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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證券金融資訊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Oct 25, 2015

頭上纏繃帶的男人

 
甫下計程車來到花蓮車頭前,那頭上纏著繃帶的男人望我走過來。「先生不好意思,」他口齒有些不清地問我。
 
終於換我遇到他了。那每一個他。
 
我抬起臉來,看著他的眼睛,讓他繼續說下去,等他。等著他說出一個數字。像那些我在每座城市每個火車站前聽聞不同朋友傳遞的故事版本,「我很想回桃園,但差了六十塊。你可以幫我嗎?」我知道我的口袋裡有六十元。我可以給他,畢竟那六十元是就在三十秒前計程車司機找給我的,一個五十元和一個十元的硬幣。我可以幫他。
 
我寧願相信他。能夠擁有心甘情願被騙的自由,其實也是一種幸福。但明明也知的--他就是他們,他是他們其中之一。他是每個火車站前的遊魂,欠缺著回家的路錢,若他們當真是要回家,回到工作的崗位,或者回去某個地方投靠他們的兒子或女兒。他們是車站前的地縛靈,同每一個這輩子再也不會見面的人,索討著無傷大雅的零錢。
 
許多人們會拒絕他們,許多人們不會。
 
我並沒有猶豫。雖然我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或許並不是桃園。我伸手自口袋裡掏出零錢,一個五十元,一個五元。
 
這一切都是錯的。
 
我並沒有多說什麼,還是將那五十五元放進他的掌心,看進去他的眼睛,同他說,這是我僅有的零錢了。我多麼想跟他說,其實一分鐘前,就在我趕著同行的學弟妹們下車衝刺五分鐘後就要開的莒光號時,計程車司機錯拿了兩個硬幣當中的,其中一個。或許是蓄意的,或許不是。我並不介意被騙,但那確實是我身上僅有的零錢。
 
他的額頭上纏著繃帶,繃帶底下滲出非常粗陋的優碘的痕跡。
 
他先看了看手中的五十五元,又看了看我,非常誠懇地說,「我剛從醫院出來。這個周末我回來花蓮,我姓劉,叫劉查朗。昨天晚上被他們打。他們喝醉酒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我明天必須要回桃園去工作,我是幫人割草的。我是原住民,我媽媽是阿美族。我少了六十塊。我回不去桃園。」我聽著。沒有說話,其實我並沒有甚麼話好說,或許他正等我掏出我的皮夾,裡面有幾張一百塊,而我會抽出一張給他。
 
他緊緊將那五十五元攢進掌心。他的掌紋很粗,且亂,屬於做粗工的,無法辨清楚任何掌紋的手。也因此,我絕無可能看清他的命運。
 
他說,「這樣我還差五塊。我明天必須工作。」
 
或許他真的就是需要那六十元。
 
我遠遠負擔得起再給他一百元。而且我不會向他要求,「請把那五十五元還給我。」那樣,他就會有一百五十五元了,他可以搭莒光號或者區間快車在深夜或明天清晨前回到桃園,還可以先在前往月台的地下道前買個台鐵便當。但那同時,我腦海中也浮現出,一個頭上綁著繃帶的男人,行動迅捷地自一個揹著鮮黃色背包的台北青年手中奪走皮夾的畫面。
 
我多麼願意相信他。我願意相信每一個人,如同我相信計程車司機只是誤找了零仙。然而徹底的信任並不存在,徹底的懷疑,也是。
 
猶記得這類故事的另一種結局。正當那車站前的遊魂,反覆向不同的如織遊人兜售著同一類身世的變形與重寫,往來的人潮裏頭會有突然伸出的小刀,割破女人的手袋,男人的背包,隨機地取走裏頭的甚麼財物。有一瞬間,我對他微笑起來,想像那支並不存在--或者尚未出現的小刀--取走我背包裡的電腦。書本。資料夾。讓我一無所有。讓我再把皮夾安置在他的掌心,裏頭有三張百元鈔票,一張五百,一張一千。
 
我想讓他回家,然後換我假扮為火車站前的他們。哪怕只是一天也好。
 
只是我沒有再多說什麼。當他開始描述前一個夜晚如何在小吃攤被「他們」攻擊,我知道,他的故事已經乾了。而我也開始想著,在等待火車啟程回台北之前的兩個小時,我該去花蓮街上吃點甚麼。
 
他想回家。而我只是餓了。
 
我笑了一笑,再次重複,真是很歹勢呢,這五十五塊,是我剩的零錢了。他說,好的,還是很多謝你啊。
 
當他自我的視線邊緣消失,我沒去留意他是否開始尋找另一個人,報出相同的價碼。六十元,或者更多,或者更少。或者,他僅僅只是真的需要那差缺的五元。但我想,兩個小時後,當我從花蓮街上用過晚餐回到火車站,那頭上纏有繃帶的男人仍然會在那裏遊蕩著。
 
而屆時,我才是那個正要回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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