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那些不能走在這裡的人

　

同志遊行倒數一天了。按照往例，即使沒甚麼人知道遊行的主題是甚麼，還是風風火火地要上街去。
　
按照往例，遊行本就該爭奇鬥艷，鮮肉歸鮮肉，扮裝歸扮裝，不道德歸不道德，又怎樣。都很好。按照往例，但今年，偏偏不那麼往例地，先前喊得多大聲也沒人聽見的－－婚姻平權，突然因為畢安生老師的逝世，成為今年遊行的意外主題。
　
我們走了多久來到這裡呢？明明應該是我們距離婚姻平權最接近的一年啊。
　
為了那些已經不能夠走在這裡的人。為了那些，已經等不到民法972修正案通過的人。我以為，關於這一切我們已經非常努力了。但這個世界準備好了嗎－－當我們歌頌著哪一對朋友在一起十四年，當我們為三十五年的畢安生與曾敬超惋惜，是不是我們有意無意地眼瞠目盲了，在同志婚姻之外，還有那些被欺凌的，不符合社會對性別期待的人們。那些娘娘腔，男人婆，那些，「不男不女」的人，他們，也應該當跟每一個人一樣，擁有愛與被愛的自由。
　
儘管民法972修正案的最主要核心在於將婚姻主體自「男女當事人」改為「當事人」，但真正要改的，絕對不會只有那幾個字而已。需待更改的，還包括「我們這些大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如何把一個更能夠平等、包容看待世界的方式傳達給下一代的種種可能。那牽涉到的不只兩個人的結合，不只是接續而來的法權益，而是，當法律立定了同性伴侶乃至跨性別伴侶亦與異性戀配偶獲致同等權利的同時，我們能不能在看到一對同志配偶的時候，告訴我們的孩子，「像這樣的愛，並不輸給你的爸媽之間的愛，更不輸給爸媽給你的愛。」
　
同性婚姻的法制化不僅絲毫無損於異性戀的家庭價值，反而正是要靠著立法的建制，肯定多元家庭的存在也具有同樣的善美與價值，肩負相同的權利，與義務。
　
講白了，家庭的價值，不就是給予每一個人最緊密的依靠與保護，讓每一個因這世界受苦的人們「有一個地方回去」嗎？
　
為了讓這世界成為每一個人都能回去的地方－－我們能不能告訴孩子，「任何一種人，都值得被尊重與擁抱。」那甚至無關性向、性別、外觀與階級。
　　
畢竟正常的世界並非純淨無染的，而是它必然充斥著一定程度的美善，以及一定程度的醜惡。如同有生就有死，有病疾有痊癒，有異性戀與同性戀，以及更多你可能不曾想過的，各種性取向的人們。會有人從善，也會有人為惡。異性戀的世界並不比同性戀更美好，它一樣充斥著情殺，群交，用藥助興，與愛滋病。這些不盡美好的部份，從來都沒有因為婚姻制度的存在而被解決了。
　
上回在紅樓的光影底下，我和那位來自瑞典的朋友談到台灣的同志處境。我說，有些時候，我們看著北歐，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社會。
　
他便笑。他說，我們還是有強暴案，愛滋病，還是有家暴－－我們還有對穆斯林新移民的宗教歧視、種族歧視。而我們是個有同志婚姻、沒有死刑的社會。他說，並不是因為你有了什麼，所以那些問題就自動被解決了。
　
他說，是因為你想要解決那些問題，所以你追求制度上的美與善。
　
那些惡都確實存在著，我們該做的，不就是接納這個世界的正反合流，並且用完整的愛去包容一切嗎？
　
我愣了一會兒。
　
甚麼才是「愛」呢。
　
所以，禮拜六讓我們上街遊行吧。讓笑容超越憎恨，讓擁抱超越隔閡。讓我們真切地實踐－－是的，民法972修正案，它不僅關乎於法務制度上的平等與自由，要隨之修正的，還包括了我們面對愛、傳遞愛的方式。
　
2016年10月29日下午一點半，凱達格蘭大道見。

