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空服員，與勞動權

　

在某記者工作群組，有人聊到華航空服員罷工，說，「人家全球到處飛，吃好，用好的，結果搞死我們這些背電腦到處去的人，還要聽他們講自己有多可憐。」

　

嗯……我覺得超無言。

　

我完全明白那種心力交瘁，趕稿深淵，追線黑洞的乏力感。華航發表聲明記者要到。工會發表聲明記者要到。華航在證交所發表聲明，記者要到。他們既要看守罷工抗議現場，還得看管資方回應，有的晚報記者明明在中午就已發稿，到晚上十點多還在被追著要稿單。

　

關於這次不知道何時會結束、勞資談判何時會重啟，況且可能是台灣史上能見度最高的罷工行動，記者的工作權益顯然也被忽視了。

　

台灣記者的過勞程度在各行各業當中絕對排得到前面。

　

但老實講，如果每個台灣勞工都有這種心態，哪天台灣媒體記者真的罷工抗議了，搞不好也會被人家講，「這些記者每天跟廠商政要吃飯，有的還讓人招待假參訪真觀光，記者會有禮物、甚至還有禮券拿，吃香喝辣，還要聽他們講自己有多可憐，」那真的也只是剛好而已。

　

華航空服員罷工的重點根本就不是空服員薪資多高、飛過哪些地方，而是暴露出－－拜託，就算是空服員，在台灣的勞資環境，各行各業不管薪資水平如何，資方對勞動條件、工時計算、加班費支給等等各方面，都太壓榨苛刻了。這不是空服員薪水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即使他們薪水相對較高，卻依然感到被剝削。那麼，薪水更低的其他勞工，你們為何不跟他們一樣生氣，為何不跟他們站在一起？

　

比如說記者一個月兩萬八起跳最高搞不好就五六萬幾年停滯從不加薪，每天過勞追著新聞跑你只知道抱怨，重點是「你們自己為何不生氣」？

　

台灣媒體的工會，最有組織的當屬壹傳媒，其他的只能說是寥寥可數。

　

我真的認為勞工要站在一起，白領也好、藍領也好，或者是不屬於甚麼領的也好，你以為自己賺多點屁錢就比較高級了，財經記者炒炒股票生活還過得去也就好了，就天下太平就沒事了嗎？在資方眼裡你不過就是一粒沙，一顆鼻屎，若不團結起來被人家撣一撣就掉了，比較奴的那些還說你們到底在爭甚麼。新聞人被資方壓榨、被要求要即時再即時，即時兼影音、還有原本的紙本稿子要截，快累壞了嗎？某年某報全體加薪幅度是五百元，記者們抱怨著還不如不要加，抱怨完了有嘗試改變甚麼嗎？

　

之前自由時報要組工會，偌大一個數百人的公司要湊出三十個名字還差點達不到門檻咧，繼續被壓榨真的不能怪別人啦。

　

再說一次，勞工不團結起來就只會被資方吃乾抹淨。而且台灣的資方還是最慣老闆的一群，你沒看郭台銘大言不慚說「鴻海的同仁都在周六主動加班，即使沒有加班費」在那邊秀下限，還看到別的勞工在那邊幸災樂禍說「ㄏㄏ幸好我沒在鴻海上班」。

　

問題是，每個人都應該為另外一個被壓榨被剝削被苛刻對待的勞工生氣。

　

今年三月中旬，澳洲媒體控股公司Fairfax Media 為節約成本，樽節支出，決定在集團旗下的部分媒體裁減120個全職職位。而影響所及媒體內部的編採人力，也不過是八百多人。消息一出，雪梨的《先驅早報(Sydney Morning Herald)》、《澳洲財經評論(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以及墨爾本的《年代(Age)》工會僅用了一天就投票通過罷工決議，贊成、反對是115比3。罷工決議通過後旋即在隔日起實施。

　

不久之後，隸屬同一集團但並未被納入裁員計畫的《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與《布里斯班時報(Brisbane Times)》宣布加入罷工行列。

　

「我們將為捍衛每個人的職位而戰鬥。」當時的工會聲明這麼說。

　

所謂罷工，就是要讓資方感覺痛、感覺損失，讓消費者感到不便、讓社會大眾受到影響，而只要你身為勞工，你就絕不該是一場罷工的「只是旁觀者」。只要身為勞工，你就不該為航班受到影響而抱怨，而是打去客服表達「我理解這些不便是因為勞資談判破裂引起的，請公司盡快拿出誠意和工會對話。」身為勞工，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這些不便、這些影響的壓力導向資方。

