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多久,他將要搬離這差不多跟他一樣老的房子。上下山得搭個40分鐘公車,山坳裡、丘陵上的住宅社區,和他逸散出類似的老的氣味。那些水泥擋土牆。醫護不便。但從山上,往城市看下去,倒是挺壯麗的。
上回社工說,在他這個年紀,一個人住太久了會出事。「這個年紀,」社工的措辭他記得很清楚。
哪個年紀——你倒是說清楚啊。他咕噥了一句,像對著誰撒嬌,也像故意要讓自己聽見。可還是讓社工幫他安排了照護機構。
人可以老,心不能老。圈子裡的名言是不會錯的。
他坐在書桌前的辦公椅。微微左右轉身,辦公椅發出跟他身子骨一樣鏽蝕的尖叫。手邊是裝藥的紙袋,上面印著「每日一次,飯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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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解嚴那幾年,台北的夜晚突鬆開了扣子。多出了些奇怪的空間。地下室,廢大樓,包下的酒吧包廂,無人大樓的地下停車場——什麼場所都能拿來叛逆,跳舞、喝酒、脫衣服。一起看世界電影雜誌,輪流選妃,又翻到最後面的筆友版面,吐著酒氣,念那幾段最像情書的章節。
他不帥,可人緣不差,出去玩的時候在舞池邊幫人保管皮夾、替醉倒的人擋酒。
清晨六點在酒吧外頭陪朋友解酒,然後去西門町買報紙。在郵局外等著領錢,前面的人背著尼龍包,手臂很瘦,有舊針孔,皮膚紙一樣薄。
後來報紙上的數字變多了。剛開始還記錄了新增幾人,過幾個月之後,報紙就不寫了,只有標題刊印「持續上升」。反正無藥可醫。報紙的標題下得越發難聽。家裡有愛,沒有愛滋。他也開始吃藥。有時吃,有時不吃。AZT,大大一顆,白色的藥錠,像從別人病症裡摳出來的東西。沒有包裝,是醫院發的。他吃了幾次,每次都頭暈,發熱,心口緊緊的,像有人坐在他胸口講話。他後來乾脆收集起來,統統丟進後巷的垃圾山。
他記得有人說,AZT是從瘧疾藥轉來的,本來也不是為了HIV。只是暫時壓一壓,壓不住副作用。有人吃了以後皮膚發黑,牙齦潰爛,一天比一天像自己的影子。他告訴自己,這不是我要的活法。
後來朋友們開始輪流死。
不是當晚醉倒後死去,而是從冬天開始,一個一個地遠去。
有的人走得快,有的拖了幾年,最後連自己都不認得了。
沒有人來幫他搬家。他知道。電話簿裡早作廢的名字,有的死了,有的沒死,但差不多了。Facebook上偶爾有人貼上了昔日的合照:「我們曾經這麼年輕」底下有三個人按讚,再也沒後續。他不留言。因為照片裡沒幾個人,有機會看到這則貼文。能活到這時候,天知道,醫美能讓人活得美,活得漂亮,但願誰都能活得久一些。
我們曾那麼年輕。當然,他有時也會這麼想。
他又想起那天。他們一起看報紙——報紙上的數字開始變多,每週都在新增。張牙舞爪的標題,「風險族群」「男男性愛的天譴」。報紙上有一張照片,模糊的背影,有點像他。
阿福當時說:「我們會不會以後都只能從報紙上認出彼此?」
他笑著說:「那得印得夠清楚。」九零年代,誰知道呢。
