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旅行,越是知道,這世界上早已沒有甚麼奇觀。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我已不與城市著名的地景合照了。我需要親臨它們,且可以攝下它們,但並不需要用我自己的臉在它們之上摻入新的雜質。我和他走著,且走著,越是走,越是覺得他其實才是我的奇觀--我無法遏制自己放慢腳步讓他走到我前面,然後拿出手機,偷偷拍下他的後腦袋,在塞納河畔,在倫敦眼下,在大笨鐘前在泰唔士河堤邊的酒吧。在我們走過的每一條路,然後他會回過頭來說,他媽的你不要每次出門旅行就一直玩手機。
我說,哪有。他說,哼啊你就是,一直玩手機你不要出門旅行好啦。
艾菲爾鐵塔,倫敦塔橋,大皇宮,小皇宮,聖母院和聖心堂。每一天我和他隨意決定了行程,隨意地觀覽大英博物館那所有考古學的贓物,國家畫廊與奧塞美術館的每一禎印象派巨作。我貼近了看,並且沉默,感覺時間在每一件建築它們身上留下的痕跡,感覺時間在我們踱步經過的石磚上,構成細微的磨損。
這是一個沒有奇觀的時代。網路幾個鍵就讓我們的眼睛飛到世界另一端。人生一定要去的十大景點。一輩子一定要造訪的絕美海灘。這些那些。已經太過習慣了從每一本畫冊,友人的臉書,維基百科習得關於「奇觀」的普同知識。城市本身依然讓人震撼。奇觀本身,也是。但它們卻不是旅行的最終理由。
他在城市裡是不辨方向的,愛德華王子劇院在路的西南側,他轉出餐廳卻往東南側走,我說,欸你去哪啦?他說,不是這裡嗎。我說你見鬼。是這方向啦。
他便往我的方向轉過來。說,好啦,走了。
再加上一句,以前都是需要旅遊書現在則是只要有Google Map就好。我回他,妳都是不先研讀地圖的。他說,哪有需要?然後問我,欸那我們現在往哪走?
登上鐵塔那天風大,在塔底他問我,從哪個柱腳上去啊。我說,應該是那裏吧。上到塔頂他說他媽的這裡可能只有零度。我說你冷嗎。他說不會。哆嗦著我說你真的不會冷嗎,要不要給你圍巾。他說,他媽的你不要每次都問我無聊的問題--想來沒說出來的是,給了我圍巾你不會冷嗎,他媽的。
倫敦跟巴黎市中心其實說小不小,但也不太大。他說,走去哪裡都是三十分鐘。可幾個三十分鐘接連下來,我走到腿斷,走到低血糖,路過花神咖啡館雙叟咖啡館我說欸這地方是文人聚集的地方,他哼一下說,你臭美。他又是不准許我胡亂購物的她說你看那個東西幹嘛,蠢欸。我擺臭臉,他就說,要吃甚麼。午餐我喝Picon Bier,他喝Chardonnay,邊哼出聲音罵,你來巴黎吃總匯三明治跟凱薩沙拉,就是在浪費時間。
當我們從那些世界名畫前頭過去,從英國皇室珠寶陳列前頭過去,庫利南一號鑽石在兩人眼底映射出輝煌的火光。但我們已經不需要甚麼奇觀了。生活本身沒有不滅的燈火,兩個人罵罵咧咧走過巴黎的一二三區,四區,六區,八區十區,他說你走的路跟Google Map規劃的不一樣呢,我說,他媽的我是帶你走最近的一條路。
親愛的,只是生活有甚麼最近的一條路嗎?或許沒有。都是時間過去。
旅行是這樣。不旅行分隔在兩座島的時候,也是這樣。
沒有捷徑沒有奇蹟沒有什麼讓我們「哇」地出聲,只是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看音樂劇的時候手臂挨著手臂,走岔了路便伸出手去拉住他,說「喂」。假期很短,生活很長,日子不長不短,讓我書寫讓我寫下我有他的生活,只是不知道他能否寫下也有我的。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我已不相信世界奇觀了。卻或許奇蹟總是會發生它總是就發生在身邊。
在奧塞美術館午餐那日,右手邊桌面來了一對法國中老男子,年輕的大概五十五,年長的看起來則約莫六十五吧。侍者同他們問了餐點,問他們要不要氣泡水,年輕那個扶了下自己的紅色粗框眼鏡,說給我們水喉水吧。說完便拿起手機,對正了年長那個說「Cheeez」,拍完了,非常滿意地笑一笑,又將手機傳到桌子對面給那年長的看了,兩個人說著甚麼我聽不明白,但那和煦的笑容笑開來也把美術館裡恆溫恆濕惱人的空氣都給化開。
我跟他說,他們戴同一只戒指。他說,欸你專心吃飯不要對人家指指點點好了。
我說,他們另外一隻手腕上戴的也是同樣款式的白金手鍊。
他哼了下說,我們也有同款式的手環。
我說,是我買給你的,他說,是你自己想要Ferragamo。我說好啦,是啊。那對男子的戒冠是組非常平凡的「=」符號。平等。兩桌男同志各自吃飯,飲不同產區的白酒,午餐時間很快過了,幾年時間很快過了,突然明白原來世界奇觀之所以令人嚮往令人仰望不過是因為歲月淘洗依舊存在著。
而愛也是。當我們還不知道永恆的時候我們說著永恆,直到最後,或許也不需要永恆,只是日子過著過了,十二月近半,兩個人從香港機場的閘口並肩走下來,到達轉機閘口,他說,好了,我就在趕著入境的人潮裡頭飛快給他一吻,下次見面就是新的一年了。
我們確實不再需要甚麼奇觀。
四季遞嬗,憂樂與哀喜,那就是彼此的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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