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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   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嬰兒涉過淺塘》;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阿姨們》。作品多次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以及《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   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Nov 15, 2020

〈我總是不願意回想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回想起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其實我總是不願意回想的。那是一個分裂的時代。與不信任的時代。身為一個同志,那個年代是我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年紀。經歷第一次的同志大遊行,然而同志權益不斷在公領域落空。那個年代的青春少年同志對世界充滿熱情,對愛情懷抱憧憬。奮不顧身地愛了。
 
像嬰兒一樣。然後被不斷失落的愛情碾軋。而至覆滅。
 
曾有一個同志學長問我,「1999年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這個世代,為何全都是在1999年『出道』?」見鬼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同時也是陳水扁第一次當選總統、乃至連任的時代。而馬英九也在同一個十年「班師回朝」。台灣社會快速分裂,那是個不信任的時代。
 
然而,不管誰當總統,在那個十年,對於同志而言似乎都一樣吧?畢竟2008年國民黨即已再次執政——「同性戀,並不是和同性上床的那些人。同性戀是見不到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也不想見的那些人。」
 
所以是我們的裂縫。我們是男同志,我們與世界之間,曾經有一個那麼巨大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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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回想。但我回想。在你我立定之處的此地,此刻,此時。彷彿台灣已經緊握了平權的「什麼」之際。那個十年,裡邊的各種過程,毀棄,重組,之後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所能夠發生的那些社會的變遷,或許都該是有意義的吧。
 
於是我回想。政治的。文化的。流行的。像是HIV/AIDS,像是California Gym,像是,安室奈美惠。「一切都是隱喻。」都象徵著什麼。比如說,數過西元2000年的那時,千禧蟲沒毀壞銀行交易系統,時至今日已經退休的安室奈美惠,在2000年的第一個元旦推出了單曲〈LOVE 2000〉。那個十年的前半,快歌是張惠妹,蕭亞軒的天下,而蔡依林的〈舞孃〉則在2006年成為舞池經典。
 
男同志們搔首弄姿。成為白蛇。成為青蛇。成為鳳凰。或者雞。在teXound與2F的舞池裡當一個個搖頭擺腦的娃娃。美麗也好。頹廢也好。荒涼也好。那個十年,是整個性別啟蒙時代的裂縫。奇摩交友與網際網路正開始串連我們。我們是美麗的彼此按個簽心吧。然後到網路更普及的時刻,我們有了Gay Map。有了Fuckrace。我們熱愛自己的身體並熱愛與他人交歡。
 
我們不再問「我是誰。」我們甚至不問「你是誰。」
 
我們不問彼此有沒有明天。
 
我們問,「Fuck now?」「Fuck later。」「Not horny。」但Not horny肯定是一個謊言。那只是因為,不好意思你不是我的菜。
 
十年的時間可以讓同志社群成為怎樣的樣貌呢?
 
那幾年,我十五歲,剛上高中。還是處男。耗費數日完成男同志的自我認同不多久,進了位在台北市男孩路的男子高級中學。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年紀,正值花樣年華,青春蕩漾,對世界充滿異樣的熱情,伸出觸角探索所有搽抹過費洛蒙的牆角。對男人也是,像一隻螞蟻。一隻,發情的蟻后。而台北我城,整座城市從世紀末的華麗延伸,舒展,巨大的頹廢正在造就它之後的繁華。像有毒的花蕊,正在不斷舒張,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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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時代——沒有人想看見我們。甚至,連我們自己都不見得想要看見自己。
 
所以你問我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是什麼樣子的?
 
那是屏東高樹國三學生葉永鋕,在音樂課上舉手告訴老師他要去尿尿,那時距離下課還有五分鐘。這個男孩從來不敢在正常下課時間上廁所,他總要找不同的機會去。葉永鋕去上了廁所,就再也沒有回來過的年代。
 
那是個,同志們躲在網路的背後,質問著彼此——「究竟那些去遊行的娘娘腔、扮裝皇后憑什麼代表我們這些『正常男同志』?」的時代。那是個,講到舞廳講到迪斯可,就必定會被與藥物汙名、濫交、與HIV/AIDS連結在一起的時代。那是個沒有人願意承諾彼此終身的時代。那是個,即使談了戀愛還是不禁自我懷疑,「就算現在再好,到最後還不是一樣會分開。」的時代。
 