那句話後來誰也沒再提。但照片還在。他拿著那張剪報,像拿著誰的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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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裡沒有太多東西。舊櫃子拉開,裡面有幾本泛黃的相簿,一張張照片邊緣捲起,背面有手寫字——「1987年,天母聚會」「阿福生日」「我們五個在礁溪」。收拾房間時,一個櫥子打不開,是早年卡死的角落,有一箱舊錄音帶,乾掉不知幾年的髮膠,一張泛黃的同志酒吧「會員卡」——為了閃避當時的警察查緝與找麻煩,會員制是必須。
雖然,也擋不了真想找麻煩的拜訪。
他翻著,突然想抽菸,儘管已經戒了十幾年。
他把照片收進新的紙盒裡,寫上「朋友們」三個字。又劃掉,改成「兄弟們」。
邊翻照片,邊收拾,一邊跟自己說,這次要搬得乾淨,不留東西,不留下話語。瓶中甘露常時灑,苦海常作度人舟。
人聲從牆縫傳來,彷彿電視殘響,也像有人在用力地擦窗。
房子似乎知道他要離開了而變得沉默。
他拿起「阿福生日」的照片,桌上擺著粉紅色的蛋糕,蛋糕上有刺蝟玩偶,那是阿福說最像他自己的動物。那天他們在天母,一瓶接一瓶地喝,最後有人跳到浴缸裡唱黃鶯鶯。那是誰?大巍嗎?還是阿強?有點忘了。但他那天被浴缸邊角的碎瓷磚,割傷了腳趾。喝醉了的人,是不覺察痛的。
或者那天,五個人坐在礁溪破爛旅店的地毯上喝啤酒,錄音機裡放著齊豫。有人光著上身,有人拿著菸,眼睛躲開鏡頭。
當時他們說要活久一點,把這城市的人都幹過一輪。被幹也行。當然是沒能做到的劇本。許願而已吧。那時候,誰不是拿身體在跟神許願。
他本來想留下一盒錄音帶,寫上「遺物」。後來撕了那張紙。不是遺物。他只是準備離開而已。他並不急著打開最後那口櫃子。鑰匙早就生鏽了,轉動時發出輕微的哀鳴。他彷彿聽見誰說:「你終究還是會回來看的。」但屋裡沒有其他人。午後三點,陽光剛好照了進來,塵埃懸在空氣裡,看不出重量。
他是被留下來的人。這無聲的所在。有人在這裡睡過。有人唱歌。
有人曾嘔吐。吐完又用滿嘴的嘔吐物接了一個無畏的吻。有人發著燒,有人等電話。
有人說「我愛你」,有人沒說。有人只是閉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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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最後一次去酒吧,是1991年。
阿福穿了綠色背心來,一進門就有人吹口哨,「姊今天出巡喔?」他笑著,手一甩,把背包往沙發丟。眼窩凹陷得更深了,瘦得像背心底下裝的是透明的紙。
有人遞啤酒給他,他只拿著沒喝。放歌的人換了蔡琴,〈最後一夜〉開場的弦樂聲一下,空氣裡有點什麼頓了一下。
「這首我點的,」阿福說,「給大家。」
沒有人接話。大家假裝沒聽見。
他看向阿福,想開口說些什麼——要不要喝點熱的?那背心太薄了,要不要借你一件外套?——但什麼都說不出口。他端著啤酒站在原地,像摺了一半的紙,不知該往哪裡攤開。
阿強突然說:「點這首是要怎樣?生前追思嗎?幹。」
氣氛炸了開來。
阿福笑了。笑聲像從喉嚨深處掙扎著爬出來,濃濃濁濁,不太好聽,「靠北哦,我要真死了,還會跑來這裡陪你們喝?」
「你本來就很愛死裡逃生啊,」阿強說,「你那副德性早該住院了。」
阿福沒有生氣。他只是轉過身去把啤酒一口灌下,眼角抽了一下,但沒人知道是因為彆扭還是因為身體不舒服。他說:「那天我經過新公園,想到你們以前說的話。『要活久一點,把這城市的人都幹過一遍。』現在想想,蠻好笑的。」
「幹,活著是最難的事欸。」
他低頭,把酒杯放回桌上。蔡琴唱到副歌,「我也曾心碎於黯然離別,哭倒在露濕台階」,但現場誰都不敢對看。他終究沒多給阿福加件外套。
