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斷捨離

　
年關近了，總是得開始陸續整理房間，幾個櫥櫃的東西，放在上頭的沾了粉塵，裏頭的，則泰半夾帶了時間，記憶，種種。

四處散落這些那些，像瓶底的乳液以為它給密實地封著卻仍乾了，過去的所謂整理不過是排列了，表面齊整了，便又整箱推回床底下，關上櫃子門，這樣年復一年。箱子還是箱子，信簡還是信簡，書架與地圖，染塵的擦乾淨了，隔年還是撲灰的樣子。今年我再次把三兩雜物拖出來，狠下心不再逐一細看，沒打算明年再見的那些，半是灑脫半是揮別，將它們全掃進大袋子，扔了。

也知道，面對舊物自己老是太過纏夾。

有些小東西沒那麼重。好比大學時學弟妹送的紀念品，那拗折成我英文姓字的簡易鋼絲相框，或幾疊小時密密藏藏的機票戲票電影票存根，纍著，疊著，這時看來，不論是感熱紙或雷射印表，色澤也早已褪去，舖白的紙張像曾走過的路盯視過的螢幕，時間自是平等的把戲，也不知怎麼一念間想把票根留下以為自能留住時間，天真的自己讓人失笑又愕然。

有些表面上很輕，底下，壓著的時序之類，歲月之類，葉脈般攀生我的記憶四處，彷彿春夏秋冬芽了綠了，黃了又枯了，卻令人不敢回望。

好比曾喜歡的人的結婚喜帖，後來聽說他和她兩人生日共同的巧合，在那相片裡笑著，兼是洋溢，兼是刺痛著我的不曾擁有；好比，那年深冬憂鬱症的診斷書，診間的光線彷彿還在而醫生的身形寬厚像一座山，一個父親，怕是看了，會把我拉回那幾年最黑暗疑懼的時光。

該記得的，本來不會忘記。

藏在身體深處或某處曾存在的牌招也會提醒，城市都是存放記憶的膠囊。年關在前，佈新可能尚待努力，但仍有除舊之必要，捨得之必要。

也無須斗室積累書蠹蛀蝕來逐一提醒。便都丟了吧。

該斷當斷，當捨，該離。

可丟東西何其容易，理理整整，不易清除的則是那些曾相信曾倚仗的價值，一夕間終於必須接受它已毀壞細碎成另一種相反之物，或者其他－－那又豈是拖著幾大袋雜物往地下垃圾場前進，那短短路程便能捨離的？

好比，年前那週五的《中國時報》報頭，一封署名「台商蔡衍明」的公開信填了滿版，不辯自明地坐實了日前社會對於商人前進媒體的疑慮。自然，報紙頭版不是不能廣告，為了政治目的買下聯席報紙頭版做全版廣告的例子也並非沒有，但報紙歸報紙，廣告歸廣告，此一單純的交易行為又如何等同於報老闆將自家報紙當成隔空喊話的公佈欄，直截把新聞平台當作了放話的工具？更透底的意圖，則無疑是想要澄清、甚至扭轉近日的新聞風向。啊，難怪，富人們總是意欲買下媒體，讓自己政治經濟的貫串版圖更具影響力。

那頭版，怎麼不讓人掩卷嘆息，偏偏對中國時報，我又是格外有些情感。

楊澤先生還在的人間副刊正是我第一個舞台，將我的文學帶給更多人，再是眾多令我敬重的新聞工作者，一路來演繹著關乎於甚麼是新聞，而甚麼又是報紙該為當為，更重要的，是記者的典範與風骨，並不因蔡衍明入主而變。是以當時文化界醞釀著對中國時報的反制與抗衡，我雖挺身反對媒體巨獸，但並未就停止在時報發表文章具結立場。

有些緣分很長，幾年的時間，說來卻也不短，有些時候會讓人回頭想，總是該結，該清，該了的時刻。

楊澤先生已經退休，何榮幸、高有智這些師長輩的記者們陸續離開中國時報，今年農曆年前不久，維菁學姐也揮別待了七八年的文化三版；人們相繼離開，一份報紙，自然也漸漸不再是我所掛念的原先的模樣，終於到了告別的時候嗎，我並不確定。不意間，從書架上取下一落舊紙張，剪報之類，檔案之類，我原想別再逐一翻閱它們了，但新年在前的種種就是用來打破與拒絕遵循。

其中兩張報紙，前後是2007年與2010年的中時人間副刊，同以〈租賃街〉為題的短詩一首，散文一篇，共同的主題鋪張開來想說的不過幾句話：「租賃街上，你所目擊的一切都有保存期限，或者即使不相信還是會到來的那一切。」再怎麼不願接受，青春期畢竟已確實地過完，關於某些人，某些事，以及留存在我這兒尚能憑弔的小小物件，還有甚麼理由非得留下不可呢。

邊整理房間，邊思及蔡衍明那封公開信，或許已是時候，讓我有個自己的決定。

年前清掃整理畢竟所圖的也不多，不就是個人事清淨。

往常清掃總令我噴嚏，令我過敏，像那些渣滓塵埃搔癢了氣管裡的絨毛還未鎮定。但今年，我做出幾個決定，掃清了那些積累的灰塵，飛灰飄起又落下，我並未有甚麼淚水與鼻涕。

彷彿灑掃清潔了，我便不會再為記憶過敏了。

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