　

根本就沒有甚麼所謂「你過得比我好你還在那邊哀什麼」的道理。

　

權利從來就是爭取來的。唯有當勞工都團結起來，唯有每一個勞動者都給予彼此支持，才能讓這場台灣史上最高能見度的罷工，也真正成為台灣勞資關係斡旋史上的里程碑。

　

最後，對於空服員罷工，華航取消六月24日松山、桃園所有出發航班，並表示「對於造成旅客不便深感遺憾與抱歉。」

　

我只想說去你媽的爛資方。

　

對啦，無論是航班底累、改點、甚至取消，航空公司從來就只會深感遺憾與抱歉，反正講遺憾抱歉不痛不癢，旅客情緒不爽從來都是地勤與空服在扛，現在空服員抗議了罷工了，華航還好意思發這種聲明說「深感遺憾與抱歉」到底要不要臉。啊好啦反正就是不要臉啊才會說人家「突襲罷工」，明明罷工投票進行了兩個禮拜資方嘴臉就是傲慢嘛何不食屎。

　

喔對了，如果有人看到這裡決定回應說，「等你的航班被影響再來講這些吧。」我只想說，下周末本人就是要搭華航班機從洛杉磯回台北喔，但如果華航勞資談判沒有進展，我百分之百支持罷工持續下去。

　

補個幹。

　

起來讓奶奶抱一下

　

男女同志雙性戀們風風火火慶賀同性婚姻在各國修成正果，世界各地的跨性別們，只不過是想好好上個廁所。

　

「當人們講LGBT，我從來都不覺得跨性別跟LGB有著同樣的需求。」她說。

　

你以為有了同志婚姻，我們就到達了烏托邦嗎？

　

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早前實施了一項行政命令，允許人們依照自主選擇的性別認同使用洗手間，而有不被歧視的自由。然而，州政府火速簽署的H2B州法，推翻了夏洛特政府的行政命令，要求「本州所有人都必須依照他們身分證件上的登錄性別使用洗手間，否則即屬非法。」

　

她在六十歲那年向她的孩子出櫃。那時她還是他。他的心理師兒子說，老爸，我有話想和你談談。我有個問題想要問你。她說，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他對他的兒子說，如果你要問我那個問題，我現在就告訴你一個這世界上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答案。是的。我是跨性別。她說，還以為他的兒子會驚訝，詫異，但他的兒子只是說：「老爸，謝謝你。我們一直在等妳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有兩個媽媽了。我愛妳。」

　

而她今年八十二歲了。

　

她說。我有一個朋友是女跨男。每次我們出門每當我們要上廁所我們都各自前往女廁與男廁。

　

只是如果在北卡羅來納，那麼……我這已經做奶奶的人，只好去上男廁，而我的朋友則要以他的男兒身走進女廁。

　

我真的不知道哪種情形對大家比較好。她說。她笑。

　

如果他們要確認你的身分證。我真的可以給他們看身分證。她說。

　

而北卡羅萊納州的Christian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想要成為Christine。她被逐出家門。她工作。她存錢。同時嗑藥為了她不能是她自己。接受荷爾蒙療程。她自殘為了她不能是她自己。歷經幾次大小手術。她是HIV positive。她曾經試圖毀掉她自己，為了她不能是她自己。在他成為她的過程當中她的心逐漸康復。她每個禮拜跑一趟馬拉松。她開始喜歡自己。可是在最後的手術前夕，她的家人衝進醫院試圖毆打醫護人員試圖阻止他們給她成為她自己的機會。她的律師幫她申請保護令。

　

在聽證會上，律師問她的家人－－如果你們可以選擇，一個健康、快樂、不再自殘與嗑藥，還每週跑馬拉松的女兒，你們為何要一個逐漸毀滅自己的兒子。

　

她的父親說。如果我們可以選擇。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一個兒子。

　

但他們不能選擇。她甚至不能選擇她自己是怎樣的人。

　

她說，她就是Christine。她說我喜歡這個名字。這就是我。

　

每當跨性別上廁所，每當她們與他們看著自己的身分證每當別人看著她們與他們的身分證，當薪水支票上的「那個名字」不是你想要的「這個名字」，整個世界都在提醒著，妳不是妳自己。

　

