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多久，他將要搬離這差不多跟他一樣老的房子。上下山得搭個40分鐘公車，山坳裡、丘陵上的住宅社區，和他逸散出類似的老的氣味。那些水泥擋土牆。醫護不便。但從山上，往城市看下去，倒是挺壯麗的。
上回社工說，在他這個年紀，一個人住太久了會出事。「這個年紀，」社工的措辭他記得很清楚。
哪個年紀——你倒是說清楚啊。他咕噥了一句，像對著誰撒嬌，也像故意要讓自己聽見。可還是讓社工幫他安排了照護機構。
人可以老，心不能老。圈子裡的名言是不會錯的。
他坐在書桌前的辦公椅。微微左右轉身，辦公椅發出跟他身子骨一樣鏽蝕的尖叫。手邊是裝藥的紙袋，上面印著「每日一次，飯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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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解嚴那幾年，台北的夜晚突鬆開了扣子。多出了些奇怪的空間。地下室，廢大樓，包下的酒吧包廂，無人大樓的地下停車場——什麼場所都能拿來叛逆，跳舞、喝酒、脫衣服。一起看世界電影雜誌，輪流選妃，又翻到最後面的筆友版面，吐著酒氣，念那幾段最像情書的章節。
他不帥，可人緣不差，出去玩的時候在舞池邊幫人保管皮夾、替醉倒的人擋酒。
清晨六點在酒吧外頭陪朋友解酒，然後去西門町買報紙。在郵局外等著領錢，前面的人背著尼龍包，手臂很瘦，有舊針孔，皮膚紙一樣薄。
後來報紙上的數字變多了。剛開始還記錄了新增幾人，過幾個月之後，報紙就不寫了，只有標題刊印「持續上升」。反正無藥可醫。報紙的標題下得越發難聽。家裡有愛，沒有愛滋。他也開始吃藥。有時吃，有時不吃。AZT，大大一顆，白色的藥錠，像從別人病症裡摳出來的東西。沒有包裝，是醫院發的。他吃了幾次，每次都頭暈，發熱，心口緊緊的，像有人坐在他胸口講話。他後來乾脆收集起來，統統丟進後巷的垃圾山。
他記得有人說，AZT是從瘧疾藥轉來的，本來也不是為了HIV。只是暫時壓一壓，壓不住副作用。有人吃了以後皮膚發黑，牙齦潰爛，一天比一天像自己的影子。他告訴自己，這不是我要的活法。
後來朋友們開始輪流死。
不是當晚醉倒後死去，而是從冬天開始，一個一個地遠去。
有的人走得快，有的拖了幾年，最後連自己都不認得了。
沒有人來幫他搬家。他知道。電話簿裡早作廢的名字，有的死了，有的沒死，但差不多了。Facebook上偶爾有人貼上了昔日的合照：「我們曾經這麼年輕」底下有三個人按讚，再也沒後續。他不留言。因為照片裡沒幾個人，有機會看到這則貼文。能活到這時候，天知道，醫美能讓人活得美，活得漂亮，但願誰都能活得久一些。
我們曾那麼年輕。當然，他有時也會這麼想。
他又想起那天。他們一起看報紙——報紙上的數字開始變多，每週都在新增。張牙舞爪的標題，「風險族群」「男男性愛的天譴」。報紙上有一張照片，模糊的背影，有點像他。
阿福當時說：「我們會不會以後都只能從報紙上認出彼此？」
他笑著說：「那得印得夠清楚。」九零年代，誰知道呢。
