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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Jul 11, 2009

on Movements again

 

Question by elek:

  「如何構聯運動與日常生活?一種說法是社會運動經歷轉型,日常生活中的微型抵抗正夯。這是什麼意思?這種說法有實質效力嗎?」



  若要談微型抵抗(的有效/無效),首先要界定的就是微型是「多微型」?以人為單位,還是以生活區域為單位?串連的對象與管道為何?或甚至,要不要串連?抵抗的效率/效力如何評估--換言之,「怎樣的微型抵抗」會被視為是成功的抵抗?最後,微型抵抗可能影響到主體存在之處以外的場域嗎?如果可能,又是如何達成的?

  從這幾個面向,大概可以稍微理解pokky所謂「自主出櫃作為一種同志運動可能方向」的邏輯。

  如果微型抵抗指的是「個人改善其同志身分所處生活環境的努力」,我想我們都不會否認微型抵抗是有效的。誠如pokky所宣稱的,他讓他身邊的同學老師開始認識「一個同志」,姑且不論這種「認識」所能造成的改變,是源於個人認知其生活環境而在評估成果的效度有著程度上的差異,我們似乎很難否認,作為一個同志所遭受到的切身壓迫確實減少,或至少不如我們從書本讀物、從網路上的稗官野史所讀到的,在「那個時代」、「那些地方」籠罩著異性戀社會從四面八方而來無所不在張牙舞爪的規訓。身為都會青少年同志,我輩在構築自我認同的過程當中,「選擇」不再使用分身id上gay板的時候、在bbs上發表「同志運動文章」的時候,甚至是在研究室宣稱「我今天晚上要去方」的時候,微型抵抗似乎就已經成立了。

  然而,正因為微型抵抗似乎無法脫離生活脈絡而存在,我不免要問,除了同志個人的生活環境之外,這種氣氛的改變在實質上代表的究竟是「什麼」?我的意思是說,它真的「抵抗」了什麼東西嗎?或者,隨著同志主體的不同,所謂的微型抵抗即使有可能造成身邊眾人對於同志觀感的改變,但也有可能只是接受、妥協、寬宥、容忍「同志個人的存在」而已,不是嗎?(最鮮明的例子我想大家一定都聽過:「啊同性戀ok啦,不要是我家小孩就好了」--易言之,如果我家小孩是同性戀,那還是逐出家門。在這樣的狀況下,出櫃作為一種微型抵抗,仍然是放諸四海皆可行的一種策略嗎?)

  鏡頭拉遠一點,我們不談個人的微型抵抗,談談社群空間的抵抗好了。二二八紀念公園鄰衡陽路側的丹堤、星巴克等咖啡店,本是時常被同志偷渡、進而佔領的場景,但以衡陽路丹堤咖啡為例,由於該店店長對同志並不友善,藉由將打烊時間一再提早來「驅趕」同志,顯示出不管是偷渡、是爭奪、是宣告也好,即使所謂的異性戀空間雖非牢不可摧,但也並非真正屬於我族的場所,隨時有可能受到結構的壓迫而(再次)失去了空間的使用權力。

  或許,正因為微型抵抗所造成的是對個人生存環境顯而易見的改變,我們很容易過太爽了,自滿了,或甚至誤把施捨當獎賞,一廂情願認為「這樣很好了」或者「我做得到所以別人也做得到」,毋寧是無視於廣大同志生命史的歧異。我從《自由大道》一文開始的書寫中一再提及的論點,正是「我的幸運比別人多些,不表示這個世界是安全的。」

  此處仍以衣櫃為喻:當我們走出衣櫃發覺房間寬朗明亮,但難道我們可以一直待在室內,都不必到街上去走一走嗎?

  萬一外頭並無街燈呢?

  黃郁軒(2006)在其碩士論文《私領域中的認同展演:台灣同志運動另一面》指出,「除了激烈的抗爭手段,利用個人私領域生活的展演與表現,不僅可以化解這乖張的社會道德想像;透過循序漸進式的穿透力量,同志的生活社群產生出了不同自我解讀,也呈顯了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力。(頁 1-2)」他認為,「同志個人在私領域的表演,是為了挑戰既有的社會建構所做出來的;為了要彰顯同志身分的特殊性以及自我認同感,所以在日常生活的扮演上顯得特立獨行。(頁 108)」但我對此觀點抱持懷疑態度。如同我在〈A&F、台北男同志、與陽剛氣質〉一文當中所指出的,透過生活展演所發展出來的群體認同符號,往往並非真正以特立獨行為原則,而是存在於一種與異性戀價值的「共謀」架構下,處境尷尬。更弔詭的是,這種私領域的微型抵抗似乎並沒有辦法確實地指認出結構的壓迫,卻可能在不自覺間受到結構的同化而在「某些時刻」幽微地再現了對c貨、跨性別、愛滋、藥物、肢障等其他(更)弱勢者的壓迫。

  再者,如果我們都同意結構仍然存在,那麼微型抵抗有可能透過串連,形成壓力,進而改變結構嗎?網際網路作為突破結構機器封鎖,讓弱勢發聲的管道(林鶴玲、鄭陸霖,2001),似乎也是讓微型抵抗得以超越個人生活實境界線、進而串連的萬世救星。然而網際網路從來都不是社會運動的主體。它只是溝通、傳播、匯流的媒介。甚至因為網際網路資訊傳輸快速的特性,急聚急逝,如果不能培養出一股組織力量,那麼社會運動動員將只能如同「快閃族」一般,也就不難想見。(更何況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這蕞爾島嶼上都還是有數位落差存在,如果網際網路到得了的地方有這麼多爭辯的聲音,那網路到不了的地方呢?那裡聽得到外頭的聲音嗎?或者,我們聽得到那兒的聲音嗎?)

  那麼微型抵抗要如何「改變結構」呢?

  我的論點是,微型抵抗是重要的。但我們也必須認識結構抵抗,走出衣櫃的同時,也必須能夠看穿衣櫃的真相。房間的真相。街道的真相。如果街燈沒有亮,我們不能躲回家就這麼算了,我們要能夠找出問題的源頭,是燈泡壞了、是電路被切斷了、還是--這兒根本就沒有街燈?如果燈泡壞了我們就打電話要求公園路燈管理處來給它換上新的燈泡。如果電路斷了我們就要求電力公司趕緊搶修。如果這兒沒有街燈,市政府是不是要有人負責?

  「為什麼這裡沒有街燈?」打電話沒有用,我們就邀請左鄰右舍一起走出來。走出來沒有用,我們就到去按市長官邸的電鈴。但是,要能提出這些問題、要能走向解答,我們必須先讓自己擁有看見問題的能力,或至少至少,我們要「願意」看清問題。

  社會運動並沒有死,只是出現了微型抵抗的新面向。但我認為,微型抵抗只能是「一個面向」,而不是運動的全部。是這樣的。

  個人淺見,歡迎指教。




Ref: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會運動網路經驗初探:一個探索性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 111-156

-黃郁軒(2006)。《私領域中的認同展演:台灣同志運動另一面》。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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