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是寫了詩，才成為記者。
記者總是寫，寫別人說出來的話。但又不總是。寫詩則寫自己的話，卻也並不總是。
求學時代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記者。讀的雖是新聞系、新聞所，為的只是想要晚一些決定自己會成為怎樣的大人。同學們念醫，念法律，念財會，後來成為醫生律師和銀行家。念電機電子的那些則進入半導體廠，成為了工程師。我們都在少年時代共有一些惶惑，伸出手指向世界提問，不願被世界隨意削刻成巨大機械裏頭，那一個又一個規格化的齒輪。有人成為齒輪。有人拒絕成為。我還是寫詩。這樣寫了幾年。
寫字於我而言從來就不困難。但研究所畢業那段時間，求職卻不容易。
寫字之無用，在求職時顯得格外沉重。
開出來的職缺，轉來轉去都是財經與產業記者。儘管我懂些甚麼呢？男友說，你要找一個可以準時上下班的工作，養你那不賺錢的興趣。我說好。
跑新聞幾年我繼續寫詩。跑新聞的時候也不只是寫下別人的話，更重要的是一個記者能夠問出怎樣的問題。像那句話：「新聞，是報導別人不希望你報導的事情；其他的，全都是公關操作。」可財經記者這個職業，它的本質又不光是新聞它讓富者更富讓貧者更貧，我盯著看盤軟體，我打電話，我問問題，我寫下他們說的話。然後呢？一切的問題都是在那個「然後呢」之後才能開始的。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感覺荒誕的時候我寫詩。我的感情穩定了我的工作穩定了。一切穩定了就開始憂懼於離開這穩定的生活。卻在每天起床時期待能夠看到與昨日截然不同的奇觀。
卻不可能。
於是我寫詩。寫詩必須是問一個個巧妙的問題。
對著一個永不闔眼的全球金融市場發問，對一群失眠的基金經理人發問，對這一個誤打誤撞在這裡和他們接上線的局外人發問。問他們，這如何是荒誕的。問他們，你們是否都跟我一樣對這個世界感到誤解；再問他們，如果每個人都有往右與往左的願望，但只能實現一個，你會選擇哪一個呢？事實上，落空的那個願望往往是我們所選擇的，而世界不會為此停滯，它反而加速從我們身上輾過。我任憑它壓扁了躺在路邊，也很好。
然後我繼續寫詩。
政大新聞系系歌頭幾句是這樣的：「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我想起那首歌。
同時想起我那些在不同路線、不同媒體、主理著不同題目並處理著各種無理指派題目的記者朋友們。想起社運現場不離不棄的那些同業，想起曾在一個同志運動的場合，有個同業大哥訪問我時他問我－－「你相信世界會因為這些努力而被改變嗎？」我反問他說，你相信嗎？他說，「我相信。因為採訪同志運動這些年來，也讓我改變了對性別平權的看法。」
他問了我一個非常巧妙的問題。
我這才想起，或許我並沒有如同自己所以為地，被金融市場變成那個冷漠的陌生人。我還在鬥爭著只是戰場已經不在文學了。我有時站在人群邊上，有時站在我們當中。我寫下我所看到的我聽到的他們的話語。世界尚未平等，另一座大陸的災荒，宗教的人禍毀滅了古城，有人被其他人殺害，有些人，則殺掉他們自己。瘟疫無聲無息把整座世界染成黑色。而時間，則是一台巨大的夾娃娃機，從這世界裡頭，取走一個又一個朋友。然後把我留下，留下來的人尖聲拍打著那壓克力或玻璃的隔間。也無關乎我的寫，或，不寫。
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像是採訪了自己，對自己發問：
「你還是每天都想要當一個正直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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