那句話後來誰也沒再提。但照片還在。他拿著那張剪報，像拿著誰的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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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裡沒有太多東西。舊櫃子拉開，裡面有幾本泛黃的相簿，一張張照片邊緣捲起，背面有手寫字——「1987年，天母聚會」「阿福生日」「我們五個在礁溪」。收拾房間時，一個櫥子打不開，是早年卡死的角落，有一箱舊錄音帶，乾掉不知幾年的髮膠，一張泛黃的同志酒吧「會員卡」——為了閃避當時的警察查緝與找麻煩，會員制是必須。
雖然，也擋不了真想找麻煩的拜訪。
他翻著，突然想抽菸，儘管已經戒了十幾年。
他把照片收進新的紙盒裡，寫上「朋友們」三個字。又劃掉，改成「兄弟們」。
邊翻照片，邊收拾，一邊跟自己說，這次要搬得乾淨，不留東西，不留下話語。瓶中甘露常時灑，苦海常作度人舟。
人聲從牆縫傳來，彷彿電視殘響，也像有人在用力地擦窗。
房子似乎知道他要離開了而變得沉默。
他拿起「阿福生日」的照片，桌上擺著粉紅色的蛋糕，蛋糕上有刺蝟玩偶，那是阿福說最像他自己的動物。那天他們在天母，一瓶接一瓶地喝，最後有人跳到浴缸裡唱黃鶯鶯。那是誰？大巍嗎？還是阿強？有點忘了。但他那天被浴缸邊角的碎瓷磚，割傷了腳趾。喝醉了的人，是不覺察痛的。
或者那天，五個人坐在礁溪破爛旅店的地毯上喝啤酒，錄音機裡放著齊豫。有人光著上身，有人拿著菸，眼睛躲開鏡頭。
當時他們說要活久一點，把這城市的人都幹過一輪。被幹也行。當然是沒能做到的劇本。許願而已吧。那時候，誰不是拿身體在跟神許願。
他本來想留下一盒錄音帶，寫上「遺物」。後來撕了那張紙。不是遺物。他只是準備離開而已。他並不急著打開最後那口櫃子。鑰匙早就生鏽了，轉動時發出輕微的哀鳴。他彷彿聽見誰說：「你終究還是會回來看的。」但屋裡沒有其他人。午後三點，陽光剛好照了進來，塵埃懸在空氣裡，看不出重量。
他是被留下來的人。這無聲的所在。有人在這裡睡過。有人唱歌。
有人曾嘔吐。吐完又用滿嘴的嘔吐物接了一個無畏的吻。有人發著燒，有人等電話。
有人說「我愛你」，有人沒說。有人只是閉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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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最後一次去酒吧，是1991年。
阿福穿了綠色背心來，一進門就有人吹口哨，「姊今天出巡喔？」他笑著，手一甩，把背包往沙發丟。眼窩凹陷得更深了，瘦得像背心底下裝的是透明的紙。
有人遞啤酒給他，他只拿著沒喝。放歌的人換了蔡琴，〈最後一夜〉開場的弦樂聲一下，空氣裡有點什麼頓了一下。
「這首我點的，」阿福說，「給大家。」
沒有人接話。大家假裝沒聽見。
他看向阿福，想開口說些什麼——要不要喝點熱的？那背心太薄了，要不要借你一件外套？——但什麼都說不出口。他端著啤酒站在原地，像摺了一半的紙，不知該往哪裡攤開。
阿強突然說：「點這首是要怎樣？生前追思嗎？幹。」
氣氛炸了開來。
阿福笑了。笑聲像從喉嚨深處掙扎著爬出來，濃濃濁濁，不太好聽，「靠北哦，我要真死了，還會跑來這裡陪你們喝？」
「你本來就很愛死裡逃生啊，」阿強說，「你那副德性早該住院了。」
阿福沒有生氣。他只是轉過身去把啤酒一口灌下，眼角抽了一下，但沒人知道是因為彆扭還是因為身體不舒服。他說：「那天我經過新公園，想到你們以前說的話。『要活久一點，把這城市的人都幹過一遍。』現在想想，蠻好笑的。」
「幹，活著是最難的事欸。」
他低頭，把酒杯放回桌上。蔡琴唱到副歌，「我也曾心碎於黯然離別，哭倒在露濕台階」，但現場誰都不敢對看。他終究沒多給阿福加件外套。