統計上跨性別的經濟處境極為嚴峻。有著較高的自殺率。被解雇。在職場上被歧視。在校園。在每次上廁所的時刻。他們與她們在某些人心中甚至不存在。當百分之十八的美國人說自己見過鬼，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說自己認識跨性別。而百分之九十三的跨性別自陳，曾經蒙受職場上的霸凌只因為他們不是別人想像中的「那樣」。

　

的怎樣呢？

　

「好比從來不會有人想像這世界上會有個索馬利裔、穆斯林、的跨性別。」她說。

　

但這孩子就在這裡。在明尼亞波利斯。她聰明，靈巧，又健談。

　

當然你可以秀出資料給每一個學校老師說－－跨性別的孩子如果得不到適當的支持他們的自殺率會是其他孩子的多少倍。你試圖讓他們理解，無論跨性別的權益這件事與你多麼無關，突然之間她或他就去死了。他們，就死了。你真的不希望這個社區的某個人去自殺，去用藥，那麼你為何不多給他們一些支持與關心？生存很嚴峻。生活更是。比如說上廁所。比如說，在餐廳吃飯。比如說即使只是走在街上。

　

每個人都值得被以他們自己相信的方式被對待。就這麼簡單。

　

可是又這麼困難。她說。

　

我輕輕地哭了。她便走到我的座位旁，說，站起來讓奶奶抱一下。那個擁抱如此溫暖，深厚，那是個我的奶奶從來沒有給過我的，前所未有的擁抱。

　

#IVLP

　

並不是後愛滋時代

　

費城的周五夜晚即將開始了。他說，第一次來到美國我多麼想要跟這些美國佬上床。可是我怕。

　

當我們談論愛滋像一個環繞著我們的詛咒。

　

當我們談論愛滋，在墨西哥在迦納在奈及利亞在烏干達。在台灣。在費城。在華盛頓。決定不用保險套的那一瞬間，其實就像玩樸克牌抓鬼。抽牌的時候要記得微笑。裡面的鬼牌不宜過多，但也不會太少。該如何談論愛滋與HIV positive？

　

在墨西哥，即使是醫療人員都可以拒絕給予帶原者應有的醫療照護，因為你是娼妓你不是人。你低等。你是同志。你低等。這個世界為何要花費資源「治療」你？反正愛滋是無藥可救的疾病。他說，他們這麼說。

　

在烏干達你要做病毒檢測你得付好幾十元美金。他說，可是在華盛頓他們讓你檢測，然後還給你錢。

　

所以在烏干達檢測率怎麼提升得上來？他說。他說於是他們就死了。

　

而那些還活著的人們啊，他們根本不在乎。

　

但在美國，人們談論PrEP，你每天都得吃藥，保險給付你一個月1300美元左右的藥費，但會加入PrEP計畫的人其實也就是那些原本就傾向使用保險套的人。跟保險套一樣，PrEP只是個工具。會把它當作安全性行為一部分的人，其實發生未受保護的性行為對他們而言是極為稀少的選擇。他說。於是世界並沒有因為PrEP變得更無害、無毒、無感染。他說，費城十一歲到十九歲的感染者數量不斷攀升。黑人感染者不斷攀升。拉丁裔的社區裡，感染者不斷攀升。

　

「對美國的白人男同志而言，愛滋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但對有色人種社區來說，愛滋，是一個生存的問題。」他說，兩千年以來他們試著重塑華盛頓地區拉丁裔同志社群的歷史，他說－－如果我們自己不做這件事情，是不會有人幫我們做的。

　

可是在某個年代我們的朋友都死了。因為愛滋。於是社群歷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像個詛咒將我們吞沒。他說。

　

在我們有同志運動之前，早就已經有同志了。在愛滋爆發的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以前，早就有同志了。可是尋求這些口述歷史資料的過程隨著時間流逝，卻越來越困難。因為他們都死了。那些有名字的沒有名字的人，都已經離開了我們。

　

而我們該如何是好？

　

當他這麼說我們沉默。他說，愛滋奪走了我一整個時代的朋友。可是現在，人們彷彿認為只要每天吃個藥就沒事了。PrEP或許可以阻絕HIV，但不能阻絕其他的性傳染病。

　

那來自病菌的－－對男同志的大規模屠殺，會再一次淹沒我們的社群嗎？

　