離開前,阿福回頭看了大家一眼,眼神像要把整間店摺起來放進口袋。
門開了又闔。冷風灌進來,有人把音響關掉。什麼都沒說。
「該不會下次要點〈被遺忘的時光〉?」大巍突然開口。
阿福聽了只笑,沒回答。幾週後阿福就走了。沒辦告別式,只請了幾個熟人到他家燒了支香。母親不說話,父親沒出現。鄰居說,聽說是肺炎。
他那時候才三十出頭,還不知道什麼叫被留下來。只是年輕,沒來得及死。
他的皮膚開始有些不屬於自己。手肘內側長出小塊斑點,像人潮中一張不合群的臉。他盯著皮膚看,感覺不到痛,但有一種細微的羞恥在發癢。他彷彿成了另一個人,一個他無法介紹給愛人的人。巷子裡的磚牆開始剝落,露出像潰爛的皮膚一樣的泥灰層。他從牆邊經過,聞到濕冷與霉菌的氣味,就像診所候診室裡總有一個人咳嗽得特別用力,誰也不問他姓什麼。
洗澡水一沖下來,他覺得自己像一張快被泡開的藥品說明書,字跡模糊,內容無人閱讀。
若見他人將欲命終,是病苦逼,家中親屬,為說此經,或請他人讀誦此經,或持香華……而作供養。
窗外天色開始轉暗。他沒開燈。灰藍的光從窗簾邊漏進來,像紙膠帶撕了一半,沒撕乾淨。整個房間,被將亮未亮的餘光貼住。
誰住過這裡,現在要走了,只剩形狀還貼著。
他坐回椅子上,把紙袋裡的藥倒出來。藥是新的配方,不會暈,不會吐。深棕紅色的藥丸不大也不小,吞下去像沒吃一樣。那天的水比較涼,他打了個小哆嗦,覺得胃裡有東西撞了一下。
他用藥罐蓋子蓋回那聲音。把自己重新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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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病比以前容易多了。健康存摺、健保卡。他固定去醫院的門診,有專門開給老年HIV感染者的診,每次個案管理師都很親切,和那些年輕的患者鶯鶯燕燕。一轉身幫他量血壓、刷健保卡。開藥單。關心他最近有沒有頭暈、便祕或睡不好。
「大哥最近好嗎?」有什麼異狀嗎。
他都說沒有。又好像,只是忘了該報告的感覺該怎麼說。除了高血壓,高血糖,還能有什麼呢。
COVID疫情那年年底,他確診了幾次。其中一次較嚴重。不是什麼劇烈的感染,但住院幾天,差點進加護病房。醫師說他免疫力控制得還可以,沒有敗血,沒有插管,不算嚴重。他躺在病床上,總覺得頭頂冷氣聲像從自己肺泡裡滲出來。塑膠簾。感應式消毒水。自動給藥機嗶嗶叫。
1990年代末期的一個冬天。他不過是騎機車滑倒,膝蓋和肋骨裂開,進了急診室。護士翻了翻病歷,在病床尾端掛上一張黃色卡片,上面只有一個字母H。誰都知道是什麼意思。沒人解釋,也沒人碰他。抽血時戴兩層手套,擦藥時動作像在餵老鼠。
午晚餐送到,隔著門問他:「可以自己出來拿嗎?」
他出院時,把「H」字卡偷塞進自己的外套口袋。後來夾在某本書裡,是哪一本書,現在也想不起來了。
他每三個月的回診,醫師會說:「控制得不錯喔,病毒量還是undetectable。」
他笑一笑。undetectable,未檢出——這詞挺妙的。現在不見了的,是病毒。朋友們,當年也一個個變成了「未檢出」,沒檢,就不會檢出嘛。白痴。都死光了剩他。感謝醫學。感謝科學。感謝holy mother of god。
他是留下來的人,還在吃藥,看門診,在健保系統裡掛號。他的病活成了制度可接住的東西。只是,制度從不記得,撐不到制度出現的人。
