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熱切地想要成為記者

　

今天是記者節，全國記者照常上班一日。但記者節－－重點當然不是上班與否，而是，自1934年我國設立記者節以來的七十年間，傳播媒體生態有了多麼天翻地覆的變化。

　

「記者」從無冕王、第四權的美稱，在台灣竟能演變成鄉民人人都能說上幾句、酸上幾句，「記者素質，不意外」這等職業尊嚴低下的行業，又如何映照著傳播學院第一堂課－－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基石－－的理想，在當代台灣早已破滅的幻影，與財閥資本主義侵蝕民主根基的實相。

　

我畢業的政大新聞系前身是中央黨校。而「新聞系」作為創校四系之一，新聞傳播從業人員作為黨國傳聲筒的角色，自是新聞系史上不可否認的一頁。然而，隨著時空演變，一度隨黨禁報禁解除而百花齊放的媒體產業，能夠突破黨國封鎖，讓台灣在十數年間萌發出民主的青澀果實，那些與國家機器暴力以性命相搏的記者絕對功不可沒。曾經有一個時代，記者們走在言論自由遭箝制的刀鋒上，卻能開出台灣民主的新頁。

　

曾經有些時候，我是那麼熱切地想要當記者。卻也曾經有些時候，我又以同等強度劇烈地排斥當一個記者。

　

那是當黨國勢力在表面上退出了媒體，有了另一隻來自財閥的巨手－－是威力甚至不下於黨國機器的手－－伸進了媒體產業，且以各種可想像與不可想像的不同形式影響著當代的「新聞」。它可以是財團資本直接控制媒體經營權，可以是大宗建案的廣告主對房地產與經濟情勢的間接影響，可以是編輯室與廣告部為討好讀者與廣告主的自我矮化，更可以是記者與消息來源共謀試圖影響股票市場的醜聞。它可以是，新聞從業的理想性逐漸退居幕後，記者只為餬口而順從編輯室長官無理指示而「產製」新聞的屈從。

　

它可以是在網路以點閱率掛帥－－如同唯收視率是問的廣告商毀掉了台灣電視新聞一樣－－的時代，有奶有卦有奇人異事哪怕就是沒有營養也有點擊數字的「新聞」，如病毒般摧殘了網路訊息的傳播。

　

於是我們的新聞只剩下政府部門錄音機般的政令宣導，剩下國際奇聞，剩下哪家便當店又漲十元的雞毛蒜皮，剩下聊勝於無的「獨家」。剩下你是藍而我是綠，其他的公民記者則肯定都是對手陣營的網軍。我們的記者因為永遠需要SNG連線而不停「進行著一個報導的動作」，我們的新聞成為了一個「理想性無法被實踐的概念」。財經報紙剩下股市明牌，財經電子媒體成天追逐金管會和財政部問著明天股市會漲還是跌。剩下產業名人的有聞必錄。我們不再有政策討論，不再有正反並陳，不再有加薩與烏克蘭，不再有戰地記者也不再有甚麼足以顛覆資本與政治共謀的調查報導。

　

媒體追逐短視的銷售數字，收視率，與點閱率，有政治八卦而無具備遠見的他山之石。我們被這個世界餵給它們吃剩下了的，我們看似甚麼都知道了，但我們甚麼也不知道。

　

我記得，政大新聞系系歌頭幾句是這樣的：「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今天我想起那首歌。其實我每天都應該想起那首歌，同時想起我那些在不同路線、不同媒體、主理著不同題目並處理著各種無理指派題目的朋友們。想起每一個努力聯繫各種消息來源求證卻要被一併說成是「妓者」的同業。有時我會灰心地想，其實人心正義火沒有那麼容易被點燃的。在這樣一個全民無德無良人人都有話說但沒人承擔責任的時代，新聞或許不再重要。

　

或許。但也或許，是在記者節這一天，我同時想起社運現場不離不棄的那些同業，想起曾在一個同志運動的場合，有個同業大哥訪問我時他問我－－「你相信世界會因為這些努力而被改變嗎？」我反問他說，你相信嗎？他說，「我相信。因為採訪同志運動這些年來，也讓我改變了對性別平權的看法。」我想起這些，曾經有一個時候我是那麼熱切地想要成為記者，想要改變世界，於是我們能夠每天出門，繼續採訪，或許不是在「新聞」裏頭披露自己看到的一切，但仍然相信，世界可以被改變，不是在這一天，但會在某一個明天到來。

　

九月一日，我想起自己曾那麼熱切地想成為記者。也祝福每一個內心仍有理想，仍有正義的新聞從業人員。記者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