離開前，阿福回頭看了大家一眼，眼神像要把整間店摺起來放進口袋。
門開了又闔。冷風灌進來，有人把音響關掉。什麼都沒說。
「該不會下次要點〈被遺忘的時光〉？」大巍突然開口。
阿福聽了只笑，沒回答。幾週後阿福就走了。沒辦告別式，只請了幾個熟人到他家燒了支香。母親不說話，父親沒出現。鄰居說，聽說是肺炎。
他那時候才三十出頭，還不知道什麼叫被留下來。只是年輕，沒來得及死。
他的皮膚開始有些不屬於自己。手肘內側長出小塊斑點，像人潮中一張不合群的臉。他盯著皮膚看，感覺不到痛，但有一種細微的羞恥在發癢。他彷彿成了另一個人，一個他無法介紹給愛人的人。巷子裡的磚牆開始剝落，露出像潰爛的皮膚一樣的泥灰層。他從牆邊經過，聞到濕冷與霉菌的氣味，就像診所候診室裡總有一個人咳嗽得特別用力，誰也不問他姓什麼。
洗澡水一沖下來，他覺得自己像一張快被泡開的藥品說明書，字跡模糊，內容無人閱讀。
若見他人將欲命終，是病苦逼，家中親屬，為說此經，或請他人讀誦此經，或持香華……而作供養。
窗外天色開始轉暗。他沒開燈。灰藍的光從窗簾邊漏進來，像紙膠帶撕了一半，沒撕乾淨。整個房間，被將亮未亮的餘光貼住。
誰住過這裡，現在要走了，只剩形狀還貼著。
他坐回椅子上，把紙袋裡的藥倒出來。藥是新的配方，不會暈，不會吐。深棕紅色的藥丸不大也不小，吞下去像沒吃一樣。那天的水比較涼，他打了個小哆嗦，覺得胃裡有東西撞了一下。
他用藥罐蓋子蓋回那聲音。把自己重新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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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病比以前容易多了。健康存摺、健保卡。他固定去醫院的門診，有專門開給老年HIV感染者的診，每次個案管理師都很親切，和那些年輕的患者鶯鶯燕燕。一轉身幫他量血壓、刷健保卡。開藥單。關心他最近有沒有頭暈、便祕或睡不好。
「大哥最近好嗎？」有什麼異狀嗎。
他都說沒有。又好像，只是忘了該報告的感覺該怎麼說。除了高血壓，高血糖，還能有什麼呢。
COVID疫情那年年底，他確診了幾次。其中一次較嚴重。不是什麼劇烈的感染，但住院幾天，差點進加護病房。醫師說他免疫力控制得還可以，沒有敗血，沒有插管，不算嚴重。他躺在病床上，總覺得頭頂冷氣聲像從自己肺泡裡滲出來。塑膠簾。感應式消毒水。自動給藥機嗶嗶叫。
1990年代末期的一個冬天。他不過是騎機車滑倒，膝蓋和肋骨裂開，進了急診室。護士翻了翻病歷，在病床尾端掛上一張黃色卡片，上面只有一個字母H。誰都知道是什麼意思。沒人解釋，也沒人碰他。抽血時戴兩層手套，擦藥時動作像在餵老鼠。
午晚餐送到，隔著門問他：「可以自己出來拿嗎？」
他出院時，把「H」字卡偷塞進自己的外套口袋。後來夾在某本書裡，是哪一本書，現在也想不起來了。
他每三個月的回診，醫師會說：「控制得不錯喔，病毒量還是undetectable。」
他笑一笑。undetectable，未檢出——這詞挺妙的。現在不見了的，是病毒。朋友們，當年也一個個變成了「未檢出」，沒檢，就不會檢出嘛。白痴。都死光了剩他。感謝醫學。感謝科學。感謝holy mother of god。
他是留下來的人，還在吃藥，看門診，在健保系統裡掛號。他的病活成了制度可接住的東西。只是，制度從不記得，撐不到制度出現的人。