書櫃最下層,一層滿是積灰的舊雜誌、影印裝訂的資料和幾本在政大書城買來,還沒看完的小說。書頁微微發黴,封面捲曲。標題像是某種他再也沒能參與的對話:《邊界政治學》《城市與疾病》,《幽微的人權》。他懷疑自己年輕時買這些書是為了什麼?像阿福講的,裝高貴吧。
他隨手翻開其中一本,裡面夾著張泛黃的郭富城歌迷小卡。郵購來的。那幾年亂七八糟地買了一堆無用的小卡小物。集資郵購了的東西到貨,一群人赤腳坐在地上分,這你的,我的。許多東西後來都扔了。郭富城那時多帥啊,變成書籤,竟也就留了下來。
他輕輕把它放進紙盒裡,和照片放在一起。沒特別分類,也沒標記。
就只是放進去。一個最gay的笑話,「要放進去囉。」「好的。」「謝謝你。讓我好舒服。」肉體溫暖放進去的時候,記得說謝謝。天曉得這幾年,郭富城他媽的還在開小巨蛋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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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底層有幾張散落的照片,多半已經褪色。他原本想直接放進「未分類」那一格,但一張明信片吸住了他。比一般明信片薄,邊緣起毛,還有水痕。
是從泰國寄來的。郵戳是1994年,清邁。
正面印的是大象洗澡,背面只有幾行字——
「這邊天氣很熱,但我終於可以好好睡一整晚。晚上夢到你們在喝酒。夢裡我好像穿著阿福那件綠背心。」
落款是阿強的英文名。他寫字永遠是這樣,歪歪斜斜,八成是喝了半瓶酒就想寫信吧。
他把明信片拿近些,聞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也可能只是霉味。或許是真來自別地方的空氣,從另一具身體裡滲出來。
他把明信片放在膝蓋上,一句句重新唸出來。
不是他自己的記憶。但是他沒參與,卻始終知道發生過的。就像窗外的巷子,隔幾年重新粉刷了牆面,卻總有幾塊舊牆皮,沒被刷掉。歷史並不真的被封箱。它以一張薄卡的樣子,在準備丟棄的紙堆裡,偷偷滲出味道來。
他將明信片放進另一個盒子。寫上「不能丟」。
輕輕蓋上。
阿強是最後幾個「回來」的人之一。他曾經躲到泰國,斷斷續續傳來消息。聽說那邊有熟人,也有工作機會。偶爾寄幾張明信片,畫著笑臉。後來就沒有了。再回來的時候,人已經瘦一圈,聲音也變得很輕,話還沒說出口,就將從嘴邊碎掉那樣。
聽阿強說,他要回來,是因為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要處理一些事——那間gay bar,他當年有入股。已是比較寬鬆的時期了,不需要會員卡,也比較少警察來查。但人還是怕。他晚上去店裡,是裹著大披肩去的。說是這樣比較不會被碰到滿身開口的瘡。雞尾酒療法初期,藥有用,但藥性強。身體撐不住。藥下去,肝就壞了。
「你看,連在自己圈子裡的人,都不敢碰我。」一轉身,怕是腰間被誰挨上了,「噯!」的一下,說,疼哪。嗓音細細的,沒中氣。
阿強住哥哥家的三樓。不很親的兄弟關係,但總比沒有地方去好。樓梯很窄,聽說阿強走得很喘。幾乎不下樓。直到真的撐不住了。他們去接他送醫院,說是發燒。掀開棉被時,才發現他背後整片皮膚已經滲出水來。太久沒翻身,皮膚跟床單貼住。輕輕一拉就裂開。
阿強沒叫,只輕輕吸了一口氣,說:「已經都不會痛了。」
一個人幫他換衣服,一個人去找收治醫院的名單,一個人在陽台上抽菸,抽得很快,手一直抖。
但沒有一個人說,怕。又什麼好怕?怕是從哪裡開始的。
在醫院阿強多撐了四天。
沒開刀,沒插管,沒急救。身體很快就沉下去。
