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問巧妙的問題

　

我先是寫了詩，才成為記者。

　

記者總是寫，寫別人說出來的話。但又不總是。寫詩則寫自己的話，卻也並不總是。

　

求學時代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記者。讀的雖是新聞系、新聞所，為的只是想要晚一些決定自己會成為怎樣的大人。同學們念醫，念法律，念財會，後來成為醫生律師和銀行家。念電機電子的那些則進入半導體廠，成為了工程師。我們都在少年時代共有一些惶惑，伸出手指向世界提問，不願被世界隨意削刻成巨大機械裏頭，那一個又一個規格化的齒輪。有人成為齒輪。有人拒絕成為。我還是寫詩。這樣寫了幾年。

　

寫字於我而言從來就不困難。但研究所畢業那段時間，求職卻不容易。

　

寫字之無用，在求職時顯得格外沉重。

　

開出來的職缺，轉來轉去都是財經與產業記者。儘管我懂些甚麼呢？男友說，你要找一個可以準時上下班的工作，養你那不賺錢的興趣。我說好。

　

跑新聞幾年我繼續寫詩。跑新聞的時候也不只是寫下別人的話，更重要的是一個記者能夠問出怎樣的問題。像那句話：「新聞，是報導別人不希望你報導的事情；其他的，全都是公關操作。」可財經記者這個職業，它的本質又不光是新聞它讓富者更富讓貧者更貧，我盯著看盤軟體，我打電話，我問問題，我寫下他們說的話。然後呢？一切的問題都是在那個「然後呢」之後才能開始的。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感覺荒誕的時候我寫詩。我的感情穩定了我的工作穩定了。一切穩定了就開始憂懼於離開這穩定的生活。卻在每天起床時期待能夠看到與昨日截然不同的奇觀。

　

卻不可能。

　

於是我寫詩。寫詩必須是問一個個巧妙的問題。

　

對著一個永不闔眼的全球金融市場發問，對一群失眠的基金經理人發問，對這一個誤打誤撞在這裡和他們接上線的局外人發問。問他們，這如何是荒誕的。問他們，你們是否都跟我一樣對這個世界感到誤解；再問他們，如果每個人都有往右與往左的願望，但只能實現一個，你會選擇哪一個呢？事實上，落空的那個願望往往是我們所選擇的，而世界不會為此停滯，它反而加速從我們身上輾過。我任憑它壓扁了躺在路邊，也很好。

　

然後我繼續寫詩。

　

政大新聞系系歌頭幾句是這樣的：「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我想起那首歌。

　

同時想起我那些在不同路線、不同媒體、主理著不同題目並處理著各種無理指派題目的記者朋友們。想起社運現場不離不棄的那些同業，想起曾在一個同志運動的場合，有個同業大哥訪問我時他問我－－「你相信世界會因為這些努力而被改變嗎？」我反問他說，你相信嗎？他說，「我相信。因為採訪同志運動這些年來，也讓我改變了對性別平權的看法。」

　

他問了我一個非常巧妙的問題。

　

我這才想起，或許我並沒有如同自己所以為地，被金融市場變成那個冷漠的陌生人。我還在鬥爭著只是戰場已經不在文學了。我有時站在人群邊上，有時站在我們當中。我寫下我所看到的我聽到的他們的話語。世界尚未平等，另一座大陸的災荒，宗教的人禍毀滅了古城，有人被其他人殺害，有些人，則殺掉他們自己。瘟疫無聲無息把整座世界染成黑色。而時間，則是一台巨大的夾娃娃機，從這世界裡頭，取走一個又一個朋友。然後把我留下，留下來的人尖聲拍打著那壓克力或玻璃的隔間。也無關乎我的寫，或，不寫。

　

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像是採訪了自己，對自己發問：

　

「你還是每天都想要當一個正直的人嗎？」

　

夏天已經開始了

　

