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多談，因為事涉愛滋

　

鍾怡雯在10月7日、16日於聯合報副刊上，接連以〈神話不再〉、〈誠信〉二文，以年前獲得時報文學獎散文大獎的〈毒藥〉作者楊邦尼在電話裡頭自承是感染者為由，直指他靠謊言擒獲一次大獎。鍾怡雯以為這是誠信問題，直指她「跟楊常來往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求證過」後，比對「考驗楊邦尼個人誠信的來電」，她說「真相只有一個，無須多談。」

然而－－鍾怡雯錯了。必須多談，因為事涉愛滋。

此間不僅牽涉到文學的紀實與虛構，讓這件事情更加複雜的，無非是該文動用的「敘事者我」和愛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因為事涉愛滋，重點絕非去詢問「作者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更遑論對方的回答。

而是，根本就不應該問。

關於這件事情，倘若萬一，我是說萬一。作者「就是」感染者，而主辦單位在去電詢問時，作者「以為」這通電話是 off record（不登載在案） 。於是他承認了。然而當評審結束，獎項頒佈，作者能夠「在公開場合再承認一次」嗎？顯然不能。那麼，鍾怡雯的文章卻硬生生將之成為on record（登載在案），豈不是逼著人要在報紙上「再度出櫃」。

萬一是這樣的話呢？萬一這樣，不要說是光環，更別說是神話了－－「文學獎」這三字，都將因此而蒙羞。

我們能不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嗎？

考量到感染者的處境，一通「請問你是感染者本人嗎」的電話已有失厚道，在報上為文要人承認自己說謊、抑或就是感染者的逼問，更是殘忍。萬一真是如此，那麼鍾怡雯的「求證」又有何意義呢？我不懂。原來「文學人」的社會見識與思索，可以這麼淺薄。可以這麼地「社會盲」。

正因事涉愛滋，這是文學人所能搬演的一次，最壞、最壞的示範。

鍾怡雯忘記了，忘記、或根本不曾看見（反正『我可沒聽說過』？），愛滋感染者在現實中面對的處境有多惡劣。忘記了，即使帶原者「私底下是」，也不能「公開地是」。絕對不能。他們必須是「公開的不是」。迂迴。閃躲。絕不能是。主辦單位去電詢問，作者萬一是迫不得已而答「是」，但倘若「不是」又如何？評審團要像另一篇寫原住民的散文般，對之施以失格的私刑嗎？

愛滋之不能言，之難以啟齒，絕非鍾怡雯所言之鑿鑿，「既然如此，為何寫出來？」寫，正因日常太沉痛，不能寫不能言，更應該要寫。正因現實中之不能承認，文學的「虛構」，反而讓寫作者有了解脫的空間。那難道不是文學創作的初衷嗎－－而今，鍾怡雯卻將之上綱到「誠信」問題，將創作者假借「敘事者我」的空間給逼死了。她行文非要人現身出櫃，我們縱會認為去電詢問一篇家人過世的文章作者「你家人真的死了嗎」十分無禮，那麼問「請問你寫的帶原者是你自己嗎」難道不也一樣？

更有甚者，鍾怡雯最一開始的文章寫道，兩篇電聯求證的文章，主題一篇是「原住民」，另一篇是「愛滋病」，何以別的文章都不會有遭疑真實與否的問題，就原住民和愛滋病題材會有疑慮，背後的邏輯－－不就是「寫得進決審不可能是原住民、也不可能真的是愛滋感染者」嗎？

但為什麼不可以呢？此間暴露的，傳統文學獎評審的傲慢－－漢文化的、異性戀的、乃至健康者的傲慢－－豈不十分可笑？

建立在「程序問題」上的問題，所取得的答案，根本不應被列為證據。

情節之「敘事者我」理當服務於「作者我」之核心關懷，為之操演。既然關懷存有，何以要問「文中的帶原者是否你本人」。倘若假設「不是」，何必問一個已心有定見的問題。

而倘若假設了「是」－－唉，提問之人，何能，又何忍呢。

所以多言，乃因事涉愛滋。重點就在於，一旦「文章裡的感染者是你本人嗎？」這個問題被問出來了，回答的人無論怎麼回答，都不對。

這甚至不是誠信問題，也無關乎於楊邦尼「究竟是不是」。鍾怡雯在書寫〈神話不再〉時始料未及的恐怕是：文學獎神話之終結，並非出自於參賽者之坦白與否，而是在評審跟主辦單位決定撥打電話的時刻，就已崩壞。原來－－我們曾信仰的文學獎，可以這麼不尊重個人，可以不顧對（可能的）感染者再度構成創傷的一丁點「萬一」，而成為社會污名與壓迫者的共謀。

只希望鍾怡雯懂得此間的殘忍。有些傷害不是刻意，可這些看似犀利、聰明的話語，卻往往傷害了別人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