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要過完了這怪異詭譎的一年

　

 ——這2021要過完了，那天在Whatsapp上跟老爺說著話，「還真是怪異詭譎的一年，」他在海的那頭，靜靜地回了一句，「只要我們的家人朋友們此刻都沒事，就稱不上什麼怪異詭譎。」

說得也是——只要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都平安。

他總是這樣，輕輕淡淡地說了句話，就抹去了我的焦慮我對前方尚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件的各式大小煩惱。只是快要兩年沒見了，只是想念。當然是想念，也不需要有別的情緒。COVID-19就是我們這一世代人的世界大戰，分離家人，分離情人，分離朋友。

眼看著2022就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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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進入三級警戒的那幾個月，我終於學會了做菜。

這樣挺好的，有時候就是拉開冰箱，看看老爸老媽又從宜蘭送上來什麼鮮採的蔬菜，用蒜炒、蔥爆都好，豬骨燉妥妥的高湯變成了每個週末最好消磨時間的法門——當然，還有啤酒一罐、Netflix一個下午，就成了。湯煮好了，可以放個三五天，炒菜、做蒸蛋、配扁食麵都好。

也兼去有機超市買菜買肉，後來發現肉品還是市場口的肉攤最為便利又好吃。有時買牛肋條、有時買牛腩，有時則是牛五花。變化著，做壽喜燒，做紅燒牛腩，做油煎牛肉丁，丟一些百里香碎葉下去就香氣噴人。澱粉類有時煮麵，有時則電鍋一鍋飯，宜蘭米或花蓮米都行。

那幾個月——真真切切覺得，一個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竟然那麼少。而宜蘭家裡的一片小小農田，可以生出的瓜果蔬菜竟是那麼地多，按照季節一路過去，四口之家是怎麼也不可能完全吃完的。苦瓜的產季到了，就做苦瓜排骨湯，做苦瓜封肉，做苦瓜燉牛肉。一日三變換，這樣很好。絲瓜則可以炒蝦米，炒干貝，配飯吃一下就吃完。

生活所需，就是三餐飽食，追劇睡覺，也不用去爭搶什麼。

於是開始給自己想像接下來的人生——是不是要搬回宜蘭？是不是換打個清簡一些的工，這樣想像著，在疫情封鎖城市的時間裡頭時間很快過去。我像一隻螞蟻被困在自己給自己建造的迷宮裡頭，看著前方的蜜露滴滴淌淌，我還是去吸取它了很多事情畢竟不是那麼容易放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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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股市多半走揚，全年度全球 IPO 融資額度較去年大增了81%，上市案件數量則較 2020 年成長了51%。流動性增強的市況讓投資人更願意參與投機式的操作——你看看貨櫃海運，就算有人難免滅頂，還是有人一帆風順整路就站在浪尖上。儘管也有人說，那船上載的還是滿滿的韭菜。

有的韭菜跳船了，有的沒有。

另一廂，中國企業在美上市遭到監管風險與地緣政治緊張的雙重打擊——不合規，就退市；而中國證監會也透過政策引導在美上市的企業「回港」上市，或甚至直接回歸滬深A股市場。只是，連「微博」回港上市首日就跌掉7%，接下來的中概股「返家旅程」只怕難以讓讓人看好。

隨意算了一算，今年我的資產總報酬率大概是11%–12%吧，比去年22%–23%遜色一些，散戶要做，其實就是老話一句「buy and hold」，然後就睡覺。

睡覺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重要的。跟吃飯大便尿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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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對港人來說，是個假投票。「僅有愛國者可以參選」像是放屁。誰是愛國者？當然是「他們」說了算。都是放屁。這樣的2021，也就即將過去。

台灣也有投票。四張背後給國民黨用來當作擾亂施政的公投票，沒有一項得到通過，國民黨在自己設定的議題、自己設定的戰場、自己設定的玩法，被全數殲滅。真的好爽。但民主就是這樣，你要能夠為自己的施政辯護，而只要說得夠清楚、夠簡單，我們對這些原本應該是專家決定的公投題目，就能在一次次的論辯當中，慢慢擁有自己的想法。這就是公民的參與。

