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尼朋友說，那個見鬼的白人男子只是看到我們兩個亞洲女生在用英文聊天——在台灣——他就覺得有權力可以介入我們的對話，質疑我們用英文聊天的權利。他說，我們為什麼不用中文。噢我的天，我們兩個唯一共通的語言是英文請問這有什麼問題呢？「使用一種語言」這件事，是需要被許可、乃至於在某些場合你必須被如此要求的嗎？語言本身就是政治的，如同性別是一種政治。
如同，種族與國籍，也是政治。
我的印尼朋友，在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上遇到一件怪事。
她和她的香港朋友在茶會上吃著餅乾，聊天——當然，她們講的是英文——聊著即將到來的台北同志大遊行，聊著關於台北這座城市，關於生活與藝術，與夢想。她們正在享受一個美好的夜晚。這時候，一位白人，突然闖進了她們的中間，用中文質問她們，「為什麼你們是說英文，不說中文？」
她的香港朋友非常有禮貌地說，她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語言，而英文是她們共通的語言。
那個陌生的白人男子，盯著我的印尼朋友，但跟她的香港朋友用中文說，「她從哪裡來？」
「我是印尼人。」我的印尼朋友說。那是她甫搬到台北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將住處與工作都穩定下來，即將正式開始中文課之前，台灣的朋友與室友教她的，一句簡短而溫和的中文。非常得體。適切。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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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白人轉過頭去向著她的香港朋友說，「為什麼她是印尼人在台灣卻不說中文呢？」我的印尼朋友説，曾經在一個時代，印尼華人受到怎樣的歧視與對待。即使是現在，在印尼學習華文依然不是一個便利與可得的選擇。——即使我的印尼朋友想，自己即將要在台灣開始學習中文了，但何必跟這位素昧平生，甚至有些唐突硬要加入旁人對話的白人解釋呢。
「為什麼印尼明明都已經在好些年前解除了對華語的禁令，她要來台灣，卻不花點學習中文？」
我的朋友說，我原本想要放生那個老外。——噢其實那個老外在知道我是「印尼人」之後，他甚至一直強調，用中文，説她是在台灣的印尼人她應該要學中文，但只是跟我的香港朋友說話。他甚至不看我的臉他在那段詭異的對話當中對我指手畫腳，他的肢體語言他的表情，都在談論我。但他不看著我。
「像那些印尼家務幫傭，在去香港工作之前都會先學一些中文。才找得到工作。」
我的印尼朋友說，其實我只是想要安靜地吃我的餅乾。聽到這句話，卻腦袋一熱很想一拳往他臉上貓下去。
那個見鬼的白人質疑我的國家，我的社群，我的社群的歷史以及我的「整個人」。但他壓根不願意看著我，她說。就在他知道我是個印尼人，一個在台灣的印尼女性。他覺得我應該要「融入」台灣社會——至少要講一些中文，應該要這樣，應該要那樣。但他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他。他挾持我們的對話，他介入我和我朋友的聊天，毀掉我的一個夜晚。只是因為他「會講中文」嗎？只是因為他是一個會講中文的白人，男性？是我太敏感了還是怎樣呢？他的中文甚至也不標準。
Rob，我聽得出來的，跟你的中文比起來他的中文肯定是不標準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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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工作之故，我的印尼朋友今年初確定了要搬來台灣的計畫。今年二月吧，我們在香港碰了面。那時她說，台灣的生活，是怎樣呢？台灣的LGBT們過得好嗎？我說——至少在台北，人們算是見怪不怪吧。但其實，其實也就是因為在台北，當妳告訴人家，「我是印尼人，」可能會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率，會遇到人們率先預設了妳是家務幫傭。台灣是這樣。我很抱歉妳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除此之外，台灣的生活應該還算，過得去吧。我跟她說。
但是我錯了我大錯特錯。就在她申請台灣工作簽證的過程中，面臨了遠遠比我的香港同事更加複雜的流程。她被要求提出一種，兩種，三種，四種五種甚至六種的證明，證明她的專業技能，她的過去履歷，她鉅細彌遺的學歷，她的法制地位。她的「良民」紀錄。她的健康證明她的健檢報告。
這些證明送到台灣駐印尼辦事處，又被一再地要求補件。
雖然辦事處並未要求她出具會講中文的證明。
直到七個月後，她才終於拿到了台灣的工作簽證。她的等待像是一個巨大的笑話，她說，有些她被要求提具的證明與證書，最後並未被台灣駐印尼辦事處收取作為辦理簽證之用。
「大概是因為我不是來台灣做家務幫傭吧。」她說。笑笑的。那笑容裡苦苦的。我的印尼朋友說——回到那場「奇遇」，白人，男性，我真的不懂啊。其實我想到我的印尼同胞們，他們與她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跟其他人一樣努力地工作著，但永遠有「別人」預設了所有的印尼人在這裡就是做家務幫傭。印尼人，女性，在「別人」的眼中沒有其他可能了是嗎？所以當我們講英文的時候，當我們用英文對談的時候人們覺得「噢妳們夠聰明了會講英文呢。」——接著就質疑妳，既然如此，妳為何不講中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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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享有某些「特權」，我的印尼朋友說。這些都關乎於個人，關於種族，國籍，與性別。
但如果連在藝術博覽會上我都必須遇到這樣尖銳的質疑——那麼我難以想像，在其他世界的角落，甚至在台灣，對不起Rob我可能要這樣說，我的藍領勞工同胞們會遭遇到的是怎樣的不人性的對待，怎樣的不被當成一個人，一個女性，一個印尼人。然後一個歐洲男性，白人，他可以講著很破爛的英文和不怎麼標準的中文，質疑我。質疑我們。她說。
這樣的想像是很痛苦的。但也因為這種同理的痛苦，我會戰鬥。
我迫不及待要跟台灣國際移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見面了——看看至少有什麼事情是我可以做的。Rob，你知道的，這至少是我可以做的。雖然很少，但是我可以做的。
就跟你為你的LGBT同胞們戰鬥一樣。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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