當人們可以「就代表自己想要代表的立場站出來」的時候,他們缺席了的時代。
 
那是個我們尚且被污名與標籤困縛,受到傷害還得吞下去。甚至進一步傷害自己,的時代。
 
然而也是同一個十年,窗戶正在打開,島嶼正在浮出。晶晶書庫的成立、同志諮詢熱線、性別平權協會對於性別/愛滋等平權運動的諸多努力、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同玩節、以及同志社群內部自發性推動的台灣同志大遊行等等活動,皆使得同志在面對自我、或者想像平時不可見的社群時,有了更多的力量。
 
台灣第一次的同志遊行在2003年舉行──那年僅是只有數百人的規模——而台北西門町紅樓的同志露天酒吧區,也在這個時代開始發展。那個十年,是台灣的同志第一次能夠出現在看得到天空的地方,衣著完整地與朋友「像個正常人一樣地」社交的地方。
 
那確確實實是第一次。
 
我們彼此看見,第一次離開那些餐風露宿的釣人場合比如說新公園、中山足球場、沙崙海水浴場,夏天流汗,冬天淋雨。第一次離開總是位在地下室或者古舊商業大樓不知名單位的酒吧,揮別沾滿衣物的菸味。像辛曉琪的〈味道〉⋯⋯啊那是上一個十年。總之,那是我們第一次集體現身。第一次能夠說,「我在,你也在。」
 
幸好你也在。幸好你還在。
 
那也是光良的〈第一次〉發行的年代,第一次知道天長地久的年代。梁靜茹的〈勇氣〉給予我們勇氣的年代。
 
那十年間,第一次,同志們能夠像個人一樣地,在日常——而非「正常」——的空間裡交流彼此生活經驗與八卦交流,或者互吐苦水,相濡以沫。愛與被愛,分開,然後再次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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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自我認同,有相當程度建立在「與同志社群有所聯結」的慾望之上,同志的集體現身對於促進個人認同有相當正面的影響,即使只是坐著、即使「只是」談天說地,都能讓同志在回歸日常生活後,包紮好各自的傷口,當一個「正常」的同志。
 
即使,事實上所有「正常」都是不正常的。
 
而所有的不正常,也因為其存在,而顯得正常無比。
 
對於愛的追索,對於性的憂懼,對於未曾傷害他人的色愛之幻想,最終回到的問題卻都是:「我們必須先是一個正常人,才能夠值得被愛嗎?」愛滋病?不正常。男同性戀者?不正常。同性戀的性行為?違背社會良俗。不正常。你就是不正常。你的存在,就是不正常。
 
很難想像,2003年首屆台灣同志遊行的參與人數僅寥寥數百人,當時我在其中,多數人遮面蓋臉,站出來了但並不真能站出來。可不過短短十年間,台灣同志大遊行參與人數暴增到六萬五千人,隊伍不僅吸納了來自香港、日本、星馬與中國的同志,異性戀——那些被暱稱為「直(straight)同志」的人們——比例更是與日俱增,一年勝過一年。
 
是異性戀的父母,帶著小孩。是與同志交好的年輕學生們。是一個母親,舉著張牌子寫,「為什麼我可以愛男人,我的兒子不行?」是這些人,讓台灣不僅延續了亞洲首宗同志遊行的傳統,更讓它一舉成為亞洲最大的同志大遊行,參與人數遠高於香港、東京等大都會的數千人規模。
 
因為你的存在,就是正常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值得被愛。
 
也是這十年,教導了我們這樣簡單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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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時間繼續它空前的紀錄……無論我們從文學、電影、音樂讀起,從已經現身出櫃的第一線政治人物身上,再回到每一個我們渡過非常日常時刻的空間裡,那個願望是如此地相似——同志,不僅不髒不噁心,也並沒有比較高貴優雅有才華。同志就只是人。會愛會哭泣。會擁抱會親吻。
 
我總是不願意回想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但我依然記得。是那樣的一個時代,造就了現在的「我們」。
 
無論身在何處,是男是女,還是不男不女,或許只是想要有個家,如此而已。怎樣都很好,無論人們是哪些模樣,都挺好的。那樣的社會正等著我們。我們這麼希望著。
 
那個十年——是的也是那個十年,讓我有了這樣的詩句:
 
「讓我們齊記住街頭的氣候/即使只有片刻/也要在下一次的風雨來臨之前/令一切得到公平與安置」
 
我畢竟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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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不願意回想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2020.Nov.15 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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