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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Jul 21, 2015

拆除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今天和其他日子一樣,我搭捷運上下班。車廂裡,氣氛難免多了些警醒。昨晚發生隨機傷人事件之初,臉書上的新聞分享,多半帶著「啊,怎麼辦,我等一下要搭捷運耶」,「好恐怖喔我等一下要去中山站搭車呢」的種種憂慮。接著,新聞底下的留言開始湧現出「就是還不趕快處死鄭捷,殺雞儆猴,這種事情才會不斷發生」,乃至「台灣就是太自由太講人權了,才會讓我們的孩子越來越不安全」的憂慮。
 
這樣的憂慮其實很直白,很簡單,畢竟誰不想要一個更安全的社會?不想要搭捷運不用左顧右盼,可以安心睡覺安心滑手機安心講電話和情人吵架的世界?
 
可是,或許就這憂慮,是太過簡單太過直白了。
 
隨機傷人之所以被稱「隨機」,正好因為它之無法預測,它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捷運車站,在公車,在街頭。在每一個絕望的人所能夠行止的,任何地方。
 
我們總是花太多力氣咒罵加害人,歸咎「台灣的刑罰就是對犯人太過寬容」,卻不願意聆聽是什麼把他們變成了一顆又一顆的炸彈。今天稍早,另一樁三峽傷人案的被害人現身說法,描繪他心目中可能並無死刑的理想世界,看著底下噓文說「你怎麼沒被砍死」、「砍死了你還能在這裡發廢文嗎」,我只覺得,這個希冀安全的社會,正在把更多人變成下一顆炸彈。
 
而我們居然以為自己可以避開上一個事件發生之處、居然以為殺掉了犯罪者,就能夠獲得安全。
 
剛剛讀小說看到的一段,「她是個常常生氣的女人。只要一有機會,她就碎念個不停。她整天碎念著那些個政客,碎念著那些減少社會補助的改革,她反對那些她內心深處厭惡的權力。然而,她雖然厭惡權力,但若是用於懲戒某人某事,她就會真心誠意地呼喚權力:像是懲戒阿拉伯人,懲戒酒精,以及毒品。懲戒她所認定為不雅的某些性行為。她常說,『這個國家需要一點秩序』。」
 
故事寫的是法國北部村落,一個廿一世紀初工人底層階級家庭的故事。卻讀起來多麼像是當代的台灣。
 
我們都想要當那個正義的審判者。然而正義是不會存在於一個必須藉由惡毒的咒罵,方能彰顯「自己與那些惡魔不同」的世界的。我們並不想要追根究柢,是什麼把一個廿七、廿八歲的青年推入絕望的深淵,是甚麼存在於這個世界上,讓他必須在自己的生日砍殺他人藉此紓解巨大的絕望?每一個期望安全的人,或許都是良善的,卻又是什麼讓這些眾多的「一般人」,必須以濃厚的殺伐意念,方能斷定自己並不會成為下一個走在鋼索之上隨時都可能崩解、斷裂的高空特技表演者?
 
然而,若我們連是什麼在甚麼時候損壞了都不知道,一旦鋼索當真斷裂了,又有甚麼能夠接住我們呢?會不會,我們藉由惡毒的咒罵,所想要屏除的,正好就是那個「其實我內心也住著一個惡魔」的想法,所以只要隔絕了、否定了每一個壞掉的人,我們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好人了嗎。
 
今天實在不想去看那些滿盈著惡意的留言。可我還是忍不住去想,那會是個怎樣的世界--願意放下身段去聽去了解每個人背後的巨大絕望、每個人胸膛裡頭都可能有過的微小的黑洞的世界。那會是怎樣的世界,比如說,不用擔心害怕不必用惡意去貶低傷害某一個失能的,保險絲燒斷的人,才能確保自己擁有那卑微的安全感的世界。是啊,我們都期望正義,但正義其實並不必然要把自己武裝起來,不必活得像一個刺蝟,或許承認自己也曾有過軟弱的憤怒的時刻,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每一個酸楚的時刻--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伸出手去,問他們:「有甚麼是我可以幫你的?」
 
於是痛苦可以被平復,傷害可以被療癒。悲傷將被撫慰,絕望將獲得填補,疤痕終能復原。
 
那才是面對下一顆不定時炸彈時,我們唯一的拆彈法門。
 

註:《跟艾迪了結》台北:寶瓶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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