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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證券金融資訊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May 26, 2010

男柯一夢夢紅樓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考講稿
男柯一夢夢紅樓:西門紅樓南廣場的「同志市民空間」

指導教授/畢恆達
研究生/羅毓嘉



  如同我在大綱口考時所報告的,這份研究的發想,起源於我個人的同志社群經驗。我試圖探索紅樓廣場作為一個與以往台北同志空間迥異的空間,除了成為這一個世代男同志都會生活的重要場景之外,它如何使得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各種不同層次的改變。本研究透過Mike Douglass分析城市市民空間(civic space)的理論架構,所欲釐清的是,若城市文化的實踐與治理,必須要有適當的地方來使之發生、成長,並導致改變,那麼在紅樓廣場上,這對當代台北男同志而言至關重要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又將帶領當代台北男同志文化的發展,前往哪裡?

  在爬梳了關於同志空間,消費文化與認同政治等幾個與本研究領域相關的文獻資料後,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如下:

  「作為同志空間,紅樓南廣場的商圈是如何形成的?此商圈的使用現狀為何、面臨怎樣的潛在困境?同志消費者在該商圈的行為,與其社會/文化認同有何關連?又與其他同志空間有何異同?該空間是否提供了同志個體與市民社會串聯、溝通、與合作的機會?該空間對於台北地方同志文化的演變過程,造成了甚麼具體影響?又是否促成了同志文化與異性戀社會的對話,造成社會風氣的轉變?未來,紅樓廣場提供的市民空間,又將有何種可能的發展?」

  為了解答上述的研究問題,我將深入紅樓廣場進行田野研究。

  針對消費空間的質性研究方法,向來有著符號文本分析與消費者民族誌兩種主要的路線之爭。這兩種路線的各有優缺差異,前者著重於解讀消費環境的地景與社會運作對消費者主體的影響,卻將消費者主體視為受到消費空間設計者、業主、與社會關係的建構對象,主體無法充足浮現;後者聚焦於消費者的主體經驗、決策歷程與社會意義的產製過程,儘管強調消費者的主體意識,但分析者可能落入「消費者個人意義層次」的困境,無法深入對消費空間進行批判式的解讀。

  本研究試圖檢視個體在消費空間/市民空間中,如何藉由消費行為與公共空間的主體展演,凝聚社群感並彰顯、強化其認同,並探討社會風氣是否因此而有所轉變,因此同志作為消費者/行動者的主體性絕不能偏廢。在此同時,本文關注的論題也包括了空間建構與主體再生產的相互關係。基於上開理由,我將研究方法分為觀察法、深度訪談法、以及檔案研究等三個部分,希望能夠避免單側重於民族誌法或文本分析,而可能陷入的困境。

  觀察法部分,除了觀察店家的空間靜態佈置,解讀其打造同志消費空間的策略與成果,在論文寫作的田野期間(二○○九年一月至七月),我將進入田野進行觀察的時間點略分為週間與週末,與友人一同前往紅樓南廣場進行消費,每次約進行一至二小時的觀察,並紀錄同志社群/個體在紅樓南廣場的空間使用行為,包括活動基本特性、使用分布情形等等,據以檢視消費者之間、消費者和店家互動的模式,以及同志消費者在廣場上所操演的符號與文化意涵,作為與訪談相互補充的田野資料。

  市民社會治理與社會變遷之連結,日漸內化於各部門日常行止的同時,這層連動關係,並進一步牽涉到市民空間乃是自主生成、被提供、抑或是自現存的公共空間中「解放」出來。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分析紅樓南廣場作為一個市民空間,帶動社群文化變遷的種種可能。然而,在紅樓南廣場的物理空間與同志文化的構連關係中,主要的行動主體固然乃是店家與消費者,但思索市民空間的結構性意義,本研究不過分強調店家與消費者角色的主體性,亦試圖檢視政府單位與制度,分析紅樓商圈形塑過程中各方力量的為與不為。訪談對象包括店家負責人(共四人)、消費者(共十六人)。將募集受訪者的方式分為三部分,互為補充,以期顧及樣本可能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同志文化作為庶民生活的一個旁枝,卻時常不被看見,或不曾化為書面被披露出來。被忽視、略過的部份,總是比人們所知道的要多。因此紅樓地區同志的社會史,潛藏於稗官野史的部分勢必要經過挖掘--幸虧網際網路在二○○六年時早已普及,同志文化又向與網路密不可分,因此當代同志在紅樓地區的活動紀錄,或可由部落格/交友日記等處發掘,以期得到最貼近同志個人自我表露的文本,作為補充用的二手田野資料。





