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瀰漫著集體性的失敗感。
產業外移導致了經濟上的挫敗，金權體系造就了空有民主政治卻無法改變任何事情的集體的無力。公民運動雖有萌芽之勢，更大的無奈恐怕是來自於政府對於敷衍塞責，萬般推托的更多伎倆。
萬物皆漲唯獨薪水不漲，讓窮忙一整年恐怕也買不起都會區一坪房屋的上班族不知為何而戰。而理當對於未來最有想像能力，如海綿般吸納一切又吐出的學生族群，則必須在企業高分貝抱怨「教育體系無法提供產業所需人才」的穢氣中，處理自己所學究竟為何的集體迷失。
是這種失敗感，在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充填了「小確幸」生長的養分。
買不起房子，至少我們還買得起漲價後的高鐵車票，到高雄去看黃色小鴨。至少我們還有桃園，還有基隆──我們甚至還嘲笑基隆，嘲笑它作為「台灣最不幸福城市」的無力與卑微，彷彿我們真的過得比他們都好了。買不起車，至少我們還招得起一輛晨間的計程車，在早上六點抵達木柵動物園看圓仔露臉。
被上司苛責了，專案退回了，開完會的鳥氣未曾散去，讓我們再團購一次最熱門的礦鹽蘇打餅。
滿肚子的火氣就用竹鹽牙膏刷洗吧，那是我們僅有的小確幸。
即使窮忙，但至少我們還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去排隊買幾只甜死人的Krispy Kreme，拍照上傳臉書吧──並等待幾個讚，或許是「好好哦居然買到了」的回應。至少，至少在這個冷澈的冬季，幾間便利商店都賣起了霜淇淋，號稱不用出國也可吃到原汁原味日本輸入的牛奶製品，那麼，我們也就不再計較為何每年特休假少得可憐，怎麼還要被苛扣的剝削。
然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恐怕並非我們為何感到確幸，而是我們為何不再對那些狗屁倒灶的結構與問題生氣。
小確幸正是台灣社會集體失落的最佳解藥。可它也只是麻藥。是不知為何而來小確幸讓我們忘卻了，生活給了一大沱屎還要我們苦手吞下它的每一天每一夜。小確幸是時效短暫的麻藥，當我們清醒過來，便像藥癮者般尋求著另一次短暫的快樂，我們可以拿最新的手機或DSLR或類單眼，拍下生活中任意的快樂的瞬間。卻更順理成章地忘記了，我們所背負的所有那些不快樂，其實可能並非是我們生來就必須承擔的，他者為惡的後果。
台灣社會把集體的失敗感，寄託於集體的小確幸。我們以為集體的狂歡會是集體的解答，然而信義計畫區的新年煙火何曾能夠洗去我們的不幸，又一邊罵，怎麼台北101的煙火總是千篇一律。但新年到了，人潮照樣聚集，新年過了，新聞媒體繼續聚焦謝金燕今年又創造了甚麼新哏，鎖定了多少無聊的眼睛。
其實我們深知自己的不幸，因為我們總是罵。
我們罵趙藤雄是炒地皮的奸商，我們罵徐旭東和他的遠通電收。我們罵台電罵中油，在上班時間看馬克的部落格罵自己的老闆罵別人的老闆都是那穿納粹外衣的吸血鬼。我們何其不爽又何其快樂。罵完了世界繼續運轉，在那我們還能夠繼續團購的世界裡，世界沒有任何改變只因我們並不真正生氣。
但我們何曾罵對了人，又何曾問對了問題？我們為了總統在防災會報時瞌睡而取笑他，給他蓋上一個又一個「笨蛋定讞」的徽章，然後我們相視而笑。彷彿自己揭穿了怎樣的祕密。好比我們拿鴻海組裝的iPhone 5s給彼此照相，歌頌郭台銘和他的鴻海帝國，卻忘記了我們跟鴻海富士康深圳龍華廠與鄭州廠的工人一樣，有為重啟勞資條件談判而罷工的權力。但世界何曾因為這樣微小渺茫的憤怒或快樂而變化，只因我們在網路上追逐著各種獵奇的新聞，確信自己並非島嶼上最不幸的人，忘記了，我們能夠對那些原先堅信的正確的事情表達立場。
只要我們還買得起iPhone 5s甚至5c，我們還能夠簡單地讓快樂閃耀在土豪金的手機背殼，那彷彿對我們就不會是個問題。
然而事實是否真是如此？
無論從心理或者社會層面，小確幸都是一種確切的調劑。小確幸並沒有錯。錯的是誤把小確幸當成生活的全部，而自動放棄了憤怒的能力。小確幸甚至擾動了我們判定「幸福」的標準，只要看到圓仔我們就快樂了，只要看到黃小鴨我們就愉悅了。看到黃小鴨破掉了──我們就高潮了。但那是真正的幸福嗎那是真正的快樂嗎？我們確實浸溺在集體的失敗感當中，但把失敗當成必然而尋求著每一次與下一次的麻醉，集體的失敗，很快將帶領我們走進集體的盲目。
而是的，群眾的盲目與不生氣，正好是「成功者」所希冀看到的。
我們的盲目，我們的不生氣，不正意味著我們縱容政治人物隻手遮天，不正意味著，即使資方持續剝削勞動條件我們也裝做看不見，不正意味著──我們的小確幸，與不生氣導向之處，不偏不倚──就是我們集體的不幸嗎？
我們當然可以確幸。可以苦笑。可以罵，也可以不罵。但更重要的，毋寧是對於自身的不幸乃至他人的不幸有更多面對與揭穿的勇氣，可以小確幸，但不能不生氣。生活確實是如此苦悶，但唯有戒除小確幸那不可長久的麻醉劑，正面迎擊社會生活的苦與痛，台灣才有機會從集體的挫敗當中，真正地癒合。
〈小確幸與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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