一開始愛滋並不是愛滋。是GRID。Gay related immunity disease。那是個詛咒其實現在還是。他說在奈及利亞，鮮少有廠商願意生產提供符合我們族人尺寸的保險套。資源是那樣地稀少，且昂貴。他們會說，我只和我的男朋友發生性關係所以我為何要花大錢使用保險套。只是他們不覺得自己其實是在跟男友的每一任男友，有著間接的性接觸。也或許，在某些社區，那些暴力盛行的社區，男同志因為仇恨暴力、因為毫無展望的社會生活，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可以活過二十五歲，他們會說－－我何必保護自己反正我不知道我何時會死。

　

所以愛滋。反正愛滋。反正，我們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

　

他說。

　

而即使是在某些社區服務單位他們提供你檢測。測出來你是 positive，他們只是給你一個電話號碼要你打去，讓醫院接手。像訂Pizza一樣把你轉過去。這樣而已。有的人測出來 positive 他回家的路上就去跳河，去臥軌。因為他覺得自己不知道何時會死。像一個黑暗的詛咒，世界何以如此廣闊，卻讓人無處可去。

　

我們有誰不是一天天走向死蔭的幽谷呢。

　

無論健康、病朽，我們終究不能抵擋這身體終要老去，也總有一天會躺在棺櫃裡，等著別人來看我們一眼。

　

「而居然還有人說現在已經是『後愛滋』時代了。」從來就沒有甚麼「後」愛滋。那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喝醉酒，用了藥，或只是非常非常想要的時候手邊沒有保險套。那是每一個抉擇所帶來的恐懼與承擔，每一個定義了你是 negative 或者 positive 的瞬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會如何老去、死亡，健康，或病？那是個每天每天都存在我們身邊的問題沒有任何解答的問題，而我們都還在教育和學習。

　

病毒不問季節，鬼火般爍迷迷給人指路，終要滿城夜行的不眠者失了方向。

　

費城的周五夜晚即將開始了。

　

我們依然憂懼。當我們談論愛滋。

　

用我的樣子守護社群

　

「我的使命，是用我真正的樣子守護這個社群。」她說。

　

她塗著桃紅色的指甲油，雷朋的太陽眼鏡則是她的髮箍，束起她一頭柔軟的髮絲。研討室的燈光有些清冷，照在她左胸口的金色警徽上，可打亮了整間房間。右胸口的警用對講機，偶然透出沙沙的無線電雜訊，像她低沉沙啞的嗓音。

　

仇恨犯罪是怎麼回事呢？

　

她說，身為跨性別女性警官－－比如說，當我周末脫下我的制服，換上我的高跟鞋化上漂亮的妝閃亮亮地要出門玩了，有一台車在人行道旁邊停下甚麼也沒有說就把我揍了一頓。無緣無故地，我覺得莫名其妙直到過了兩個街口，噢那裏又有另一個跨性別女性，同一台車上下來了同一批人，他們打她。於是我們就知道了。仇恨犯罪，那是一種模式。

　

他們並不需要一邊揍你邊罵你是人妖。

　

仇恨犯罪的行為本身，就足以定義了它自己。她說。

　

當然，當然，如果有人想要扁我的話，肯定會被我扁得更慘。她這麼說，我們就笑。她說，可是這個城市，這個國家，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跨性別－－尤其是跨性別女性－－並沒有保護自己不受仇恨傷害的能力。她們被揍被打被扁，甚至是被攻擊被殺害，只是因為她們是跨性別。因為他們是男同志。因為他們是雙性戀。因為他們不符合性別的期待。

　

比如說，今天我們齊聚這裡而有人知道了這兒有一群LGBTQI，他衝進來用機關槍對著我們掃射。她說。如果這不是仇恨犯罪，大概也沒有別的仇恨犯罪了。

　

在警界許多許多年，她也曾經把自己藏得很深。很深。

　

「妳不能用這樣的身分，做這份工作。」曾有人這麼對她說。於是她離開了那單位。來到華盛頓。確定自己的性傾向是非常痛苦的。尤其與這份職業所被賦予的期待，且那麼地衝突。她說。直到她來到華盛頓。

　

更加痛苦的事情，是每一天，每一天，她看到LGBTQI依然被仇恨犯罪所困擾著。有一天她選擇出櫃，告訴他們，「我的使命，是用我真正的樣子守護這個社群。」

　

她說。

　

然而就在上一個周末，發生了奧蘭多事件。

　

