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

　

　　面海的磚樓，窗簷半掩

　　女子穿衣，窸窣的聲音，想著

　　想著，聲音變成薄雨

　　敞開的廣場是你壓止的胸膛

　　心跳從四方落下，磯石與浪花，滾著

　　霧中之笛

　　變成甜美的陷阱

　　是我變成了你還是你變成了我

　　初始的磨損

　　變成後來的擁抱

　　像鐵絲網拒絕悍馬，港埠和離島，望著

　　望著艘船駛向一句話，當黑夜

　　變成眾神的暮色

　　白晝變成甚麼，都稍縱即逝

　　或許是我為季候傾注了而愛著

　　候鳥變成枯木，候鳥飛離

　　而仍然愛著

　　蟬的飛墮－－乾季裡的思念變成了

　　旱的，雨的，還沒生出早芽

　　城裡各種號誌顫抖

　　這天，晴的，誰坐過了椅子還是濕的

　　很久很久以前，愛變成詭密的煙火

　　我還有小小的疙瘩，盼著

　　是風變成你，引發了早秋的寒意

　　很久很久以後－－向風的大樓已化為塵土

　　賸下你我的愛情繁衍著

　　紅棉之夏

　　變成新的文明

　

2012-10-24

　

收攏鎮日的工作，從南港軟體園區離開。時近七點，深秋的日光又結束得越來越早，園區怕已沒甚麼人了。城市如一道鏡廊，萬花筒，又如彩色的默片一般快速轉著，心頭開了口井，車來了，我無聲了，很想去喝杯酒，胡亂發了幾通簡訊，從園區向西行的路上，我乾乾咂著嘴唇，甭開口也知道自己啞著。

裝假著，笑著。兩年多下來，我已變成甚麼樣的人了？

想起那天晚上，人滿為患的紅樓夜晚，揀了空檔和友人踅到後頭小七買零嘴。兩個人過了馬路回來，半閃半躲的腳步，在十字樓的邊上，他說坐著一下吧？我說好。河岸留言透出來橙紅色的燈光遮得他眼睛有些疲憊。他點起菸說，看看這些年輕的同性戀，他們多麼無所畏懼地快樂著。

其實他以前是不抽菸的。而究竟甚麼時候開始，他飲酒的時候會想要有菸，一根根，淡漠地吸著。一些氤氳一些沉默。他說，其實抽菸真的只是擋著無聊。

我說，是。

他指著酒吧說，你看這些人，滿坑滿谷的。年輕的那些，揮灑著一切，他們看起來都好快樂。我說，其實我們也曾經是一樣的。只是事情甚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是學歷，或者工作，或者社會的連結改變了我們。

他說，或許是吧。或許。沒有人說得準。

認識十多年來，我們其實鮮少問起對方快樂不快樂，那些潛流的悲傷與縱恣的歡好，彷彿都知道了那樣，開始的時候就預見了結局，還沒發生的那些肯定也都在心中搬演了不只一趟，因為認識幾深，更知道詢問快樂與否的問題，淺淺的，碰不到任何重要的地方。

我說，我們以前都是那樣。只是現在不是了。

他說，你知道嗎，我們只是比別人多了一些餘裕與籌碼，比如說我們的學歷、工作、社會位置，出發點比別人前面一些，但我們想要的東西是不是更多了，貪了，欲求了，為了一些看似重要的事情犧牲另外一些，卻怎麼不能像以前那樣單純地快樂？比如說，眼底下那些二十幾歲的人，比我們小不了多少年紀，一個月收入兩三萬，每個禮拜還要出去喝酒玩樂跳舞，那麼無所畏懼。但我們不能。

我說，我們當然不能。想想，二十五歲的我們與他們。三十五歲的我們，三十五歲的他們，到時候我們會在哪裡，身邊會有人離開，一次次築起城市裡的堡壘，再一次次親手將它毀棄。我時常想像自己工作時的表情，冷酷，緊繃，假裝自己非常精明，但那又為我帶來了甚麼，我們都在擁抱自己原本不那麼同意的價值，直到世界把我們變成另外一種人。四十五歲，到時候回望了二十五歲的自己，還能想起當時的快樂嗎？那時，我們還能有同樣的快樂嗎？

他說，我不知道。

其實我們都不可能知道的。

這日我搭著捷運從東往西行了，想著，是要再往下搭一段，還是就在忠孝新生換了車。往西，或往南，不想走台北車站的三層樓，好比我們只能知道自己不要的是甚麼，卻永遠無法確知自己要的是甚麼。那是因為，當我們得到了一些，很快地就會將視線望向下一個更亮的所在。不願停留，那是我所唯一可以確定的。