酒吧裏頭音樂聲開得不小，酒後人們講話的聲音自然越提越高，越高。我們倆話講到一半，他突然「蛤？」了老大一聲，我說怎麼，他指著右耳說，助聽器滑掉了，不好意思你前頭剛剛講的那句話，我沒有聽到，邊蹭啊蹭的，把助聽器的耳塞聽筒推回原位。

　

我下個禮拜要過五十九歲生日了。他說。

　

若非他提起，光是看著他的側臉還真沒留意到助聽器，一根近乎透明的線從耳廓接進他的耳道。昏黃的燈光底下，他滿腮的鬍子裏頭，剩沒幾根是棕黑色的了。

　

人到底為甚麼要變老呢？

　

我常想在這青春至上的男子的國度，哪一個不是納西瑟斯成日垂著臉望水裡看著自己，美或不美。多了幾條皺紋，以精華露化妝水保濕乳液對抗之，以肉毒以玻尿酸以微晶瓷抹除之，生怕自己面容老去風華凋落。然而亦常問自己，我們為何害怕自己變老－－他說，一開始戴助聽器時心底覺得不太自在，就怕給人覺得老。但聽力退化只是其一。老去並不是一瞬間發生的事情，而是從身體四處逐漸傳遞的消息。他說。

　

然而老。時間是給每一個人的詛咒，然而時間，這試煉，往往也是能夠坦然接受它的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祝福。

　

他說像他這樣的一個獨居老人，男同志，在同一幢公寓住了三十三年。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每天要吃的藥，比能吃的澱粉還要多，但偏偏又愛煮飯。煮飯的廚子成天抓著湯杓試味道，試肉試菜試醬料，喝咖啡還要加一大匙糖，老起來更快。但那也沒什麼，他說，他公寓的隔壁－－是同一層樓、門鄰著門的那種，貨真價實的隔壁－－住著跟他同一年紀的朋友，也是男同志也是單身，兩個人在同一個集團上班，每天共進午餐，兩個老頭誰哪天沒去上班就知道對方掛了。他說。這樣就有人會去叫救護車。

　

「他年紀比我還老三天，」他說。說完了笑。「但他超恨我講這件事。」

　

也沒什麼。他有台車，有時會開去辦公室，但更多時候天氣允可他就騎腳踏車，踩個九公里到城市的另一邊去上班。他伸出手指，指向東邊，說我辦公室在那個方向。上班來回再去買個菜，一天二十公里，沒有問題。

　

所以為甚麼要擔心自己變老呢？他說他前男友從他家搬出去之後，仍住在同一個街區，前男友的姪子，一個小男生還不到十歲的，常跟前跟後，喊著李察叔叔、李察叔叔。兩人分手的時候，那小鬼孩哭著說以後會不會見不到李察叔叔了。他說，我就跟他說，你還是可以來找李察叔叔，叔叔煮你最喜歡的那些菜給你吃。他說。這些小孩子，心裡總是知道誰對他好的。

　

人總是要逐漸變老的。那很好，並沒有什麼。

　

有時呢當然也覺得家裡太安靜了，就像今天這樣，就自己走到附近的酒吧來喝一杯。和酒保聊聊天，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他說，下禮拜，我生日，會有十個朋友來我家，我會準備烤鬆餅、馬鈴薯湯、白蘆筍、麵包火腿和許多的白酒。起司則是餐後甜點……對了，你會做Mojito嗎？其實我沒有在家調過，但接著就是夏天了，今年我想給朋友們準備家常Mojito，算是比較特別的驚喜，能不能跟我講一下最簡單的酒譜，太複雜的我聽完，回家睡了明早恐怕就忘了……

　

我說我會。

　

夏天確實是Mojito的季節。我說，你每一年生日，對你的朋友而言都意味著夏天的開始吧。

　

夜漸深了，酒喝完了。

　

他說－－今晚和你聊天，對我來說，夏天就已經開始了。

　

為了終結HIV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關於HIV預防醫學的消息。為了我那因AIDS而死的弟弟，如果HIV感染可以在我們這個世代終結就好，如果有疫苗。如果HIV未來就能夠像天花那樣，成為一種只存在於實驗室的植株，那是我最真切的願望。他說。

