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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Oct 20, 2017

世紀末少年已經卅餘歲

 
昨晚走出敦南誠品,雨勢正起。我問繼文先生,你有帶傘嗎?他搖搖頭。
 
又問了,你往哪去--繼文先生說要往公館方向。我說,那我送你一程吧。張開了傘,我跟繼文先生並肩走著,台北初秋迷離的雨陰惻惻地落著,落著。隨意聊著時代,生活,乃至生命。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今天早上,社群內外會被一則年輕男子傷人之後自殺的消息,掀翻開來。
 
各種臆測猜想,各種標籤轟然而來。往傷者身上貼,往死者身上貼。
 
有人說,同志遊行之前一週發生這種事情,該怎麼辦。
 
 
 
 
台北的同志遊行將邁入第十五屆了。繼文先生出版《天河撩亂》,更已是十九年前事。讀小說那年我剛上高中,荒人手記已成經典,撩亂的天河橫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星空,那數十年如同密語和烙印,每一個人,無論同志與否,無論跨性別與否,無論幸福與否,彼此都是彼此的秘中之秘,如星辰般彼此照耀,卻無法碰觸。
 
而這晚近的二十年,台灣開放了許多。卻還是不斷從櫃之罅隙傳來不幸的消息,葉永鋕死了。楊允承死了。畢安生也死了。
 
每個時代都有人們如星辰消逝。有的星辰的死亡爆發成為超新星,更多的,只是坍陷為不可見的塵埃。繼文先生在轉乘車站,左右顧盼,問我,是往這兒去嗎?我說,是的。其間我們談著彼此幽微渺小的秘密,明明是第一次見面,座談會後的簽書時間我像個迷妹一樣傻笑,跳躍,繼文先生給我簽完書我轉了個圈,忘了自己背包放在另一邊的椅子上。走在捷運的通道上斷斷續續地聊著,卻更像是一同看過許多次流星雨的陌生人,那般熟悉的離合。
 
繼文先生問起某次我在文章中淡淡帶過的,我家族背面的歷史。那幾乎離散的我的父執輩啊,跟你是同一個時代。
 
我的父親是四十四年次。繼文先生瞪大眼睛,指著自己,說我也是。
 
那個年代--五十年前的台灣社會,在鄉下地方你感覺到自己與其他人不同,你問自己,為什麼我和別人不一樣。為什麼會和人群有著格格不入的感覺。沒有人懂。你不相信大人,因為就算他們懂得再多,他們唯一不會懂的,就是你。唯有書本典籍裡壓藏的所有知識,與其中閃爍的不可思議的光芒,成為你的救贖。繼文先生說,於是我靠著這些知識與思想活下來了。成為現在的我。
 
真真切切這麼幾十年過去了。語言和故事穿透時間,那強烈而又幽微的彼岸之光。
 
 
 
 
而我告訴他--屬於我的這二十年。1999正值世紀末,我在高中校園裡認識了我同年代的少年同志們。嘻笑是為了生存,妖冶是一種姿態,抵抗那些同與不同的標貼。但少年同志,有時候也會害怕。害怕傷心難受,害怕一不小心就會因失去而崩解。我們曾經處在那覺得二三十歲已經很老、很老的年紀。可某天醒來,我們自己已在這個年紀。
 
這二十年間,台灣狂風吹襲般地改變著。有些人脫隊了下車了。但遊行從五百人變成八萬人。或許十萬。網路上,大家烽火四起挑戰著各種敏感的話題;凱達格蘭大道上,人群一次又一次聚集,一次又一次散去,並且再次聚集。在青島東。在濟南路。
 
吶喊哭泣,鼓掌與歡慶。世界正慢慢地推移著。但好像還不夠快。
 
時間,是以怎樣的單位在前進呢?我問繼文先生。他說,自己的父親是個深藍,每次當他要罵蔡英文,就連我一起罵進去。罵得極為難聽極為露骨。可是九十歲人了,不可能改變他。其實也不需要改變。再早一些總還是有些親戚會問起結婚的事情,問多了,父親竟跳出來為他遮擋。所以人究竟能不能被改變呢?
 
該怎麼辦?也沒能怎麼辦。時間會改變一切嗎?繼文先生問了個問題,也像是說給自己聽。
 
他說,你們這個世代,對於事物的反應實在好快,靈活,又犀利。我們四五年級啊,在「那個年代」成長,在「那個人」死掉的之前之後的青春期,好難改變的。
 
 
 
 
繼文先生說他有個朋友是HIV+。之前跟家裡出了櫃。父親絕不能接受,母親則是跟他親上加親。
 
但在那之後,即使是那麼博愛的母親,在家裡晚餐時,還是會給他的朋友單獨備上一份碗筷與菜盤,隔著桌子吃。他的朋友,也從此再沒在原生家庭裡過過夜。即使新年。即使中秋。吃完了飯,就走。是那樣的距離。
 
即使藥物的能耐已經進展到現在這個當下,難以抹除的偏見與深深烙印的恐懼,還在。還在。知識能夠抹去這恐懼嗎?這恐懼是如何形成的呢?繼文先生問。二十年前誰想得到台灣會是這樣。誰想得到,HIV的藥物能夠進展到這個地步--從《天河撩亂》裡時澄一天得吃十來顆,到現在一天最少只要一顆、一天一次。
 
誰想得到同志即將能夠結婚。
 
誰又想得到,即使我們已經得到了這麼多,敵視與偏見的標籤依舊無所不在。
 
二十多年前的那1995、1996,台灣社會騷動著,四處洋溢著一種即將破繭而出的興奮。那或許是一切改變的開始吧?繼文先生說。社會壓力仍舊很大,但在那種壓力之中能夠真實地感到有「什麼東西」正醞釀著,即使沒有方便的網路,要接觸讀者,還得在自己的書最後面留下電子郵件信箱,每天就收信。還真的有。當時各種年紀的人模模糊糊地探索自己的認同,知道自己是「什麼」是一回事,給自己找到一個名字,又是另一回事。
 
 
 
 
二十年前繼文先生寫了《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寫下《天河撩亂》。時間的光影在閱讀之間與我的東京我的台北重疊著。東京的港區。台北的林森北條通。既是斷代之史,也是時間重影,旅人複視。
 
時間改變了很多事情。但事物並不會自己改變。
 
臨下車之前,繼文先生說,有時候想起邱妙津,總不免想,時代就要改變了啊,如果她能夠再撐一下、再撐一下,說不定就……想了一想,又說,但若不是那樣的結果,或許,時代不會變得這麼快吧……?時空的天河裡,每一個漣漪每一個漩渦,都在彼此改變,是因緣的種子也是相互拉扯、撕裂、而又癒合的星辰。每一個二十年,回過頭去看,我們是實實在在活著的。但這個世代需要的是什麼呢?我問。
 
是教育。或許世代的教育可以把台灣再更推進一步吧。教育告訴人們你可以有一個不同的名字,一具不同的身體。你可以了解到,自己並不一定要是別人希望你成為的那個人。車門打開,繼文先生向我揮揮手說,今天真是幸會。幸會。
 
下個禮拜的遊行,要繼續為那些已不能再前進的人而走。
 
為每一個世代而走。我們凱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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