猶記得，那晚夜色還淺，他丟掉了菸蒂說，我們回去吧。有一瞬間，我很想接著問，如果可以的話，你願意回去那個無所畏懼的年輕時代嗎？但我終究沒有問出來。肯定也是沒必要問的。

　

再繞地球好幾圈吧！

台灣同志大遊行邁入第10年了。台北看來已是個安全的世界。10年來，無論氣象報告給我們陰天或晴天，還有一年碰上颱風擦邊，人們擦汗，人們集結，人們撐傘，遮雨，遮陽，人們走到各自的位置上，很快地，人們出發。幾年來，我們在二二八集合，在松山菸廠，在敦南誠品，在華山，在忠孝東路，市府廣場，在凱達格蘭大道，我們是我們自己。

10年了。我喜歡人們並不一定是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人們是妖姬是裸女，是感染者，是跨性別，很多人只是站在旁邊微笑，更多人在隊伍裡，阿貓與阿狗，街邊溜過的，或許渦蟲，或許蜉蝣。我喜歡人們光是行走，喜歡人們都在這裡。

後來，凱達格蘭大道變成近幾年來我們集合的地方，路線一分為二，繞過新公園，繞過台北寬闊的街廓，像深深的，給城市的擁抱。

旁人問，10年了，還有什麼事情是你們不滿意的？

我記得我們曾有那麼多憤怒與吶喊。也有那麼多的笑容與歡快。我們在2003年現身，在2004年喚起公民意識，2005年同心協力在2006年一同去家遊，而記憶中2007的彩虹有夠力，2008驕傲向前行……

2009年，同志的愛變得很大，2010年我們呼喊，請投同志政策一票，一切沒有改變，於是2011年，彩虹持續征戰，要求歧視滾蛋。一切看起來都在改變，但改變得還不夠快。

還有人，遠遠落在時間後頭。

2012年，我們說，要革命婚姻──推動婚姻平權，伴侶多元。這已是能夠挑戰傳統婚姻組合的時刻了嗎？總有人問，婚姻或伴侶，你該怎麼選？遺產繼承，保險契約，同志又被擋在門外。曾經我也想過，等待時候到了，或許法條就會過了，但當時時間站在我這邊，可對已四十歲、已經五十歲的人呢？他們有多少個二十年可以等？又甚至不要談那些，現在已七老八十的同志。

如果這社會還不能正視同志的存在，不能夠，讓也需要被制度所照護的人們，都得到應有的保障，那麼，我們就會年復一年地站出來。同志在社會照護制度當中，幾近不存在，若伴侶制度未及完備，那又該怎麼辦？當我這麼想，我覺得，其實我們去爭取的婚姻，伴侶，乃至隨之而來的「那些制度」，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很多等不了這麼久的人。

10年來，其實我無法精算，我們總共有這麼多人，累計起來的哩程數，是不是甚至可以繞地球好幾圈。應該可以的。

－－既然能繞地球好幾圈，就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做不到的。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下午，第 10 屆台灣同志大遊行「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凱達格蘭大道見，讓我們再繞地球好幾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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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

　

　　我的情人要我戒菸，他煩膩

　　晨起的口氣並拒絕我沉鬱的親吻

　　我的情人他是我掌心的火焰要我放棄

　　那間歇而起短暫的光塵

　　不均勻的呼吸，接下來都變成歎息

　　是我有一時悃款

　　三步路上便為此爭執，我的情人

　　提起一個話題他語氣強硬，檢視我

　　一言，一行，側臉與呼吸

　　鼻頭擦著我的手腕並從指尖嗅到

　　書冊筆記間也藏有隱匿的味道都是我

　　寂靜的罪證－－我的

　　情人要我雙唇微張他吹散兩人之間的霾害

　　從此，我只親吻我的情人

　　他說有人盼我身體健康，我該避免

　　早他一步而死不讓一支菸火

　　輕易焚毀我們的愛情

　

必須多談，因為事涉愛滋

　

鍾怡雯在10月7日、16日於聯合報副刊上，接連以〈神話不再〉、〈誠信〉二文，以年前獲得時報文學獎散文大獎的〈毒藥〉作者楊邦尼在電話裡頭自承是感染者為由，直指他靠謊言擒獲一次大獎。鍾怡雯以為這是誠信問題，直指她「跟楊常來往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求證過」後，比對「考驗楊邦尼個人誠信的來電」，她說「真相只有一個，無須多談。」

然而－－鍾怡雯錯了。必須多談，因為事涉愛滋。

此間不僅牽涉到文學的紀實與虛構，讓這件事情更加複雜的，無非是該文動用的「敘事者我」和愛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因為事涉愛滋，重點絕非去詢問「作者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更遑論對方的回答。