書櫃最下層，一層滿是積灰的舊雜誌、影印裝訂的資料和幾本在政大書城買來，還沒看完的小說。書頁微微發黴，封面捲曲。標題像是某種他再也沒能參與的對話：《邊界政治學》《城市與疾病》，《幽微的人權》。他懷疑自己年輕時買這些書是為了什麼？像阿福講的，裝高貴吧。
他隨手翻開其中一本，裡面夾著張泛黃的郭富城歌迷小卡。郵購來的。那幾年亂七八糟地買了一堆無用的小卡小物。集資郵購了的東西到貨，一群人赤腳坐在地上分，這你的，我的。許多東西後來都扔了。郭富城那時多帥啊，變成書籤，竟也就留了下來。
他輕輕把它放進紙盒裡，和照片放在一起。沒特別分類，也沒標記。
就只是放進去。一個最gay的笑話，「要放進去囉。」「好的。」「謝謝你。讓我好舒服。」肉體溫暖放進去的時候，記得說謝謝。天曉得這幾年，郭富城他媽的還在開小巨蛋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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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底層有幾張散落的照片，多半已經褪色。他原本想直接放進「未分類」那一格，但一張明信片吸住了他。比一般明信片薄，邊緣起毛，還有水痕。
是從泰國寄來的。郵戳是1994年，清邁。
正面印的是大象洗澡，背面只有幾行字——
「這邊天氣很熱，但我終於可以好好睡一整晚。晚上夢到你們在喝酒。夢裡我好像穿著阿福那件綠背心。」
落款是阿強的英文名。他寫字永遠是這樣，歪歪斜斜，八成是喝了半瓶酒就想寫信吧。
他把明信片拿近些，聞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也可能只是霉味。或許是真來自別地方的空氣，從另一具身體裡滲出來。
他把明信片放在膝蓋上，一句句重新唸出來。
不是他自己的記憶。但是他沒參與，卻始終知道發生過的。就像窗外的巷子，隔幾年重新粉刷了牆面，卻總有幾塊舊牆皮，沒被刷掉。歷史並不真的被封箱。它以一張薄卡的樣子，在準備丟棄的紙堆裡，偷偷滲出味道來。
他將明信片放進另一個盒子。寫上「不能丟」。
輕輕蓋上。
阿強是最後幾個「回來」的人之一。他曾經躲到泰國，斷斷續續傳來消息。聽說那邊有熟人，也有工作機會。偶爾寄幾張明信片，畫著笑臉。後來就沒有了。再回來的時候，人已經瘦一圈，聲音也變得很輕，話還沒說出口，就將從嘴邊碎掉那樣。
聽阿強說，他要回來，是因為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要處理一些事——那間gay bar，他當年有入股。已是比較寬鬆的時期了，不需要會員卡，也比較少警察來查。但人還是怕。他晚上去店裡，是裹著大披肩去的。說是這樣比較不會被碰到滿身開口的瘡。雞尾酒療法初期，藥有用，但藥性強。身體撐不住。藥下去，肝就壞了。
「你看，連在自己圈子裡的人，都不敢碰我。」一轉身，怕是腰間被誰挨上了，「噯！」的一下，說，疼哪。嗓音細細的，沒中氣。
阿強住哥哥家的三樓。不很親的兄弟關係，但總比沒有地方去好。樓梯很窄，聽說阿強走得很喘。幾乎不下樓。直到真的撐不住了。他們去接他送醫院，說是發燒。掀開棉被時，才發現他背後整片皮膚已經滲出水來。太久沒翻身，皮膚跟床單貼住。輕輕一拉就裂開。
阿強沒叫，只輕輕吸了一口氣，說：「已經都不會痛了。」
一個人幫他換衣服，一個人去找收治醫院的名單，一個人在陽台上抽菸，抽得很快，手一直抖。
但沒有一個人說，怕。又什麼好怕？怕是從哪裡開始的。
在醫院阿強多撐了四天。