火化只有三個人去。阿強的哥哥沒來,說家裡還有小孩。風吹起他風衣的下襬。骨灰灑在淡水出海口,沒人留下遺物。有人說,像以前對待痲瘋病的人。沒人敢碰。久了,人就變得像風景。
夕陽往淡水河口落下,色澤逐漸變深,又淡到幾乎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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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桌抽屜裡有幾封信,有帳單。繳費收據,和一封從未寄出的信。
信是寫給一個名字不再出現的人。他沒寫收信地址,只寫了名字,然後夾在一本詩集裡,直到最近收拾時才又翻出。信封早就泛黃,封口的膠已經乾了。曾用力想說的話,讓時間貼住嘴巴。
信旁邊有一支手錶,銀色,指針卡在12點03分,錶面有幾道刮痕,像是撞過什麼但又沒真的破裂。他想不起來這錶是不是自己買的,還是對方留下的。公車票亭鋪著報紙:「台灣累計感染者突破百人,防疫單位呼籲『節制性行為』」。
他低頭看到照片裡的人穿著與他相同的外套。他知道那不是他。是他們。
兩人不同居,只是固定在西門町某家小旅社見面。旅社藏在電影街旁的巷子裡,五樓的房間窗戶對著後面的鐵皮屋頂,每次開門都有一股潮濕香水與洗衣粉混雜的味道。旅社櫃檯的阿姨不太抬頭看人,遞鑰匙時,名字唸得飛快。
說是,誰能活多久也沒人拿得準的。現在的快樂,就現在快樂吧。
他無法反駁。緊緊在電梯裡抱著,像是一鬆手,他就要飄散而去。靈魂,那麼輕。此刻誰是誰的招魂幡。
他們進門後先把冷氣打開,風扇老舊,聲音像懷疑在轉圈。他去洗手間,洗掉臉上的汗水,報紙攤在床頭櫃上。對方在窗邊抽菸,風吹得白鐵窗框上的菸灰,散了一地。
有時他們租錄影帶。推進那台偶爾卡帶的播放機。看王家衛,看日本動畫。看完了,各自靜坐,腳碰著腳,手臂輕靠彼此身側,有時說話,有時不說。
有時翻著各自帶來的書,交換最近讀的詩。白先勇、洛夫、奧登,或者一本詩選,裡面被螢光筆畫了線,旁邊還寫著註解。
「你覺得阿菲在床上找到的那根毛髮是什麼?」看完《重慶森林》那晚,他問。
「頭髮吧,難不成是陰毛?」對方反問。
「難說得很哦。」他答。邊把腳探過去床的那邊。搓摩著對方的腿。
他們躺在床上,不一定親熱,只是並排躺著,關了燈,窗戶漏進來的燈箱反光,在牆上慢慢滑動。偶有警車呼嘯而過,樓下傳來吵架的聲音,樓上傳來電視的破嗓子。
他們的身體沒那麼近,但呼吸聽見彼此的頻率。
日曆上空白的日期之間,夾著未明說的等待。
那人發病後很快就走了,也沒進醫院。在自己家躺著就沒醒來。
得知消息的下午,公車票亭還賣著當天的報紙,也賣大華、復興、遠東航空從松山飛高雄的機票。一張張撕下的便條紙。
他想離開,但不知道要去哪裡。不能離這座城市太遠。
下午兩點多有幾班松山飛高雄的,他買得起,甚至可以不帶行李。但他沒有真的動身。他知道南部的陽光更毒,那裡的醫院舊了些,問話的人,則更直接。他的名字不該離開這個城市,這城市藏得住事。
他拿月票上了車,車掌在票上剪了一格,「喀」的一聲。他聞到車廂裡曬過的塑膠味,還有窗戶縫隙裡擠進來的風。廢氣。洗衣粉。城市的焦躁。還混著有人剛吃完米粉湯的油膩嗝氣。搖晃的公車把人晃得像一袋水,他抓著吊環,手心微微發濕。窗戶是上推式的,有一條縫沒關緊,風擠進來,吹過耳邊。
他盯著車掌腰間的小剪票機,想像那「喀」的聲音剪在他的心頭。
額頭靠在玻璃上,玻璃有點霧,是前一個人呼吸留下的。或是他的。窗外一條路慢慢退去,牌樓、菜攤、連號的鐵皮屋……都在後退。他的心沒有跟著任何一樣東西前進。沒有坐到終點站。也沒去高雄。