而是，根本就不應該問。

關於這件事情，倘若萬一，我是說萬一。作者「就是」感染者，而主辦單位在去電詢問時，作者「以為」這通電話是 off record（不登載在案） 。於是他承認了。然而當評審結束，獎項頒佈，作者能夠「在公開場合再承認一次」嗎？顯然不能。那麼，鍾怡雯的文章卻硬生生將之成為on record（登載在案），豈不是逼著人要在報紙上「再度出櫃」。

萬一是這樣的話呢？萬一這樣，不要說是光環，更別說是神話了－－「文學獎」這三字，都將因此而蒙羞。

我們能不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嗎？

考量到感染者的處境，一通「請問你是感染者本人嗎」的電話已有失厚道，在報上為文要人承認自己說謊、抑或就是感染者的逼問，更是殘忍。萬一真是如此，那麼鍾怡雯的「求證」又有何意義呢？我不懂。原來「文學人」的社會見識與思索，可以這麼淺薄。可以這麼地「社會盲」。

正因事涉愛滋，這是文學人所能搬演的一次，最壞、最壞的示範。

鍾怡雯忘記了，忘記、或根本不曾看見（反正『我可沒聽說過』？），愛滋感染者在現實中面對的處境有多惡劣。忘記了，即使帶原者「私底下是」，也不能「公開地是」。絕對不能。他們必須是「公開的不是」。迂迴。閃躲。絕不能是。主辦單位去電詢問，作者萬一是迫不得已而答「是」，但倘若「不是」又如何？評審團要像另一篇寫原住民的散文般，對之施以失格的私刑嗎？

愛滋之不能言，之難以啟齒，絕非鍾怡雯所言之鑿鑿，「既然如此，為何寫出來？」寫，正因日常太沉痛，不能寫不能言，更應該要寫。正因現實中之不能承認，文學的「虛構」，反而讓寫作者有了解脫的空間。那難道不是文學創作的初衷嗎－－而今，鍾怡雯卻將之上綱到「誠信」問題，將創作者假借「敘事者我」的空間給逼死了。她行文非要人現身出櫃，我們縱會認為去電詢問一篇家人過世的文章作者「你家人真的死了嗎」十分無禮，那麼問「請問你寫的帶原者是你自己嗎」難道不也一樣？

更有甚者，鍾怡雯最一開始的文章寫道，兩篇電聯求證的文章，主題一篇是「原住民」，另一篇是「愛滋病」，何以別的文章都不會有遭疑真實與否的問題，就原住民和愛滋病題材會有疑慮，背後的邏輯－－不就是「寫得進決審不可能是原住民、也不可能真的是愛滋感染者」嗎？

但為什麼不可以呢？此間暴露的，傳統文學獎評審的傲慢－－漢文化的、異性戀的、乃至健康者的傲慢－－豈不十分可笑？

建立在「程序問題」上的問題，所取得的答案，根本不應被列為證據。

情節之「敘事者我」理當服務於「作者我」之核心關懷，為之操演。既然關懷存有，何以要問「文中的帶原者是否你本人」。倘若假設「不是」，何必問一個已心有定見的問題。

而倘若假設了「是」－－唉，提問之人，何能，又何忍呢。

所以多言，乃因事涉愛滋。重點就在於，一旦「文章裡的感染者是你本人嗎？」這個問題被問出來了，回答的人無論怎麼回答，都不對。

這甚至不是誠信問題，也無關乎於楊邦尼「究竟是不是」。鍾怡雯在書寫〈神話不再〉時始料未及的恐怕是：文學獎神話之終結，並非出自於參賽者之坦白與否，而是在評審跟主辦單位決定撥打電話的時刻，就已崩壞。原來－－我們曾信仰的文學獎，可以這麼不尊重個人，可以不顧對（可能的）感染者再度構成創傷的一丁點「萬一」，而成為社會污名與壓迫者的共謀。

只希望鍾怡雯懂得此間的殘忍。有些傷害不是刻意，可這些看似犀利、聰明的話語，卻往往傷害了別人而不自知。

　

散文的紀實與虛構

　

鍾怡雯〈神話不再〉一文，針對大馬作者楊邦尼的〈毒藥〉一文多有抨擊，直言「散文必須紀實」，否則就是「靠謊言擒獲大獎」。

鍾怡雯力圖揭露「創作者為得獎，不惜虛構人生」之文學獎怪現象，楊邦尼也以〈鍾怡雯的「神話不再」〉作為回應。我對鍾怡雯文中的文學獎怪現象多有同意，關於專業參賽者的狀況也確實是台灣文壇必須思考的，然而，拿文章之是否「專屬個人生命經驗」來評斷，無論如何不該被接受。只因評審之間無法單純以文本之技藝與關懷定奪名次獎項，而必須以「散文是否為真」作為給獎的最後一道門檻，這，更是文學獎的怪現象。