沒開刀，沒插管，沒急救。身體很快就沉下去。
火化只有三個人去。阿強的哥哥沒來，說家裡還有小孩。風吹起他風衣的下襬。骨灰灑在淡水出海口，沒人留下遺物。有人說，像以前對待痲瘋病的人。沒人敢碰。久了，人就變得像風景。
夕陽往淡水河口落下，色澤逐漸變深，又淡到幾乎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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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桌抽屜裡有幾封信，有帳單。繳費收據，和一封從未寄出的信。
信是寫給一個名字不再出現的人。他沒寫收信地址，只寫了名字，然後夾在一本詩集裡，直到最近收拾時才又翻出。信封早就泛黃，封口的膠已經乾了。曾用力想說的話，讓時間貼住嘴巴。
信旁邊有一支手錶，銀色，指針卡在12點03分，錶面有幾道刮痕，像是撞過什麼但又沒真的破裂。他想不起來這錶是不是自己買的，還是對方留下的。公車票亭鋪著報紙：「台灣累計感染者突破百人，防疫單位呼籲『節制性行為』」。
他低頭看到照片裡的人穿著與他相同的外套。他知道那不是他。是他們。
兩人不同居，只是固定在西門町某家小旅社見面。旅社藏在電影街旁的巷子裡，五樓的房間窗戶對著後面的鐵皮屋頂，每次開門都有一股潮濕香水與洗衣粉混雜的味道。旅社櫃檯的阿姨不太抬頭看人，遞鑰匙時，名字唸得飛快。
說是，誰能活多久也沒人拿得準的。現在的快樂，就現在快樂吧。
他無法反駁。緊緊在電梯裡抱著，像是一鬆手，他就要飄散而去。靈魂，那麼輕。此刻誰是誰的招魂幡。
他們進門後先把冷氣打開，風扇老舊，聲音像懷疑在轉圈。他去洗手間，洗掉臉上的汗水，報紙攤在床頭櫃上。對方在窗邊抽菸，風吹得白鐵窗框上的菸灰，散了一地。
有時他們租錄影帶。推進那台偶爾卡帶的播放機。看王家衛，看日本動畫。看完了，各自靜坐，腳碰著腳，手臂輕靠彼此身側，有時說話，有時不說。
有時翻著各自帶來的書，交換最近讀的詩。白先勇、洛夫、奧登，或者一本詩選，裡面被螢光筆畫了線，旁邊還寫著註解。
「你覺得阿菲在床上找到的那根毛髮是什麼？」看完《重慶森林》那晚，他問。
「頭髮吧，難不成是陰毛？」對方反問。
「難說得很哦。」他答。邊把腳探過去床的那邊。搓摩著對方的腿。
他們躺在床上，不一定親熱，只是並排躺著，關了燈，窗戶漏進來的燈箱反光，在牆上慢慢滑動。偶有警車呼嘯而過，樓下傳來吵架的聲音，樓上傳來電視的破嗓子。
他們的身體沒那麼近，但呼吸聽見彼此的頻率。
日曆上空白的日期之間，夾著未明說的等待。
那人發病後很快就走了，也沒進醫院。在自己家躺著就沒醒來。
得知消息的下午，公車票亭還賣著當天的報紙，也賣大華、復興、遠東航空從松山飛高雄的機票。一張張撕下的便條紙。
他想離開，但不知道要去哪裡。不能離這座城市太遠。
下午兩點多有幾班松山飛高雄的，他買得起，甚至可以不帶行李。但他沒有真的動身。他知道南部的陽光更毒，那裡的醫院舊了些，問話的人，則更直接。他的名字不該離開這個城市，這城市藏得住事。
他拿月票上了車，車掌在票上剪了一格，「喀」的一聲。他聞到車廂裡曬過的塑膠味，還有窗戶縫隙裡擠進來的風。廢氣。洗衣粉。城市的焦躁。還混著有人剛吃完米粉湯的油膩嗝氣。搖晃的公車把人晃得像一袋水，他抓著吊環，手心微微發濕。窗戶是上推式的，有一條縫沒關緊，風擠進來，吹過耳邊。
他盯著車掌腰間的小剪票機，想像那「喀」的聲音剪在他的心頭。