下車後,他繞了一圈,又走回酒吧。要了一罐啤酒。想假裝忘記了自己剛聽到的消息。
那間西門町的小旅社後來關了,一樓變成一間鍋貼店。他偶爾經過,彷彿還聞得到冷氣滴水混著地毯發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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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一共六個,每個貼著不同顏色的貼紙。他不想寫太清楚,怕拆箱的人看懂。
抽屜整理到最後還剩最後一個。裡頭竟有一個鞋盒,膠帶黏得不太牢,封口處已微微翹起。他本想直接封起來,但箱底露出一角黃色的信封,像故意沒藏好的證據。他蹲下身,小心地抽出那封信。
信封沒寫寄件地址,只寫了「from W」,信紙上是熟悉的英文字跡,圓滑又帶些潦草。紙的邊緣被手指反覆握過,呈現一種皮膚才會有的皺痕。
信很短。只有三行。
「最近總是胃痛,不知道是不是吃太快。
現在不太能吃,我寧可死了。
你還在台北吧?偶爾也給我寫封信來。」
他讀完,靜了一會。信沒有落款,但留下了地址。像是寫一半就停下來的夢。那應該是1999年左右的事了,他不記得為什麼當時沒回,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看過這封信。
可知道是巍。他站起身,覺得胃裡突然有點重,疼,伴著低低的壓力,像信上的語言,掉進身體的內面。總是胃痛。大巍那時應是剛搬到墨爾本,在某個沒有暖氣的小公寓,吃量販超市的微波食物,洗衣,找工作,寫信,然後就這樣慢慢從這個城市抽走。胃痛不全是食物的問題,是記憶無法消化,吞下太多不能說的事。
他把信折起來,夾在筆記本裡。那本本子他很少翻,只記過幾筆電話號碼與舊地址。有一頁寫著大巍以前住的地方,現在的他已經找不到那條街。
他輕輕闔上筆記本,放進紙箱最底層,沒有再打開。
箱子合起來的聲音很輕。但他聽見什麼東西被蓋住了。是聲音,也可能是胃痛的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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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的搬家公司小發財車按了幾下喇叭。他知道人在等著。
那幾年,他們總在誰家的頂樓加蓋或公寓後巷的套房裡聚會。誰帶了酒,誰帶錄音帶,誰提了一袋橘子,說是黃昏市場收攤時撿到便宜。卡帶轉到一半,音樂忽然拉得很長,彷彿有人在水裡唱歌。他們跟著唱,一起拍手。
唱得最大聲的是誰?唱錯的人會被灌酒,灌到趴下。他們點菸,吐煙圈,菸味混著室內芳香劑和腳汗味,在天花板的吊扇下盤旋。
他記得有人說笑話,笑到噴酒。有人翻了個白眼就背著包包離開,從此沒再出現。他記得有人跌坐在地板上,一手抓著襪子,一手還握著酒杯。也有人從沙發滑下去,背部一壓,沙發破了個洞,棉絮像脂肪碎塊一樣噴出來。大家笑,說要集資買新沙發,但後來也沒真的買。有天,那沙發被扔到巷口,半夜還被流浪漢搬走了。
廚房裡有人睡著,頭靠著冰箱門,嘴裡含著牙籤。
有一次差點出事——有人喝醉想煮泡麵,瓦斯開了沒點火。他衝進去關掉瓦斯。大家笑得像白癡。笑聲像撒出來的撲克牌,噼哩啪啦砸在牆上。幹你媽燒死你們這些屁精,笑屁。