  從上個世紀七、八○年代以降,台北同志在西門紅樓的活動歷史由來已久,儘管是尋求肉體寬慰的所在,精液體液的血脈源流見不得光,但戲院裡飄搖迂迴的身影,倒是不曾真正缺席。那時網際網路尚未普及,新公園與彼時淪為二輪電影、甚至色情小電影播放場所的紅樓劇場,可說是台北、甚至全台灣同志的尋春獵豔之地,在其中尋求寂寞解放的出口。九○年代,紅樓地區的商業與文化活動幾近停滯,成為中老年同志出沒的場所,一九九八年紅樓封樓,同志的氣味與聲音似乎從紅樓周邊靜默了……建於一九○八年的紅樓劇場一度風華絕代,當二十一世紀初啟,它卻由於都市成長與商業中心幾度轉移,在與新環境競爭、共存的壓力下,幾乎要遭人遺忘。

  一九九七年紅樓戲院熄燈歇業,一九九八年西門紅樓封樓,男同志的身影四散轉而繼續向三溫暖、酒吧、網路等處現身、或不現身,這是台北男同志在西門紅樓的歷史斷代。

  直到二○○六年二月,南廣場的第一間同志咖啡館〈小熊村〉在成都路10巷57號開張營業,西門紅樓恍然長夢初醒,這則斷代史才又獲得續寫,直到今日。

  紅樓廣場位於西門町鬧區與邊陲橋接處的地理位置,原本是幾乎要被台北遺忘的邊角,〈小熊村〉將網路家族實體化的嘗試,佔西門市場火災後一片蕭條的天時、口袋狀廣場緩解同志曝光出櫃焦慮與位置鄰近加州健身中心的地利、以及熊族渴望擁有一專門次群體空間的人和,無心插柳柳成蔭,意外集聚大台北地區的男同志,在西門紅樓南廣場來去,或外顯、或迂迴地在此地現身。經過三四年發展,戶外咖啡座與酒吧的叢集,創造出有別於以往男同志在室內消費飲酒、在室外開放空間「釣人」的社群空間形式,進一步帶動提供同志文化相關消費活動品相的店家逐一入駐南廣場與其臨固建築。廢墟新起,儼然是台灣第一個同志商圈正在生成。

  紅樓廣場的地理態勢,對同志形成一相對安全的集體現身場所──反過來說,無意「闖入」紅樓同志商圈的異性戀,也因為此消費場所的開放特質,而得以從另一角度「觀看」同志並進一步與同志社群互動,有助於促進不同性別文化間的價值流動與交換,進一步邁向LGBQT與異性戀族群的和解與共生。這種集體現身/出櫃,對初探索同志身分認同的個人來說,提供一明顯可見的「社群」供想像與對照,此一有別於媒體長期再現之男同志骯髒、放蕩、墮落形象的同志社群「日常生活」,在紅樓商圈實際呈現出歡快、繽紛、熱絡的互動氛圍,乃是建構同志空間集體認同的關鍵所在,也成為破除媒體再現同志污名的關鍵啟始。

  在「認同」之外,廣場上來去的人們,也各自有著差異存在。

  台灣的同志文化,無論在社群語彙、生活模式、以及漸與商品消費靠攏的身體與文化展演,乃是受到美國、日本、以及中國傳統價值多方形塑的「混雜」成果,談論在地同志文化的演變歷程,實不能從單一面向武斷、直觀地指認追索其源流。由於網路傳播的發達,資訊交換的速度大幅上昇,同志國際旅遊又漸趨頻繁,同志社群得以跨越國界,「借用」外來語彙和文化概念,並進行在地化的文化協商與內涵蘊養,凡此種種,也都成為了當代同志「生活風格」操演的一部分。由於「同性戀」概念是個「進口詞彙」的先天架構,台灣同志與性/別多元論述,從根本上便無法徹底脫離搬弄西方論述的困境,甚至在身體形象的美學追求、性慾文化的素材與使用,也多半依附西方的文化觀點,使得台灣同志無論在論述或主體認同上,都陷入了後殖民的「多重衣櫃(multiple closet)」中,同時受到地方文化傳統與外來文化論述的束縛。

  以熊族為例,紅樓商圈集聚「熊族」興起,營造出「台北熊族」的集體露出氣氛,透過不斷往復來回的性/社交實踐,落實台北熊族文化的定義與反思,也串連了所謂主流社群和次級社群對話的空間,造就了「熊族」的身體意象在「非熊/主流同志」社群當中的溢散。台北男同志的主流社群開始吸納了原本只屬於熊族的身體美學觀點,即使不是熊,也可能以「仿/類熊」的身體操演模式向熊靠近--即使這種「身體」,依舊與「熊族」身高減掉體重的數字要小於一百的巨碩體格相距甚遠,卻在台北同志社群中,創造出一種有別於九○年代流行「都會美形男(metrosexual)」的全新身體標準,如同林純德所述,熊的定義已經「隨著種族、地域、性/別上的差異,再現為多重權力爭戰場域」。

  在紅樓廣場所大量「露出」的身體樣貌,是表現自我符號的第一道戰線,在男同志文化當中尤其明顯可見。在同志空間內,身體成為釋出訊息的媒介,服飾、裝扮、言行舉止、乃至語氣聲調、皆必須經過精密的調整與控制,是男同志對共存於同一空間中的「不特定他者」相互協商並交換資訊的籌碼。在這樣的資訊流通中,男同志會因為特定的身體展演而得到他人的評價,然而,弔詭的是,受訪者也都表示了這「評價」似乎無法對等地被「展演者」所接收,鮮少導致男同志之間進一步的互動,唯有在特別活動與「常時」不一樣的互動情境,空間中的動能才得以提高,縮短人際距離。





