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上纏繃帶的男人

　

甫下計程車來到花蓮車頭前，那頭上纏著繃帶的男人望我走過來。「先生不好意思，」他口齒有些不清地問我。

　

終於換我遇到他了。那每一個他。

　

我抬起臉來，看著他的眼睛，讓他繼續說下去，等他。等著他說出一個數字。像那些我在每座城市每個火車站前聽聞不同朋友傳遞的故事版本，「我很想回桃園，但差了六十塊。你可以幫我嗎？」我知道我的口袋裡有六十元。我可以給他，畢竟那六十元是就在三十秒前計程車司機找給我的，一個五十元和一個十元的硬幣。我可以幫他。

　

我寧願相信他。能夠擁有心甘情願被騙的自由，其實也是一種幸福。但明明也知的－－他就是他們，他是他們其中之一。他是每個火車站前的遊魂，欠缺著回家的路錢，若他們當真是要回家，回到工作的崗位，或者回去某個地方投靠他們的兒子或女兒。他們是車站前的地縛靈，同每一個這輩子再也不會見面的人，索討著無傷大雅的零錢。

　

許多人們會拒絕他們，許多人們不會。

　

我並沒有猶豫。雖然我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或許並不是桃園。我伸手自口袋裡掏出零錢，一個五十元，一個五元。

　

這一切都是錯的。

　

我並沒有多說什麼，還是將那五十五元放進他的掌心，看進去他的眼睛，同他說，這是我僅有的零錢了。我多麼想跟他說，其實一分鐘前，就在我趕著同行的學弟妹們下車衝刺五分鐘後就要開的莒光號時，計程車司機錯拿了兩個硬幣當中的，其中一個。或許是蓄意的，或許不是。我並不介意被騙，但那確實是我身上僅有的零錢。

　

他的額頭上纏著繃帶，繃帶底下滲出非常粗陋的優碘的痕跡。

　

他先看了看手中的五十五元，又看了看我，非常誠懇地說，「我剛從醫院出來。這個周末我回來花蓮，我姓劉，叫劉查朗。昨天晚上被他們打。他們喝醉酒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我明天必須要回桃園去工作，我是幫人割草的。我是原住民，我媽媽是阿美族。我少了六十塊。我回不去桃園。」我聽著。沒有說話，其實我並沒有甚麼話好說，或許他正等我掏出我的皮夾，裡面有幾張一百塊，而我會抽出一張給他。

　

他緊緊將那五十五元攢進掌心。他的掌紋很粗，且亂，屬於做粗工的，無法辨清楚任何掌紋的手。也因此，我絕無可能看清他的命運。

　

他說，「這樣我還差五塊。我明天必須工作。」

　

或許他真的就是需要那六十元。

　

我遠遠負擔得起再給他一百元。而且我不會向他要求，「請把那五十五元還給我。」那樣，他就會有一百五十五元了，他可以搭莒光號或者區間快車在深夜或明天清晨前回到桃園，還可以先在前往月台的地下道前買個台鐵便當。但那同時，我腦海中也浮現出，一個頭上綁著繃帶的男人，行動迅捷地自一個揹著鮮黃色背包的台北青年手中奪走皮夾的畫面。

　

我多麼願意相信他。我願意相信每一個人，如同我相信計程車司機只是誤找了零仙。然而徹底的信任並不存在，徹底的懷疑，也是。

　

猶記得這類故事的另一種結局。正當那車站前的遊魂，反覆向不同的如織遊人兜售著同一類身世的變形與重寫，往來的人潮裏頭會有突然伸出的小刀，割破女人的手袋，男人的背包，隨機地取走裏頭的甚麼財物。有一瞬間，我對他微笑起來，想像那支並不存在－－或者尚未出現的小刀－－取走我背包裡的電腦。書本。資料夾。讓我一無所有。讓我再把皮夾安置在他的掌心，裏頭有三張百元鈔票，一張五百，一張一千。

　

我想讓他回家，然後換我假扮為火車站前的他們。哪怕只是一天也好。

　

只是我沒有再多說什麼。當他開始描述前一個夜晚如何在小吃攤被「他們」攻擊，我知道，他的故事已經乾了。而我也開始想著，在等待火車啟程回台北之前的兩個小時，我該去花蓮街上吃點甚麼。

　

他想回家。而我只是餓了。

　

我笑了一笑，再次重複，真是很歹勢呢，這五十五塊，是我剩的零錢了。他說，好的，還是很多謝你啊。

　

當他自我的視線邊緣消失，我沒去留意他是否開始尋找另一個人，報出相同的價碼。六十元，或者更多，或者更少。或者，他僅僅只是真的需要那差缺的五元。但我想，兩個小時後，當我從花蓮街上用過晚餐回到火車站，那頭上纏有繃帶的男人仍然會在那裏遊蕩著。

　

而屆時，我才是那個正要回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