額頭靠在玻璃上，玻璃有點霧，是前一個人呼吸留下的。或是他的。窗外一條路慢慢退去，牌樓、菜攤、連號的鐵皮屋……都在後退。他的心沒有跟著任何一樣東西前進。沒有坐到終點站。也沒去高雄。
下車後，他繞了一圈，又走回酒吧。要了一罐啤酒。想假裝忘記了自己剛聽到的消息。
那間西門町的小旅社後來關了，一樓變成一間鍋貼店。他偶爾經過，彷彿還聞得到冷氣滴水混著地毯發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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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一共六個，每個貼著不同顏色的貼紙。他不想寫太清楚，怕拆箱的人看懂。
抽屜整理到最後還剩最後一個。裡頭竟有一個鞋盒，膠帶黏得不太牢，封口處已微微翹起。他本想直接封起來，但箱底露出一角黃色的信封，像故意沒藏好的證據。他蹲下身，小心地抽出那封信。
信封沒寫寄件地址，只寫了「from W」，信紙上是熟悉的英文字跡，圓滑又帶些潦草。紙的邊緣被手指反覆握過，呈現一種皮膚才會有的皺痕。
信很短。只有三行。
「最近總是胃痛，不知道是不是吃太快。
現在不太能吃，我寧可死了。
你還在台北吧？偶爾也給我寫封信來。」
他讀完，靜了一會。信沒有落款，但留下了地址。像是寫一半就停下來的夢。那應該是1999年左右的事了，他不記得為什麼當時沒回，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看過這封信。
可知道是巍。他站起身，覺得胃裡突然有點重，疼，伴著低低的壓力，像信上的語言，掉進身體的內面。總是胃痛。大巍那時應是剛搬到墨爾本，在某個沒有暖氣的小公寓，吃量販超市的微波食物，洗衣，找工作，寫信，然後就這樣慢慢從這個城市抽走。胃痛不全是食物的問題，是記憶無法消化，吞下太多不能說的事。
他把信折起來，夾在筆記本裡。那本本子他很少翻，只記過幾筆電話號碼與舊地址。有一頁寫著大巍以前住的地方，現在的他已經找不到那條街。
他輕輕闔上筆記本，放進紙箱最底層，沒有再打開。
箱子合起來的聲音很輕。但他聽見什麼東西被蓋住了。是聲音，也可能是胃痛的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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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的搬家公司小發財車按了幾下喇叭。他知道人在等著。
那幾年，他們總在誰家的頂樓加蓋或公寓後巷的套房裡聚會。誰帶了酒，誰帶錄音帶，誰提了一袋橘子，說是黃昏市場收攤時撿到便宜。卡帶轉到一半，音樂忽然拉得很長，彷彿有人在水裡唱歌。他們跟著唱，一起拍手。
唱得最大聲的是誰？唱錯的人會被灌酒，灌到趴下。他們點菸，吐煙圈，菸味混著室內芳香劑和腳汗味，在天花板的吊扇下盤旋。
他記得有人說笑話，笑到噴酒。有人翻了個白眼就背著包包離開，從此沒再出現。他記得有人跌坐在地板上，一手抓著襪子，一手還握著酒杯。也有人從沙發滑下去，背部一壓，沙發破了個洞，棉絮像脂肪碎塊一樣噴出來。大家笑，說要集資買新沙發，但後來也沒真的買。有天，那沙發被扔到巷口，半夜還被流浪漢搬走了。
廚房裡有人睡著，頭靠著冰箱門，嘴裡含著牙籤。
有一次差點出事——有人喝醉想煮泡麵，瓦斯開了沒點火。他衝進去關掉瓦斯。大家笑得像白癡。笑聲像撒出來的撲克牌，噼哩啪啦砸在牆上。幹你媽燒死你們這些屁精，笑屁。