即使是像我們這樣的人有時也感到無能為力。她說，上個禮拜準備講稿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將要討論仇恨犯罪，當時我心中有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關於我要談什麼。我該怎麼談，我手邊有許多的統計數據，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終於開始知道，該如何將仇恨犯罪從眾多罪行當中，辨認出來。

　

可是上周末的事情讓這一切，都變得不一樣。

　

她說，當我重新思考我該如何談論仇恨犯罪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是讓自己不哭出來。

　

禮拜一早上讀報。試著不哭出來。早上七點半開第一個會，和工作夥伴們稍微談論奧蘭多的悲劇，試著不哭出來。作為一個同志運動的倡議者、一個社群的保護者你知道你必須要引導人們。早上十一點我喝了第二杯咖啡。我試著不哭出來。吃午餐的時候，試著不哭出來。下午三點半我在另外一個會議上說，這個事件不僅衝擊了我們每一個人，大抵也會以某種形式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社群。

　

或許需要幾年的時間吧。或許更久。我們試著，不哭出來。

　

在奧蘭多許多人因為仇恨失去了許多朋友。

　

所以我們該如何談論仇恨犯罪呢？我們該如何辨認仇恨犯罪？她說。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數字化、量化，好比2015年全美國有24件殺人案，被定義為源於仇恨暴力。其中跨性別，與不符合性別氣質期待的受害者佔了16件。在24個案件當中，有13案的受害者是有色人種的跨性別者。而在所有仇恨犯罪通報案中，有62%的受害者指認加害者是他們認識的人－－關於這些數字，我們還可以繼續下去。她說。

　

這些只是統計。若是統計我們可以給出更多數字。她說。可這些人，那些人，每一個在仇恨犯罪中失去生命失去尊嚴的人，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姊妹，是我們的鄰居，同學，同事。這些仇恨犯罪在告訴我們－－因為你是同志，妳是跨性別，你是黑人，你是亞裔，你是一個娘娘腔，所以你被羞辱是應該的。你被攻擊是應該的。你去死，是應該的。

　

但沒有人應該被如此對待。

　

她說。

　

曾經有一個時代，許多的仇恨犯罪，甚至來自警察社群對少數族裔的惡意。那是黑暗的時代恐怖的時代。

　

但現在，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時代，她說。我們正努力讓警察學著更願意傾聽，那就是為何我在這裡。她說。「我的使命，是用我真正的樣子守護這個社群。希望任何地方，都不再有人為了他們是誰，而遭受到任何的不幸。」

　

不要再有人為了他們是誰，而失去尊嚴。

　

#IVLP

　

平權，平等，我們活著

　

一切都太難解釋了。就在我們抵達華府的同一個夜晚，那個夜晚有人開槍在同志夜店殺掉五十個人。就在我們抵達華府那晚，是華盛頓的 Pride Weekend，而我們真的不知道應該在這個夜晚慶祝，或者默哀。我們默哀，安靜的一分鐘。

　

但一分鐘遠遠不夠。那是鼠哭的夜晚而我們甚麼也不能做。

　

他說，我出身在天主教的家庭。我們想像，為何一個出身在美國長大在美國在這樣的國家的人，會做出這樣的事。他們說。為甚麼。或許並沒有為甚麼。並不需要理由在一個多元的國家我們錯愕但我們還是決定要撫平這樣的傷痕。但仇恨也是。仇恨不需要理由。你以為這個世界是安全的所在了嗎？

　

「他的父親說，同性戀會受到上主的懲罰。」他是穆斯林。

　

「但其實真正的基督教徒，也會說出一樣的話。」他們便苦笑。所以這是宗教的問題嗎？或許是。

　

你以為這個世界是安全的所在了嗎？

　

絕對不是。她說，我有一個六歲的女兒。在我結婚之前我是雙性戀我有過一個女朋友。或許兩個。我的丈夫知道我的過去。

　

我以為他接受。她說。但他其實不。

　

當他想起我曾經是一個雙性戀他打我。她說。我們說，那真的是太糟了。我們只能這麼說。

　

她說，海地是這樣。女性可以被因為任何理由遭受攻擊。

　

即使妳不是雙性戀他們可以打妳為了隨便的藉口。

　

同志遊行？走進人群像你是一個同性戀？那太遠了。那真的太遠了。她說。

　