那夜他也喝多了,倒在別人的大腿上,有人幫他蓋上外套。電風扇在牆上轉得快,吹亂他耳邊的頭髮。有人問:「你喜歡我嗎?」但太小聲,他沒聽清楚。也可能是他裝作沒聽清楚。凌晨三點,有人搖他,說:「要不要回家?」他迷迷糊糊地點頭,結果還是睡到天亮。
起來時喉嚨乾,腳麻,外套被別人蓋走了。
後來就不常見面了。有人說要去當兵,有人搬去外縣市,有人考上研究所,有個人談了戀愛,有個人不知道去哪了。再後來,有個人得病,住院,走了;人不見了;去了國外,寄了幾張風景明信片,之後就沒有消息。有人還活著,但再也沒主動聯絡。
散場的電影,字幕拉得飛快,沒人能全部看完。
他想起那張沙發,破掉的地方最後用膠帶貼住,貼了還是會掉。他想起廚房裡那包過期的泡麵,好像一直沒人丟。有人在窗邊看著夜晚的街,又抽了一根菸,說:「如果可以這樣過一輩子就好了。」他沒回答。當時只想著,明天早上會不會頭痛。
這麼多年過去,他不確定自己到底記得了誰,還是只是記得那間房間,光影和聲音組合出的幻象。夢過的東西,留下味道。是誰先不見的?
也不知道,是誰最後一次離開時關了燈。
房間裡的菸味早散了,酒瓶被回收車收走,棉絮被風吹到巷口的水溝。錄音帶也發霉了。
人都不在了。沙發還在他記憶裡,裂口一張開,就掉出聲音來。
他們曾經來過,來過這裡,坐過這張沙發,喝過這個杯子裡的水。他沒記得他們全部的名字,可記得笑聲。記得聲音在房間裡打轉。記得鵝口瘡的開口,癒合,又開口的樣子。
記得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
記得鞋櫃裡有雙破掉的靴子,曾有人說,真好看。那些人不在了。他不記得全名,但記得他摸過自己後頸的方式。
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被記得。如果記得了。如果可以這樣過一輩子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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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機構的房間比他想像得乾淨太多。
白牆,薄窗簾,木質地板,節能LED燈管。像是一個收納空間,讓人住進來,要人好好歸檔。床旁的桌上,已擺好漱口杯、水壺、摺得整整齊齊的毛巾。抽屜裡有一包新的紙尿褲,還有一份說明小冊子,寫著「本機構致力於尊嚴照護與全人關懷」。
他坐下,背靠在彈性已鬆軟、疲乏的靠墊裡。有人遞來溫水,帶著消毒水的味道。他小口喝了,彷彿整個世界都重新過濾過一遍。窗明几淨得像是無聲的嘲諷。那些灰塵,菸味,舊牆角的黴斑,那些朋友們的笑與呻吟,都不在這裡。
他從袋子裡摸出了今天的藥錠。吞下。喉嚨裡沒有太大感覺,但胃那裡,還是微微泛起了一點記憶。存在過,無須證明。水滲入紙頁的聲音。
白天的走廊,有人坐著曬太陽,有人拿著老花眼鏡翻自由時報,有人低頭午睡。照護員們的步伐很輕,聲音像經過訓練,不驚擾任何人。放飯的時間到了,就有餐車送來像便當一樣的托盤,菜切得碎碎的,飯量不多,湯鹹而不香。漂著黃瓜切丁。還有少許的蛋花。
第一天晚上,他睡得很淺。半夜三點醒來,窗外是一整塊深藍色的天。無星辰,無聲音。他以為聽見了什麼。是天花板上的燈微微閃著,是省電燈泡的殘餘餘光。他伸手,摸到床邊桌上的紙盒。打開,是那些照片、信件、沒有寄出的卡片、還有那張從泰國來的明信片。