  然而,在歌頌一個「同志公共空間」之浮現的同時,仍然要回過頭來,以「紅樓南廣場作為同志市民空間」所面臨的困境。除卻政府對同志投注於此商圈復興之心力的視而不見,以及多頭馬車一般,分屬於市場管理處、文化局、與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的公共治理權屬,乃至於產業物權的分割,這些齟齬並無法阻止同志長期在此地耕耘,透過紅樓廣場的空間形式和互動模式,將它塑造為對當代台北男同志而言具有屬地感的同志空間。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形塑紅樓南廣場為當今樣貌的最大宗力量,仍然是來自於消費文化。

  當消費文化將個人認同構連在對產品、服務與時空的消費行為上,性別認同政治的「展演」開始奠基於消費力的差異,個體在展演與生活層次上更加分歧。以紅樓南廣場的案例來看,這種差異不但是同志社群內部次群體的「認同符號」之所在,更由於階層之間的斷裂,隱微地生產出同志社群內對老年、青少年、娘娘腔、愛滋患者等更弱勢族群的割裂與次級壓迫。必須指出的是,消費從來不是解藥,看似因為消費而得到的自由,仍然受限於產品與符號生產者所提供的「型錄」,當部分男同志欣喜於自己在紅樓廣場上展演嬉笑的「自由」時,其實是無視於社群內仍有更需要關懷照護的次社群,因為資源的匱乏,因為缺少文化資本與商品資本,而被視為「非主流身分」,不被重視。此處,指認出社會運動與社會工作的內涵,事實上乃是扞格於消費文化的困境,會否再次讓同志社群意識到,消費主義沒能真正帶領我們到達任何地方,其實前行之路仍有「絕處」存在?

  延續本研究的論題,我們有了過去,有了現在,那麼未來呢?紅樓廣場作為一個市民空間,究竟是為當代台北的同志社會史帶來了解放的契機,或者是造就了世界太平的假象?

  同志們還需要戰鬥嗎?

  正由於「真實生活處境才是活水泉湧之處」,紅樓商圈若能不只是一個安全的地方,而能夠提供男同志生活當中實際需要的社會照護與教育功能,進一步為長期以來受到壓抑與漠視的男同志社群開拓自我賦權的能力與機會。然而以現狀看來,作用在紅樓同志商圈的力量,仍以文化力量--更精準地來說,是消費文化--為主。政府在商圈發展的過程當中徹底缺席,或只是意在言外地「做做樣子、抽抽血」,至於非政府組織想要做點什麼卻不得其門而入,在這個地方,同志似乎僅能作為「同志消費者」而存在,商家之間的商業競合,也限制了以紅樓為核心推動社會服務與工作的結盟可能。我認為,雖然紅樓南廣場商家的結盟體系在近年皆提供資源予同志大遊行,但此一結盟體系若能進一步強化,甚至在紅樓廣場臨固建築的閒置空間,結合政府資源、商業動能、與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工作經驗,將紅樓廣場的空間效益極大化,除了解決男同志在社交上的心理需求之外,也透過社會服務工作的開展,提昇台北同志的生活品質。





  暫且不論同志空間的中產階級化和縉紳化,是否敲醒了性別政治運動的警鐘,我認為當今紅樓廣場的現狀,既是對十多年台同志運動階段性成果的回應(一個安全的處所),同時亦開啟了結合消費空間與社會服務的可能節點。

  回到這篇論文的研究問題,商圈的形成與茁壯,廣義地包容了性別社群的展演、認同與差異。作為當代台北男同志社群生活的重要場景,紅樓南廣場賦予了男同志對照、展演、認同的空間基礎。即使這世界還「不夠好」,但不同社群的相互露出、融合與交流,都使得紅樓廣場作為同志的市民空間,而有著兼容並蓄的空間形式,具體回應了社會運動,公共治理,乃至於社會變遷的綜合命題,以一個實際被「生活著」的空間為根基,在日常裡扎根,而我們仍等待著這文化開花,等待這眾人齊心打造的伊甸園結果的日子到來。

  儘管截至目前為止,女同志文化在紅樓廣場仍顯得較為隱晦靜默,但男同志以肉身航行多時,在迷霧之中,彩虹島嶼的輪廓逐漸鮮明。這部同志空間的斷代小史只能寫到這裡,才是二○一○夏天剛開始的時候,男同志穿上了緊身背心和七分工作褲,在夏天燥熱、蒸騰的氣候裡,情節會繼續產出,故事會繼續產出。

  畢竟紅樓廣場商圈自無到有,才不過幾年前的事,當時人們所始料未及的,恐怕是「紅樓戲院沒落的時候,卻是小熊出沒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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