　

從男孩路到青年公園

　

那被暱稱為「男孩路」的路上，有一所中學。在男孩路五十六號的地址，既是南海路的諧音，也是每個男孩的生命當中，成長、遲佇、卻步，又再前進的旅途。

每當男孩中學的下課時分，捷運車過中正紀念堂站，十六歲，浮動且熱，發著青春的臊，男孩們鹹魚一般擠進捷運列車，每個毛孔都散出費洛蒙。

你閉住氣。隔開他們的氣味。隔開自己。

甚麼時候開始，你感覺自己跟那些男孩距離越來越遠。

你學會用止汗劑，體香膏，你挑選襯衫，紮上領帶，十多年了，衣櫃裡那襲制服已經泛出了黃斑。你成為大人，想起十五歲的自己。二十五歲的自己。再過少許時候你要三十五了，到時候你會在哪裡，身邊會有人離開，一次次築起城市裡的堡壘，再一次次親手將它毀棄。

你工作時的表情冷酷而嚴峻。工作就是生存──你竟然已經這麼想了──假裝精明，假裝瞭解一切，還在男孩路的時候你說：說謊最重要的就是先騙過自己。這句話多麼聰明。但時間過去，那為你帶來了甚麼？比如說，你終於擁抱了自己原本不那麼同意的價值，直到世界把你變成另外一種人。四十五歲，到時候回望了二十五歲的自己，還能想起當時的快樂嗎？那時，還能有同樣的快樂嗎？

卻彷彿捷運隧道遠端那彷彿有光的場所，你也記得自己曾如此無所畏懼，內心深處的快樂都是真實的──你記得自己堅定地信仰著甚麼，那你並不明白就已經相信的東西。男孩路上，曾有個男孩在夜暗的街燈底下，他邊走邊哭。

但為了甚麼理由你已經想不起來了。

不願想起某些事情也是成長的一種樣貌嗎？

你卻關心起別的一些事情。比如說一把傘能否撐住竟夜的黑雨。比如說明天的氣候。比如說，哪顆鏡頭，正對準了成群翻越圍牆的耳朵。男孩路上有人的故事不斷遭到改寫，刪修，有書籍被投入火焰，有創造，亦有毀滅。

可是你整日開著電視在煩惱著些甚麼呢？十六歲的男孩們，好像穿上制服便穿上了全世界。如今，你即使藉著網際網路串連了全世界，卻好像無法擁有任何東西。快樂淺淺的。悲傷也是。越來越少憤怒。更多的是在下班後的路口，空空地站著，想的不過是今天晚上吃甚麼。你寫下。也不寫下。

過了三十歲逐漸習慣毀滅。時間像一台巨大的夾娃娃機，從你裡頭，取走一個又一個信念。但把你留下。你拍打著那壓克力或玻璃的隔間，在業火的灰燼之中收到一張張明信片，寫著你的名字，這才發現了季節它原來正在變換著。

你早就不再是男孩了。

「我發覺這將是衰老的徵兆：想像著未來的時候，不再像一、二十年前那麼快樂了。」

男孩路有終點嗎？

畢竟男孩們終將長成男人，南海路呢，則斜斜地抵達新店溪畔那座偌大公園，搖身一變，改叫青年路，最後則蜿蜿蜒蜒，在那河堤的灰牆邊，停了。

這隱喻大概是當初給道路命名的人們，所始料未及的吧。

　

不在文學

　

誰知道呢，三五年後或許十年，或許你早就不再寫了。

　

寫有甚麼用呢？這個問題從你開始寫的那一天就是最深且最艱難的夢魘。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遠不像世紀初，更非世紀末。當時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興奮的旗幟沒有了，剩下平淡的生活，晚餐，睡覺，上班，等出糧，等下班。你寫你自己，自己的無用，閱讀的無用，感動或許，也是無用的。出版意義衰微，你不必靠此營生你說你只寫你想寫的，而終究是一整座時代計畫了你。