他一張一張拿出來看,沒開燈,只靠外頭滲進來的一點夜光。「我們五個在礁溪」。摸照片邊緣翹起的地方。摸著時間的殘邊。以後要活久一點,把這城市看完。——幹這城市的每一個男孩。而他真的活到了這樣的年紀,把城市看到了現在:那些地方關了拆了賣掉了,變成精品旅館,咖啡廳,抓娃娃機。也許,是沒有名字的空地。
變成,他們。在與不在的。
活著的。死的。美麗地死的。醜陋地死的。
而他還記得房間裡的沙發,一躺下去會陷進記憶裡。記得酒瓶在地上滾動的聲音,撞到櫃腳又慢慢停下。某人問說,「我們就這樣,活著到永遠好不好?」其他人靠在牆邊笑得喘不過氣來,說幹你講什麼白爛問題,電影看太多喔?那一晚,好像真的活著過。
天快亮的時候,他迷迷糊糊睡去。夢裡是那條公車線,從西門、南京西路開到民生東路。他抓著吊環,車上坐著的,全是那些人:阿福、大巍、阿強,還有他想不起名字的那幾個。大家安靜地坐著,車掌走過來說:「準備下車囉。」但沒有人動。
醒來時,他躺在床上,窗外天光柔亮。他睜開眼,那張泰國的明信片不知道從哪裡飛出來,掉在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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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員敲門,問他要不要吃早餐。他點點頭,說聲「好」。聲音很小,但對方聽到了。
他吃完早餐。坐在窗邊。陽光落在地板上,拉出一條長長的光帶。幾隻鳥從外頭飛過,影子掠過玻璃。他沒有動,只是靜靜坐著。他想起。
——那個晚上,牆角的橘子發出微妙的氣味,像汗,像快過期的吻。大巍一進門就說:「有人帶菸嗎?我那包掉進水溝了。」然後把襪子丟到窗邊,準備赤腳跳舞。錄音機是壞的,齊豫的聲音拉長變調,好像哪個靈魂在戒斷。阿福戴了一頂假髮醉醺醺地來,說今晚他要當女主角,然後在浴室門口吐了灘黃綠綠的胃酸。
有人拿香水試著蓋掉那味道,結果整間房聞起來像剛失戀的化妝室。
有人在角落說:「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都已經死了,只是沒被告知。」然後喝一口沒人承認帶來的威士忌。他眼神空著,誰都早就不是第一次這麼想。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中午的活動要開始囉,大哥要不要一起來打橋牌?」照護員問。他轉頭看她,輕輕點頭,然後又搖頭。他不是很確定自己想要哪一種回答,但在這裡,點頭與搖頭之間,也許沒有太大分別。大哥你的頭。
幹。已經活到大哥的年紀了。多好。多不好。
他起身,腳步有點沉,一點一點地往門外走去。門口的光打在他額角的皮膚上,那裡曾有一顆痣,後來切掉了,留下淡淡的疤痕。
他走出去。空氣飄落著光與塵,沒有舊牆的黴斑,沒有誰的香水與體溫。但他仍聽見某些聲音,從紙箱,照片裡,夢的邊緣裡傳來,像有人在遠方輕輕說:「你還記得嗎?」
他沒有回答。
長廊窗邊,他看見遠方有幾個年輕人騎機車路過。玻璃窗那邊,聽不見的笑聲傳了過來。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他沒走。沒有說話。光從玻璃上反射,照到他眼睛裡。那是一張臉。不是他的。
但也不可能是別人。在那遠方記憶裡的公車站,有人買了票。走了。
有人翻開報紙,咳了一聲。沒有離開。等下一班車。
2025年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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