　

二十幾年了。他說。

　

深夜了。學會交誼廳還沒準備要休息，萬湖邊上的靜夜依舊傳來嘈鬧的笑聲。他們說，我們是否吵到了你？我說噢超級吵，讓我不得不帶著我自己的白酒來制止你們，他們便笑。

　

那個大個子男人說他來自美國，是個自由記者。

　

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他有超過三分之二時間在報導資本市場的消息。固定收益產品。債券市場，公司債，國債。他弟弟跟他非常不一樣，是個搞藝術的。他說，我一直以為我弟弟「以後」會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藝術家－－就像你們來到柏林文學會交流的這些人一樣－－只是他沒有「以後」了。九零年代他弟弟因為AIDS而死。他繼續報導資本市場。直到債券市場從初級衍生到次級。直到無所可報他覺得這一切都不再有意義。

　

我弟已經過世十多年了我才在想我能夠為他做點什麼。他說，「我很想他。」

　

他便開始寫HIV的預防醫學，PrEP，疫苗的開發，那些藥廠間採不同取徑的進程。以及試著進入與HIV病毒共活的人們的生活。他寫。從最艱深的醫學名詞到最活生生的人們的故事，他寫。他說其實那些醫學好難啊，我說所以你需要最好的消息來源，他說是。他嘗試理解他的弟弟，還有他的同代人，所有在雞尾酒療法出現之前，那個世代AIDS倖存者的故事。

　

如果他當時能夠從伺機性感染當中活下來，他現在會是個怎樣的人呢？他說。

　

然後他問我，告訴我多一些關於你的世代的事情。我也想多知道你的國家。

　

我說我的世代非常簡單。我所認識的，已知的HIV青年感染者從未讓我掛懷，他們定期服藥，病毒量低至測不到，他們有些出了這櫃子而有的沒有。但他們成為一個穩固的社群彼此撐住。永遠最讓人擔心的是，統計上的黑數。那些從未知曉自身HIV感染狀態的人們－－從十多歲到四五十歲都有的各種人們並不總是願意接受篩檢，只因歧視與偏見封鎖了我們的社群。

　

你該如何讓一個「擔心自己被驗出」陽性反應的人接受篩檢呢？我說。他說，基於人權理由，我們不可能全面強制篩檢，所以沒有辦法，他們大概是不會去接受篩檢的了。

　

時不時便聽到哪個朋友的朋友，還不到三十，肺炎走了。還有那個誰誰誰，住院住了好長一段時間。也是肺炎。還有誰誰誰，肺炎。感染性肺炎。多重器官感染。衰竭。但最厲害的還是肺炎。當人們談論那些朋友，當有人提到「肺炎」，大家便「噢」一下。然後沉默。甚至沒有人追問，可能也覺得－－追問，甚至不應該不可以不妥當－－也會偶爾有人跳出一句話，說，肺炎對免疫力低下的人們真的是一大殺手啊。

　

大家就說，是啊，是啊。然後沉默。沒有人提到HIV，沒有AIDS。我說。

　

大家都不知道誰是誰不是。甚至很多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我告訴他在台灣這櫃子很深，深到人們憂懼自己的「是」。只能像美國軍方之前的同性戀禁令，不問，不說。

　

不問久了人們就覺得這件事情不存在了。但真的是這樣嗎？

　　

他說是以我期望疫苗終有一天會出現，如果每一個人都接受疫苗接種，這病毒或許終能絕跡在你我之間。他說他有許多positive的朋友都過得很好，六十歲上下了的世代，應當還能一起鬼混到七老八十沒有問題。但不要再有下一個AIDS時代了。他說。

　

我問他還需要多久才能迎來這世代的交替？

　

應該快了。他說，因為我們必須這麼相信才行。我和他碰了杯子喝掉了最後一口酒，確實我們必須這麼相信。終結HIV，就是這個世代了。我們還得更努力一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