文學之終極關懷，勢必為「人」，而無論你、我、他。

情節之「敘事者我」其實是服務於「作者我」之核心關懷，為之操演。倘若文章僅因主詞從「被書寫者他」換成「敘事者我」就因此不成立，那也必須是因為文學技藝之不足，易言之，必須因為錯誤的臨摹、曲斜的再現，而不是拘泥於「這是否你親身經驗」的枝微末節之事。講得極端一點，若散文不容許將原本是「他」的書寫，在敘事間轉化為「我」，那麼——即使並非全部，至少也是大多數——以「你」為主詞的散文，不就壓根不能成立了嗎？

而我們都知道那將有多麼荒謬。

另一方面，此間不僅牽涉到文學的紀實與虛構，讓這件事情更加複雜的，無非是該文動用的「敘事者我」和愛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

在一個愛滋帶原者尚且背負無數污名的時代，〈毒藥〉一文之「我」開門現身，耙梳帶原者投藥、病情獲得控制的歷程，最重要是，將此一過程中的藥／毒關係重製，實在是當代文學中少見的嘗試。而幾年前，我也嘗寫〈患者〉一文，以「我的朋友」為主體，描摹帶原者所與病、愛、人群的糾葛，投往某文學獎，卻輾轉聞得有評審主張，「散文必須以『作者我』為主體」，反對該文晉級。

我要說的是——天啊，散文不能用「我的朋友」為主體，用「我」更要被質疑「敘事我」之真偽。豈不是怎樣都行不通了嗎？

我不願將之上綱到愛滋恐懼，但，若真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當代文學（好吧，文學獎），還能不能為這些患病的弟兄們，說一點甚麼？我們要的「文學真實」，難道就只是家國歷史，生活瑣事，故鄉思懷，梳頭，煮飯，親人這些；凡圍繞著「作者我」的才能取得入場券嗎？

其他的，只要不是親身經歷，就不算數了？

更推廣一點來說——要求散文必須「完全符合事實」的道德危機在於，從此再沒有寫作者願意處理悖德、甚至違背法令的題材。寫偷情？恐怕成為妨害家庭的佐證。寫嗑藥？警察會否找上門來。寫愛滋？得先說那是不是你本人。甚至——只是寫生活中的小奸小惡而被人肉搜索？當這些通通變成作者的「無條件自白」，反而可能成為道德審查的材料。

誰敢保證，強調「事實」的散文，會不會反而造成「社會真實」在這一文類當中的缺席呢？

重點絕非「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是，根本就不應該問。

主辦單位做了這樣的調查、打了那樣的一通電話，我覺得很失格－－要批判文學獎怪現象，可以，但當自己也成為怪現象的時候，這行文就無論如何站不住腳了。緊實一點來說，文學的「紀實」與「虛構」邊界之所以必須曖昧不明、之所以必須容許寫作的穿越，之所以不問「那是不是真的」，正是為了保護作者免於「道德」的規訓。而那是文學的土壤之能夠持續肥沃，所需的「自由」啊。

　

西門紅樓，消失的同性戀

　
TVBS在10月11日晚間報導，「有百年歷史的西門町紅樓，5年前在台北市文化局接管後，每年補助幾百萬，本來是要發展成『西門町文化生活圈』，紅樓南廣場更規畫為『咖啡廣場』，不過名為『咖啡廣場』，這裡的業者白天幾乎不營業，晚上變身夜店，不時還有售票猛男秀，有民眾就質疑，和原本發展『文創』的目的差很大。」

看到這則新聞整個火都上來。獨你大頭的家啦。文化局接管的是「紅樓與十字樓」主體，後面的南廣場主管單位是市場管理處，文創從來就沒有「創」到南廣場來，然後整個廣場從2000年到2006年的蕭條，市場管理處也沒有出過甚麼力氣。然後不管是文化文創文你老師的西門市場，同性戀在這裡搞出一片天，文化局和市場管理處就來收割。

先講紅樓本身好了。

1998年，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統籌提出〈軸線翻轉．重現西區風華〉計畫，整建西門市場十字樓、第一賣店以及其他臨固建築，十字樓內則比照臺北地下街經營模式由67 名攤商共組「新西門商場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經營。

2002年，在當時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規劃下，以官辦民營方式發標委外，由紙風車文化基金會得標接手經營，讓紅樓八角堂朝著作為台北戲曲、說唱藝術的傳承舞台而努力。然而西門町的主要商圈早已往成都路北面轉移，紅樓經營權幾度易手、封樓再啟、委外經營與翻修、乃至西門市場十字樓內攤商撤除的爭議與波瀾，週邊店家的來往人氣，始終因為與西門町主要商圈隔著成都路相望，處在所謂「商圈的陰面」，不受西門町主流商圈消費客群青睞，使得西門紅樓經營、重整的方略，始終未收預期效益。