他說我羨慕你們台灣。你們有十幾年的遊行但奈及利亞你想要有遊行，就像你張開雙手叫人家來殺你一樣。即使是醫生、律師，那些有地位的人，你在我們的國家公開說你是同志，你的事業就完了。除了離開這個國家之外你難有立足之地。警察可以隨意地逮捕你並要求你五十元美金的保釋金。因為你是同性戀。但諷刺的是，最美好的同志派對在奈及利亞都是由最高層的警官舉辦的，他們擁有荷槍的保鑣確保每一個人的安全。他說。

　

在一個派對必須有警察守護。他說。

　

你可以穿得很美你可以像是一個gay，但你不能說你是。那是原則。他說。那是奈及利亞。

　

你相信嗎，即使奈及利亞政府明天就通過同性婚姻，也不會有人去登記的。結婚？在我們的國家，同志想要的只是牽手走在街上不會被攻擊。不會被殺掉。只不過一個月前，有一個男人被分屍他的屍塊被丟在大街上，因為他是一個男同志他說出了他自己的認同。如此而已。我們離婚姻平權就是那麼地遠，我們的心願只是那麼地小。他說。

　

那麼地遠。

　

而迄今在每個地方仍有人必須為了他們的認同道歉。為了他們的認同付出性命的代價。

　

「我羨慕你們台灣。」一切都太難解釋了。就在華府的這兩天，最悲慘的與最美好的都在這裡。在這裡發生。台灣還是很美好的，即使我們走得還不夠遠，但其實這條路沒有終點。沒有終點的。平權，平等，我們活著。那就是最值得慶賀的事情了。讓我們默哀好嗎，安靜的一分鐘。

　

停止仇恨犯罪，就是現在。

　

現在。

　

八九六四，二七

　

那天在香港辦公室，一個中國同事同我聊到何時離港？我說，拜五晚上就走了，你呢？他說，週日吧。想多待過週末，週六不正好是六月四日？想去那個甚麼公園看看，每年都有紀念活動的那公園。我說，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他說，就是。

　

他說，其實就挺羨慕你們台灣的，雖然咱們在中國大陸啊大家都知道六四的，可沒人公開來說。講起來，你們那兒的民主啊選舉啊，鬧哄哄的，可挺好的，年輕一輩都想要。

　

但台灣還有人覺得這就是「太自由了」。我說。

　

他瞪大眼睛說啥叫做太自由呢！咱們中國大陸啊這不行那不行的，有些單位的領導啊搞起來，挺黑暗的，沒人監督，那才叫做太自由。

　

我拉他到座位上，開了網頁，那是葉毓蘭的po文，「我與一名太陽花大將同台，知道他們以反黑箱服貿為由進行抗爭，但還有更崇高的目的。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警察的血腥鎮壓，誣指警察殺人，顯然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行政院當晚聚集幾千人，血腥鎮壓結果恐怕是要血流成河吧？如果不是太陽花公司的特效組、道具組失職，就是太陽花們嚴重貧血！ 」

他說，這說的是台獨吧？我說，是了。

　

他說，這話聽起來好像大陸政府講六四只死了幾百人吧。你們那個學運在中國大陸當時話題挺火的，每天大家吃飯喝酒，就談太陽花、談台獨。也真有人覺得會不會真在台灣搞出一個天安門？當時我就說不會。結果當然沒有。我對你們台灣也不知道怎地特有信心！

　

我說之前還有台灣人說六四沒死人呢。

　

這就是言論自由吧。他撇撇嘴。

　

我回說就是，言論自由最大的缺點就是一旦笨蛋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們就會毫無懸念地把自己暴露出來。

　

那年某熊跟我說的，「無論政府多麼致力於不讓人民知道掩蓋的真相，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事情並不會因為不被承認、不被討論，就不曾發生。雲煙消逝尚且意味著曾有雲氣煙塵積聚於此，況且，我們還在記憶它，還在談論它，還在每一年的這一天按下計數器，提醒彼此，六四已經二十七年了。

　

只是歷史繼續在天安門缺席著。

　

就如同有些台灣人，一些「太自由」的台灣人，大概是覺得非得要像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沒有坦克、沒有「真的死人」，就不能叫做血腥鎮壓。

　

而今天就是六月四日了。其實沒有人忘記六四。不會有人忘記的，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中國曾經有機會成為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國家。只是迄今它仍然沒有承認過那場屠殺的存在，它可以封鎖「今天」，但不能封鎖每一個人的思想，以及對「民主中國」的想像。

　

我們在台灣、在香港，記得六四。

　

或許某天，民主中國終將把它寫進自身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