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本身就是政治

身份政治——身份，即政治。某種程度上，我一直認為，身為男同志，是我個人生命中一筆極其重要的寶藏。

那筆寶藏，並不來自於受害感，而是來自於被迫提問。

「我是誰？」

我為什麼和別人不一樣？又為什麼，台灣，好像和他們所說的，並不完全一樣？

並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這些問題。既得利益者不需要。不需要煩惱，更無需糾結。異性戀不需要為自己的存在，付出額外的解釋。而吃著黨國敘事長大、把權力結構當成自然風景的藍白腦們，更沒有理解的必要。因為世界，本來就是為他們而設計的。

但是當一個人必須在社會的縫隙中掙扎，為自己的存在抗爭，必須反對別人所強加在你身上的標籤與定義，就會開始意識到，所謂正常，所謂理性，所謂中立，只不過是因為，「你從來不需要自我懷疑。」看似穩固的敘事，其實建立在排除、噤聲與選擇性的失明。台灣更真實的脈絡是——它的歷史有著斷裂。它的一部份記憶被抹為空白。以及，從未真正消失的恐懼。國家可以殺一個人。國家可以殺很多人。國家可以殺人全家。國家可以讓一整代人，害怕討論政治，認爲政治「很髒」，認為那些所有挑戰既有威權的人，「都是來亂的」。

身為同志，讓我思考「我是誰」，也就很難不去追問「台灣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知道個人身份可以被否認，被扭曲，被關進櫃子，自然也會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同樣可以被如此對待。

身份，就是政治。並非將性少數的身分政治化，而是權力早已決定了——誰可以理直氣壯地存在，卻又是誰必須不斷證明自己的無害。每一次對自身存在的肯定，都是對霸權敘事的鬆動與抵抗。每一次拒絕噤聲，都是在為更多尚未被說出的記憶，騰出位置。同志身份為我帶來的那份「寶藏」，並不是標誌性的道德優越，而是一種被迫獲得的洞察力。它讓我更早理解，政治不只是制度運作，而是關乎誰被看見、誰被相信、誰有資格定義現實。

也正是這樣的理解，構成了我對台灣更真實、也更不願妥協的國家認同。

那麼，台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轉型正義之所以如此困難，從來不是因為事情已經過去，而是因為恐懼並不會因為檔案被解密、文本被閱讀，就自動消散。恐懼是被內化的，它需要一說再說，需要讓那些空白被點出、被凝視、被放回公共視野之中。

唯有如此，那些曾被迫消失的存在，才能夠被再次記得。

而記得，本身，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