同時，西門市場十字樓攤商即使重開營運，經營卻非常困難不見起色，曾於2003、2004年二度開業又歇業，台北市政府市場管理處便於2006年七月公告收回十字樓經營權，仍會同八角紅樓併同轉由文化局統籌辦理委外標租，2008年直接轉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運作，「定位西門紅樓成為台北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心、文化觀光國際平台」，將八角樓內部劃為茶館、精品販賣、以及二樓的劇場；十字樓直段建築內成立「西門紅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心 （對外稱16工房）」，帶入文創產業品牌之育成概念，並提供新成立之文創品牌販售、發表的場地，十字樓橫段由Live House〈河岸留言〉經營西門紅樓展演館；北廣場則從2007年底開始，於每週末由文化局與文化基金會協力主辦創意市集，至今不輟。這個文化局主管的部份，後來才變成現在的「文創」。

同性戀又是什麼時候進來紅樓廣場的？

其實就是在紙風車文化基金會勉力經營紅樓、新西門公司的十字樓經營權幾經波瀾、以及南廣場臨固商家不善經營的「三不管時期」之間，作為新西門公司／原西門市場攤商與台北市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小熊村〉在2006年2月悄悄入駐紅樓南廣場。那是第一家。

然後呢，2006年秋天，〈兩熊〉、〈G樂園〉等店加入，紅樓廣場的同志文化地景於焉開展，反與原西門市場的衰落狀況呈現出強烈的對比。2007年中，紅樓南廣場的同志酒吧已大致底定，原屬市場管理處轄下的西門市場十字樓與南北廣場，亦在2007年五月點交予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推動委外經營案，而酒吧、咖啡館所在的「L型店舖，基於管理介面及屬性考量未納入標租標的，仍持續由攤商經營（台北市政府，萬華區西門市場簡介）。」於是，紅樓南廣場的商家所使用空間，除管理地上建物的市場處之外，又再加上主管廣場地面使用的文化局，以及實際負經營責任的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看出來了嗎？文化局根本就不管南廣場經營甚麼東西。文創甚麼也創不到同性戀身上。哈囉，有沒有搞錯啊，是「一般社會」不要的場子同性戀撿來用把它搞起來的，到底是誰創誰搞清楚一點好不好。

這條新聞裡面講的「咖啡廣場」從來都是一個空降的名稱。

怎樣都好。反正話都給你們說－－台北文化基金會在2008年做「百年祝福．紅樓物語」特展的時候，對於已日漸獲得發展的南廣場，在西門紅樓的官方網站上，還是僅以「南廣場緊鄰西門市場管理處，重新規劃的兩層樓店鋪，目前場地不對外租借使用。設置於廣場的店家以飲品販售為主，特殊露天咖啡街角成為台北市的觀光新熱點。」在另一項文化局覆台北市議會函中，也是指稱「南廣場則以特色商圈為定位，目前每週五到週日，南廣場不但人潮熱絡，更是國外觀光客到台北必訪之處。」簡單帶過南廣場的所謂「特色」，對同志商家、社群在紅樓南廣場耕耘多時，帶動區域商機再起的歷史絕口不提。官方文字紀錄，根本就對同性戀隻字不談、視而不見，特色商家？甚麼是特色商家你倒是說說看嘛。

然後市場管理處和文化局在商圈狀況轉佳以後就來收地皮使用費，這種死皮賴臉的事情大家都已經不好意思提，現在又再給我冒出這種獵奇的新聞。真的很讓人不爽，甚麼爛報導，「和原本發展文創的目的差很大。」啊原本就不是要發展文創啊！原甚麼原！原子小金剛喔原！原本只是同性戀要找地方喝茶聊天講八卦啊，事實證明關於都市發展的事情，官方來介入通常就會成為一場災難，我們等著瞧。




　

〈太古〉

　　時間是完整的，時間是

　　一座島嶼

　　背向逆光的台口

　　讓一艘沉船違逆了岸與花海

　　走遍世故滄桑

　　時移，事盡，初秋了

　　是日晷盤桓，旱漠風沙

　　都把我掩蓋了

　　在還能遠行的前世

　　預知了你

　　將毀棄了我

　　還有甚麼對錯將我們擺佈

　　竹的枝節，語彙與濁泉

　　我重新噴塗，修補

　　掛有牌招的鐵柱

　　是甚麼令我鏽蝕卻給你新生

　　時間是－－整把吉籤裡

　　暗藏的凶兆

　　一個人

　　缺苦而惶惑

　　我們既完整又匱乏

　　是蜿蜒的問句讓我停止了

　　你用一句話

　　就把洪荒給敲響

　　時間開始運轉

　　我的美好卻為誰風化

　

