集合與群性作為一種非特定的「標靶」，正面承認具有行為主體性的「人」，才是最終解決「意義」之發生的場所，透過操作／理解／批判，而讓意義的傳遞與接收得以完成。



　　我們多半將「後現代」視為當代的同義辭，然而這裡出現了一個弔詭──後現代的解構視角認為沒有甚麼是一定的，一切意義都在不同的個體當中發生，也正由於這種與「現代」所強調彰顯的「固定物」（All that is solid）相對的觀點，後現代才能因應而生──在現代性煙消雲散後（are all melted into the air），從那裡浮現出來的是不確定、不可捉摸、不能預測的「話語的鬼魂」（the inaccessible ghosts of utterance）嗎？



　　我想並不是這樣的。



　　後現代主義並非指涉不可操作不可捉摸的一切液態、氣態的思想與反應，而是，對既有、僵化的形式主義與本質主義所導致的「想像力死亡」之冀望突破。這也和鍾蔚文〈誰怕眾聲喧嘩？兼論訓練無能症〉文中所提及的旨趣相似，任何研究都不應該只是照本宣科，不該只是選擇特定的研究方法，不該只是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就要一切大勢底定；尤其「傳播」若作為一個學門的最大理由，應當是它兼容並蓄如大海的肚量，得以自在遊走於各個領域學門之間，擷取各自的長處以補不足──傳播本是一種「觀點」的訓練，無論放在社會科學的類目下，或以人文訓練的角度觀之，都是一種「捕捉／觀察／解讀／詮釋」的過程，而意義正在那裡持續發生。



　　承接此立論，「眾聲喧嘩」於是成為傳播學門發展的必要道路，因為對話而能彼此完成，因為碰撞而有火花，想像與創意由此而生；並進一步回過頭來關注研究者不能不處理的──本地傳播環境問題。在整體學術系統的框架中，既然我們已經大方承認「唯一解」是難以到達的境界，我們能不能找到「最佳解」或者「最多解」？眾聲喧嘩，正是一種具體而微的「後現代社會性」的展現，沒有誰能真正統馭別人，所有的意義與價值並存的狀態下，經過理性互動、溝通、與磨合的過程，那裏應該會有「甚麼」正在等待著我們，這也正與哈伯瑪斯的主張所相合。



　　從現代到後現代，「真實」所沒有向我們所示現的那些，根本從未消失。只是因為我們所習慣因循的道統，不能夠讓我們「看見」我們所能看見的物事以外的東西──說脈絡也好、透視也好，我們必須要能夠靜下心來思索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缺憾」與「困境」，揚棄「我們能做到一切」的思想，而擁抱「我們不能做到任何事情，但我們能把我們能做的做到最好」，當手臂張開，掌心向上，看似不能留住任何東西的姿勢裡，其實我們已經靠著想像，與整個世界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