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紀實與虛構

　

鍾怡雯〈神話不再〉一文，針對大馬作者楊邦尼的〈毒藥〉一文多有抨擊，直言「散文必須紀實」，否則就是「靠謊言擒獲大獎」。

鍾怡雯力圖揭露「創作者為得獎，不惜虛構人生」之文學獎怪現象，楊邦尼也以〈鍾怡雯的「神話不再」〉作為回應。我對鍾怡雯文中的文學獎怪現象多有同意，關於專業參賽者的狀況也確實是台灣文壇必須思考的，然而，拿文章之是否「專屬個人生命經驗」來評斷，無論如何不該被接受。只因評審之間無法單純以文本之技藝與關懷定奪名次獎項，而必須以「散文是否為真」作為給獎的最後一道門檻，這，更是文學獎的怪現象。

文學之終極關懷，勢必為「人」，而無論你、我、他。

情節之「敘事者我」其實是服務於「作者我」之核心關懷，為之操演。倘若文章僅因主詞從「被書寫者他」換成「敘事者我」就因此不成立，那也必須是因為文學技藝之不足，易言之，必須因為錯誤的臨摹、曲斜的再現，而不是拘泥於「這是否你親身經驗」的枝微末節之事。講得極端一點，若散文不容許將原本是「他」的書寫，在敘事間轉化為「我」，那麼——即使並非全部，至少也是大多數——以「你」為主詞的散文，不就壓根不能成立了嗎？

而我們都知道那將有多麼荒謬。

另一方面，此間不僅牽涉到文學的紀實與虛構，讓這件事情更加複雜的，無非是該文動用的「敘事者我」和愛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

在一個愛滋帶原者尚且背負無數污名的時代，〈毒藥〉一文之「我」開門現身，耙梳帶原者投藥、病情獲得控制的歷程，最重要是，將此一過程中的藥／毒關係重製，實在是當代文學中少見的嘗試。而幾年前，我也嘗寫〈患者〉一文，以「我的朋友」為主體，描摹帶原者所與病、愛、人群的糾葛，投往某文學獎，卻輾轉聞得有評審主張，「散文必須以『作者我』為主體」，反對該文晉級。

我要說的是——天啊，散文不能用「我的朋友」為主體，用「我」更要被質疑「敘事我」之真偽。豈不是怎樣都行不通了嗎？

我不願將之上綱到愛滋恐懼，但，若真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當代文學（好吧，文學獎），還能不能為這些患病的弟兄們，說一點甚麼？我們要的「文學真實」，難道就只是家國歷史，生活瑣事，故鄉思懷，梳頭，煮飯，親人這些；凡圍繞著「作者我」的才能取得入場券嗎？

其他的，只要不是親身經歷，就不算數了？

更推廣一點來說——要求散文必須「完全符合事實」的道德危機在於，從此再沒有寫作者願意處理悖德、甚至違背法令的題材。寫偷情？恐怕成為妨害家庭的佐證。寫嗑藥？警察會否找上門來。寫愛滋？得先說那是不是你本人。甚至——只是寫生活中的小奸小惡而被人肉搜索？當這些通通變成作者的「無條件自白」，反而可能成為道德審查的材料。

誰敢保證，強調「事實」的散文，會不會反而造成「社會真實」在這一文類當中的缺席呢？

重點絕非「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是，根本就不應該問。

主辦單位做了這樣的調查、打了那樣的一通電話，我覺得很失格－－要批判文學獎怪現象，可以，但當自己也成為怪現象的時候，這行文就無論如何站不住腳了。緊實一點來說，文學的「紀實」與「虛構」邊界之所以必須曖昧不明、之所以必須容許寫作的穿越，之所以不問「那是不是真的」，正是為了保護作者免於「道德」的規訓。而那是文學的土壤之能夠持續肥沃，所需的「自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