生命的奧義總在相互關聯中．李進文

　

－－讀羅毓嘉詩集《偽博物誌》

－－《文訊》雜誌2012年10月號

．李進文

從詩句一直讀到《偽博物誌》的「後記」，羅毓嘉下了個標題：〈這是一本靜物之書〉。我腦海竟然就無端聯想到黃荷生的詩集《觸覺生活》。

羅毓嘉和黃荷生，兩位相距好幾個世代的詩人，他們到底有甚麼關聯而讓我禁不住轉身從書架上抽出已經泛黃的《觸覺生活》？就那麼巧，他們都是政大新聞系出身的，黃荷生曾夢想媒體報業生活，然而在1956年當時只有18歲的他，以半年的時間寫完詩集《觸覺生活》之後即停筆從商……羅毓嘉現今則是財經記者（跟商也有一點關係吧）。

但是，我要說的巧合，不是指這個，而是詩。黃荷生的詩集裡也有一首〈靜物〉：

　　忽然他進來

　　有趣的

　　且有著牙齒的，也許是

　　星期日

　　火的。火的

　　似乎是星期日

　　從缺口進來

　　從缺口進來

　　他踏著風乾的悲哀發響

　　在剛剛漆過的星期日

　　在鏡子的眼裡

　　忽然他進來

　　又沒有門

　　又沒有喘息的鐘擺

　　怎麼他進來

會把它抄下來是因為這本當時就發行不廣的絕版詩集，現今少有人讀過了，他寫〈靜物〉，其實是寫內心的動盪，而羅毓嘉這一本「靜物之書」也是內心喧囂之書。民國七十二年1月現代詩社針對黃荷生的作品座談，林亨泰說黃荷生的詩「就是一種精神狀態，如果要說明它到底是甚麼，這很難說明。」而瘂弦則說，「他（黃荷生）是絕對避免說明性的語彙，不做觀念的直陳，而是在進行意象的演示，這是音樂的表現。」你突然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好像他們正在座談的是羅毓嘉的詩。

我想，他們的詩內在特質極像：一、都能以抽象思考抽象。二、同時具有音樂特質，亦即聲與氣貫接詩篇。三、在不相干事物的背後，以敏銳的直覺梭紡出關聯性。－－所以，很難逐句摘取，斷章取義，越是停留在表面分析，就越難讀懂。「詩不是了解而寫出來，是寫了之後才了解。（林亨泰）」是的，寫的時候是一種「精神狀態」，像音樂旋律，寫完之後反覆地聽（讀），才會越來越了解。

他們都具有記者那種「有訓練的直覺」的敏感。兩人的「詩演奏」，最大不同的是，黃荷生知性多一些，羅毓嘉感性多一些。

詩總是一個關聯，又另一個關聯……彷彿一隻鳥啣著一隻鳥，生命的奧義即在這相互關聯之中。黃荷生在〈門的觸覺〉中說，「門是一個入口／門是一個出口」。而恰恰羅毓嘉在〈裁縫〉一詩裡則說「裁縫新的元件是在裡邊還是外邊？／出也是進的地方。進也是出的地方」詩人與詩人之間有著神祕關聯；甚至詩人本身在這本詩集與上本詩集也有關連，羅毓嘉上一本《嬰兒宇宙》詩集寫到的〈博物學家的戀人〉一詩，其「副題」引用羅蘭．巴特所言：「在描繪一個詩人時，你總會發現一個博物學家。」到了這本《偽博物誌》，羅蘭．巴特這句話就由「副題」變成「主題」了，彼此關聯著。

讀羅毓嘉的詩，我不認為他帶有誰的影子（瘂弦、羅智成、商禽、夏宇……？以上皆非。）而是他的本質直接就有詩質，詩與他互為影子。就像人類的「觸覺」具有天性的反應一樣自然，觸火即燙、摀雪即寒。「所有最新鮮的哀愁，在心的裂縫裡行走……」黃荷生這樣的詩句，你會覺得也是羅毓嘉的心情，反之，當羅毓嘉唱道：「我能留給世界的／哀慮，斑駁／與殘破／比一次長征的歎息短暫／但比日後的拒絕漫長」，你也會想起黃荷生的旋律。他們相隔年歲如此遙遠，甚至沒有讀過彼此的詩，不可能互為誰的影子，而是冥冥中，詩人與詩人之間在天賦上的普世關聯、親密幽微的形而上相通。