　

你的寫，與不寫。聽來好像藉口。

　

畢竟無關乎你寫或者不寫世界仍不斷傾軋，改變，碾碎每一個人。

　

另一座大陸的災荒，宗教的人禍毀滅了古城，有人被其他人殺害，有些人，則殺掉他們自己。從SARS到MERS，從ZIKA到AIDS，瘟疫無聲無息把整座世界染成黑色。而時間，則是一台巨大的夾娃娃機，從這世界裡頭，取走你們一個又一個朋友。然後把你留下，留下來的人尖聲拍打著那壓克力或玻璃的隔間。也無關乎你寫，或，不寫。

　

你的戰場早就不在文學了。

　

你的心太大但所能寫下的太少。時間不斷流逝過幾年你又老了一些。

　

你寫了幾篇文章但焦急於世界仍未改變。你關心島國的政治脆如熾熱的玻璃越吹越大，關心哪位官員把自己的頭顱繫在哪條領帶上，你不寫。你寫。但有時你自己也像遮了眼睛一匹馬，走在沒有軌道的泥濘路上，沒看見雨後的路上，有個男孩他邊走邊哭。

　

世界是一雙玻璃的高跟鞋，命你削薄自己的靈魂，把自己放進去。於是你穿著那鞋，踩上一座荒蕪的戰場，對著四處充斥的詭妙的答辯開槍。

　

有人鎮日開著電視，卻不知道在煩惱著甚麼。

　

你看見牆角暗處躲著一顆鏡頭，對準了成群翻越圍牆的耳朵。

　

一開始你也不知道自己會寫了這十幾年。如同你不知道十年後，你還寫嗎，你還寫甚麼呢。多半的時候他們教你應該成為那樣的人：認真，負責，身心健全。他們鼓勵你坐在窗前，有一杯咖啡泡一盞茶，檢視你的品味－－某種菁英的，高貴的，他們叫你詩人也好作家也好，說，寫得真好。當你成為一個上班族了他們說：你不要走進田裡，會把皮鞋弄髒。

　

只是世界一直來一直來，未來，一直來，一直來。近幾年你想的無非是擔憂未來的航道有一場暴風雨將摧毀風帆，又該如何踩過政府肅穆的圍牆。

　

你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日常與非常片刻間夾藏的秘密。想要看見迎面而來將生活咬穿的獸之獠牙，那在航線彼端將風帆扯碎的漩渦。想看清楚噩夢的細節，那麼當你醒來，你就不會再害怕同樣的景色。你想的，無非是如何拆解廣場上的每一只耳朵，突然醒過來的時候才驚覺，或許是你說話時－－不覺用上了他們的嗓子－－聲腔冷靜，音調清晰，正好遮蔽了邏輯的斷裂歷史的缺頁。

　

某天你突覺得書寫有甚麼用呢－－你便不再寫詩。或許。說穿了你不過是想記下那些炎夏的少年們翻過圍柵高牆，高舉雙手道別了的身影。

　

十年後如果你還在寫。那很好。

　

也或許不。但你知道自己不會是安靜躡足走過歷史的那種人。畢竟，如果寫與世界無涉，如果寫，不能與你所生活的社會人群土地血肉相連，如果不能夠拯救自己如回覆一通深夜的求救電話，你還寫甚麼呢你幹嘛談得這麼起勁呢你出甚麼書呢你躺在自己的床上吟哦不就好了－－你究竟在幹甚麼呢？

　

你的戰場早就不在文學了。是以十年之後你就算不寫，也很好。

　

只是戰鬥依然在持續著。依然對抗著，不讓他們撲滅了你的同代人適才燃起的時代，與火炬頂端那微弱的星光。

　

應該是這樣的，而你也願意這麼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