那夜他也喝多了，倒在別人的大腿上，有人幫他蓋上外套。電風扇在牆上轉得快，吹亂他耳邊的頭髮。有人問：「你喜歡我嗎？」但太小聲，他沒聽清楚。也可能是他裝作沒聽清楚。凌晨三點，有人搖他，說：「要不要回家？」他迷迷糊糊地點頭，結果還是睡到天亮。
起來時喉嚨乾，腳麻，外套被別人蓋走了。
後來就不常見面了。有人說要去當兵，有人搬去外縣市，有人考上研究所，有個人談了戀愛，有個人不知道去哪了。再後來，有個人得病，住院，走了；人不見了；去了國外，寄了幾張風景明信片，之後就沒有消息。有人還活著，但再也沒主動聯絡。
散場的電影，字幕拉得飛快，沒人能全部看完。
他想起那張沙發，破掉的地方最後用膠帶貼住，貼了還是會掉。他想起廚房裡那包過期的泡麵，好像一直沒人丟。有人在窗邊看著夜晚的街，又抽了一根菸，說：「如果可以這樣過一輩子就好了。」他沒回答。當時只想著，明天早上會不會頭痛。
這麼多年過去，他不確定自己到底記得了誰，還是只是記得那間房間，光影和聲音組合出的幻象。夢過的東西，留下味道。是誰先不見的？
也不知道，是誰最後一次離開時關了燈。
房間裡的菸味早散了，酒瓶被回收車收走，棉絮被風吹到巷口的水溝。錄音帶也發霉了。
人都不在了。沙發還在他記憶裡，裂口一張開，就掉出聲音來。
他們曾經來過，來過這裡，坐過這張沙發，喝過這個杯子裡的水。他沒記得他們全部的名字，可記得笑聲。記得聲音在房間裡打轉。記得鵝口瘡的開口，癒合，又開口的樣子。
記得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
記得鞋櫃裡有雙破掉的靴子，曾有人說，真好看。那些人不在了。他不記得全名，但記得他摸過自己後頸的方式。
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被記得。如果記得了。如果可以這樣過一輩子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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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機構的房間比他想像得乾淨太多。
白牆，薄窗簾，木質地板，節能LED燈管。像是一個收納空間，讓人住進來，要人好好歸檔。床旁的桌上，已擺好漱口杯、水壺、摺得整整齊齊的毛巾。抽屜裡有一包新的紙尿褲，還有一份說明小冊子，寫著「本機構致力於尊嚴照護與全人關懷」。
他坐下，背靠在彈性已鬆軟、疲乏的靠墊裡。有人遞來溫水，帶著消毒水的味道。他小口喝了，彷彿整個世界都重新過濾過一遍。窗明几淨得像是無聲的嘲諷。那些灰塵，菸味，舊牆角的黴斑，那些朋友們的笑與呻吟，都不在這裡。
他從袋子裡摸出了今天的藥錠。吞下。喉嚨裡沒有太大感覺，但胃那裡，還是微微泛起了一點記憶。存在過，無須證明。水滲入紙頁的聲音。
白天的走廊，有人坐著曬太陽，有人拿著老花眼鏡翻自由時報，有人低頭午睡。照護員們的步伐很輕，聲音像經過訓練，不驚擾任何人。放飯的時間到了，就有餐車送來像便當一樣的托盤，菜切得碎碎的，飯量不多，湯鹹而不香。漂著黃瓜切丁。還有少許的蛋花。
第一天晚上，他睡得很淺。半夜三點醒來，窗外是一整塊深藍色的天。無星辰，無聲音。他以為聽見了什麼。是天花板上的燈微微閃著，是省電燈泡的殘餘餘光。他伸手，摸到床邊桌上的紙盒。打開，是那些照片、信件、沒有寄出的卡片、還有那張從泰國來的明信片。