時光的旋律貫穿在上一本《嬰兒宇宙》裡，羅毓嘉說：「然後時間過去，你我現今所立定之處仍然會是一樣的地方嗎？正因為詩是唯一不滅的，而能高於時間存在，能定義時間、空間，讓所有可能的段落在那裡交會。」到《偽博物誌》此一計劃性寫作，則由時光命題進入「存在」思考，「你不能創造一切的不存在。」靜物的召喚，彷彿靜物喊出：「早安，存在！」然後開始新的一天。

《偽博物誌》是一張入世的輿圖，切入點包括「惡地形」、「乾燥花」、「百工圖」、「城市贗品」，到最後再繞回他初始的時光，如「絮語手札」所指涉的青春與愛情，語言轉為輕快，「想我二十那年花語紛飛，親愛的／沒有其他的話了，言詞振振我／試著拿標點符號分派語氣／分派季節，分派光亮與編序／是否我能挽回對不起與來不及的時間差」。

他的關懷層面，由早年青春期的戀夢，進入內心對存在人間之思維，幽微剝復……更向旅行所及的遠方世界探尋，提問快樂與哀愁所梭織的人生。羅毓嘉屬抒情傳統一派，於抒情中提煉自己的語系，液態，流動，婉轉，風格漸成，為台灣詩壇帶來一股新風味。

　

黑心交易員的告白

今晚去看了這部電影《黑心交易員的告白(Margin Call)》，十分精采，但這片在台北似乎賣得不好，我想是因為多數人對 2008 年的次貸風暴其實並沒有具體的了解－－而是了，這句話，其實也是那年讓許多投資銀行倒下的原因。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背後，交易員只是「交易」，但並不一定知道他們在賣什麼(直到商品內爆)。

所謂「被分擔了的」風險，其實可能僅是依賴著幾套模型被計算出來，它看似安全，卻沒能讓這些聰明的華爾街金童們，看出最大的破綻。

要形容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並不難，我們有太多的經濟學名詞、商品名稱、以及層層包裹的抽象詞彙，來形容這紙糊的高塔如何倒下。這部電影掐緊了金融海嘯「第一波」內爆前夕的 24 小時，透過幾個角色所面對的判斷、選擇、與行動，對觀眾不斷提問：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固然，批判資本主義很簡單，難的是面對諸如「在這樣的時候，怎樣的選擇才是對的」之類的問題。明知賣出實際價值已不存在的證券化債權，能夠讓公司存活，同時也說不定能保住了自己的飯碗，然而接下來的金融風暴，想來「作為」與「不作為」的你，也都是始作俑者之一。

昨日之是可能是今日之非，倘若投資銀行是靠著「要快，要聰明，心要黑(Be first, be smarter, or CHEAT)」積聚起龐大的財富，而身為其中的一份子，你會怎麼選擇？

譴責人的貪念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困境很容易，但困難的是－－我們從來無法反駁，資本主義與其衍生物快速地解決了某些可能只有資本主義所能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次貸風暴之前，原本買不起房子的美國人透過債權證券化而能夠貸款了，販售債權的投資銀行也賺到錢了那看起來是個不錯的主意)，除了宣稱「它也掩蓋了其他的一些。」並不能證成投資銀行的邪惡，有時交易員只是買賣，佣金是他們所在意的而其他事情不是。

這也能稱之為一種「平庸的邪惡」嗎？

我不知道。但誠如歷史所演繹的，光是美國近40年來就在1973-75，1981-82，1990-91，2001-02，乃至2008-2009這些年頭上演過類似的資本主義危機與衰退。歷史是會重複的嗎？我們面對自己的問題，是「要快、要聰明，還是要黑心地把它變成別人的困境呢？

這問題真的很難。快比較容易，或許黑心更簡單，但我還是想要相信，人類的「聰明」，正是為了逐一辨明、按步解決，並不斷尋求在各種「簡單解」之外的「更佳解」，而演化出來的吧。

推薦這部電影。

資本主義雜想

　

或許，資本主義正面臨著前所未見的危機。晚近15年來，我們就面臨了1997年的金融風暴，2000年網路泡沫，2008年次貸海嘯，2011年歐債危機（並且持續蔓延到2012年甚至此一危機在未來5-10年間恐怕難以解決）等衝擊全球經濟的險峻問題。

而在各個次產業當中，投機主義不僅造成光電產業全面性地供給過剩，連向來被視為「只要有貿易活動存在就不會倒閉」的海運業也面對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導致的運價崩盤；傳統民生產業為滿足爆炸人口「紅利」所帶來的民生需求，持續耗費大量資源。另一廂，精密半導體產業發展迄今，DRAM已成為美日聯手抗韓的軍備競賽，晶圓製造（IDM與Foundry）工藝不斷縮微，更前進18吋與3D製程，從INTEL、TSMC、SAMSUNG相繼入股ASML，寡頭市場何時會頓失支撐而倒下，沒有人能預言。

曾經，不發展是一個問題。但曾幾何時，發展本身也已成為問題。

我們總是樂觀地認為，無止盡的經濟成長將為人類－－不敢說是全部但至少也將是多數－－帶來發展的果實。然而，無論是從股匯市蔓延至總體經濟的金融體系崩盤、抑或是產業內部失衡瓦解的惡果，卻都指向同一個問題核心。資本家的群體僅在意成長，罔顧社會公平，追求以最大效率成就最大獲利。個體間的差異化被化約為數字，資本主義財報是最完美的化約結果。

發展與演進不是直線加速道。只踩油門，而不懂得在過彎時減速，無法保證車不會翻覆。做出一個決定，並不表示我們不能夠去看看別的選項。

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得太快了？

持續加速運轉的資本主義社會，油門是把持在少數人手中的資本工具，為了開得更快，他們將方向盤拆除，告訴我們，「很快這輛車就會到達目的地。」多數人在這輛車上，不知何時會到達，資本家所宣稱的「共享成長果實」其實意味著他們拿十之八九，餘人分賸下的一二成。當代資本主義帶來的優點確實無從質疑，社會的「快速」發展其實源於資本主義必須追求成長的根性，帶來的便利與更優越的技術也確實提高了生產效益。

想想，從4吋晶圓到8吋晶圓，生產效率提昇了多少，到了28奈米12吋晶圓製程，晶片的運作效能又提高了多少？然而，工程師們是變得清閒了抑或是更忙碌了－－這個問題，在資本主義與摩爾定律編造的，幾近夢的未來當中，答案已經很清晰了。如果我們自己不去爭取休息的權利與設計出停止的煞車踏板，所有人都只會累死而已。當然，那些只要談談生意就讓齒輪動起來的資本家除外。

即便資本主義從未承諾「解放」，然而相對於它所帶來的、被宣稱著的可能的「經濟自由」（況且對部分人而言從未實現），它往往更代表著奴役、支配、與少得可憐的「個人時間」。想想我們的年休假天數吧。

我們更不應或忘的是，資本透過管理與剝削，透過把持媒體發言權與直達立法機關的上書管道，資本與權力形成相互生產的結構，不均等的生產架構形成了不均等的階級（提高297元的基本工資讓商界跳腳成甚麼樣子，我們都知道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當中，萬有引力法則可不只是一個物理定律而已。

即使表面上看起來仇富，但事實上我從未反對「發展」。我也喜歡享受並非甚麼難以啟齒的事情。問題在於，已被過度操作的資本主義與會，誤將（也有可能是蓄意）追求分配平等，界分為反對市場、反對發展的存在，將發展停滯歸咎於分配，而非核心的「產業升級之憊懶」。分配正義與共產主義歷史的錯誤連結，更被曲解為要讓每個人都免於工作，並進而取消一切生產的差異性（你如何說詩人的工作與記者是相同的？或許對某些人而言詩人比記者更具價值，而一個好的記者也可能比壞的詩人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真實』）。

只是分配充足必須建立在物質富足的前提之上，而資本主義或許是最容易到達此一標準的途徑－－之前讀過一篇新聞，瑞士有人倡議立法設定「法定最低所得」，無論有無實際「勞動」（包括）都由政府給予一定津貼，倡議者希望此一制度能將人從過度的「消耗性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促成更多元的社會、讓經濟不再佔去那麼多的時間（想想一天工作10小時的日子吧）。而瑞士極有可能是最有資格推動此一制度的國家。

發展並沒有錯。錯的是我們將發展作為一個先驗的詞彙而捨棄檢視它內容的機會。追求成長、享受便利也沒有錯，錯的是在消耗的同時拒絕思考有限物質的如何能夠合理使用。

資本主義或許－－就它所刺激的科技進步、醫藥的革新、以及人類精神文明賴以支撐的當代學術體系之存有等等層面而言－－也沒有錯，錯的是投機者的貪婪過分地掠奪了能夠使其他不與他同等級的人們「也好好過生活」的權利。

只是我想，當資本主義正面臨著一次次經濟衰退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每次跌落的谷地越來越深，這個前所未見的危機，可能不是我們閉上眼睛不去看就能解決的。無論ECB要不要將希臘踢出去、又或者是否對西班牙提出全面性的買債計畫，無論美國的QE3之後會不會再有QE4，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代價是－－多數人將承擔每一個金融決策的共同結果，不同的是，其中的少數人，可以買下太空船逃到另一個星球。

生產工具由多數人所共有的時刻甚麼時候才會到來呢？如果，我是說如果，社會主義意味著由人類「共同」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麼遲不發聲的人們，要沉默到甚麼時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