他一張一張拿出來看，沒開燈，只靠外頭滲進來的一點夜光。「我們五個在礁溪」。摸照片邊緣翹起的地方。摸著時間的殘邊。以後要活久一點，把這城市看完。——幹這城市的每一個男孩。而他真的活到了這樣的年紀，把城市看到了現在：那些地方關了拆了賣掉了，變成精品旅館，咖啡廳，抓娃娃機。也許，是沒有名字的空地。
變成，他們。在與不在的。
活著的。死的。美麗地死的。醜陋地死的。
而他還記得房間裡的沙發，一躺下去會陷進記憶裡。記得酒瓶在地上滾動的聲音，撞到櫃腳又慢慢停下。某人問說，「我們就這樣，活著到永遠好不好？」其他人靠在牆邊笑得喘不過氣來，說幹你講什麼白爛問題，電影看太多喔？那一晚，好像真的活著過。
天快亮的時候，他迷迷糊糊睡去。夢裡是那條公車線，從西門、南京西路開到民生東路。他抓著吊環，車上坐著的，全是那些人：阿福、大巍、阿強，還有他想不起名字的那幾個。大家安靜地坐著，車掌走過來說：「準備下車囉。」但沒有人動。
醒來時，他躺在床上，窗外天光柔亮。他睜開眼，那張泰國的明信片不知道從哪裡飛出來，掉在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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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員敲門，問他要不要吃早餐。他點點頭，說聲「好」。聲音很小，但對方聽到了。
他吃完早餐。坐在窗邊。陽光落在地板上，拉出一條長長的光帶。幾隻鳥從外頭飛過，影子掠過玻璃。他沒有動，只是靜靜坐著。他想起。
——那個晚上，牆角的橘子發出微妙的氣味，像汗，像快過期的吻。大巍一進門就說：「有人帶菸嗎？我那包掉進水溝了。」然後把襪子丟到窗邊，準備赤腳跳舞。錄音機是壞的，齊豫的聲音拉長變調，好像哪個靈魂在戒斷。阿福戴了一頂假髮醉醺醺地來，說今晚他要當女主角，然後在浴室門口吐了灘黃綠綠的胃酸。
有人拿香水試著蓋掉那味道，結果整間房聞起來像剛失戀的化妝室。
有人在角落說：「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都已經死了，只是沒被告知。」然後喝一口沒人承認帶來的威士忌。他眼神空著，誰都早就不是第一次這麼想。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中午的活動要開始囉，大哥要不要一起來打橋牌？」照護員問。他轉頭看她，輕輕點頭，然後又搖頭。他不是很確定自己想要哪一種回答，但在這裡，點頭與搖頭之間，也許沒有太大分別。大哥你的頭。
幹。已經活到大哥的年紀了。多好。多不好。
他起身，腳步有點沉，一點一點地往門外走去。門口的光打在他額角的皮膚上，那裡曾有一顆痣，後來切掉了，留下淡淡的疤痕。
他走出去。空氣飄落著光與塵，沒有舊牆的黴斑，沒有誰的香水與體溫。但他仍聽見某些聲音，從紙箱，照片裡，夢的邊緣裡傳來，像有人在遠方輕輕說：「你還記得嗎？」
他沒有回答。
長廊窗邊，他看見遠方有幾個年輕人騎機車路過。玻璃窗那邊，聽不見的笑聲傳了過來。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他沒走。沒有說話。光從玻璃上反射，照到他眼睛裡。那是一張臉。不是他的。
但也不可能是別人。在那遠方記憶裡的公車站，有人買了票。走了。
有人翻開報紙，咳了一聲。沒有離開。等下一班車。
2025年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