而台灣始終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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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疫情還沒結束——說個笑話，2022的英文發音唸起來，其實也不過就是「2020, too.」

今天晚上又要去運動了。運動治百病，治失眠，治筋骨痠痛，還兼治酒量差。把每一天每一天過好，就沒有什麼是怪異詭譎的了。而我還在想著他，想著去年二月我們去了斯德哥爾摩、並且在倫敦說了「bye bye」的那個早晨。當時還不知道這一別就是兩年，但我們也沒什麼變化，或許各自老了兩歲，可還是細細密密講著市場，講著「哪一天也都可以做點短線的交易」然後發笑的時刻⋯⋯

2021要過完了，你過得好嗎？我過得還行。

只是我依然思念⋯⋯而縱然這思念起來總是毀滅，我仍不免思念。

這終究是個怪異詭譎的年頭啊。Dear W。

　

〈讓這友善日常延續下去〉

　

臺灣同志大遊行的第19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舉辦實體的遊行，這惆悵的感覺簡直就像小孩好不容易沒有半路死翹翹，半好半壞地長到了18歲，上了大學卻沒辦法去親自參加他的開學典禮一樣。

（是說我爸媽也沒有參加我的開學典禮就是了。）

台灣的遊行真的成人了。今年遊行的主題是「友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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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日常」是什麼呢？是兒童時代的懵懂之間，會有一個大人，在我們對自己前方的路徑感到還沒那麼有把握的時候，告訴我們「無論你往哪邊走，都會有人挺你」。是我們的青少年時代，為了每一次成熟、不成熟、或還不夠成熟的戀愛感到徬徨的時候，讓我們知道，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會有人這麼對我們說——「這個社會正在給予每個人更多的資源，去成為他們自己。」而無論你是同性戀，異性戀。你的選擇是結婚生子，或者不婚不生，從每一座校園到每一個職場，甚至只是和情人在海邊牽手漫步，都不會被側目相待，那樣尋常的日子。

在一個友善的國度，在一個友善的社會，無論你是男是女，是水瓶座或外星人（喂），都可以被「日常」以對。

當然這一切並不是憑空而來。我們要記得的是，三十年前，或甚至更久以前已經有許多許多人開始突破社會容忍的高牆，開始嘗試著撼動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類似那樣凡此種種的，「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台灣同運媽祖婆喀飛的新書《台灣同運三十：一位平權運動參與者的戰鬥發聲》現正熱賣中，請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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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吧，我在高雄駁二特區和朋友瞎混。那港那城，正是夕陽西下的時刻。在港邊的水泥墩子上，坐著兩個裝扮看起來像十七時八十九歲的男孩，右邊那個，就把頭靠在左邊那個的肩膀上。他們那麼自然，那麼地旁若無人，在動漫展喧囂浮躁的人潮裡面，兩人的背影簡直就像是一座合而為一的雕像。把時間也靜止了。

那時朋友問我——我們高中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氣嗎？

我說，我們當然有。（也不想想看我們身為妖女多少年了你不要這麼妄自菲薄好嗎）

但重點並不是當年的我們有沒有勇氣這麼做。而是，經過了十七時八十九年了，當任何一個人，想要跟他的戀人頭靠著頭肩靠著肩，當他們想要這麼做的時候，並不需要額外的勇氣啊。多好。

二十年前需要的勇氣，現在，這裡，臺灣，已經可以是那麼「日常」的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如此「日常」，需要更多人的參與來維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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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今年因疫情的關係（這句話簡直是萬用語了各種場合都可以這樣問候人家），沒辦法舉行實體的遊行。但演出，短講，線上的趴體，一樣都不會少。

也幸而台灣疫情控管得宜，十一月2日起，各種聲色犬馬的場所亦陸陸續續可以逐步恢復原本的營業模式。唱歌的唱歌，喝酒的喝酒，私約的私約（欸），都很好。或許你我還記得，十七十八十九年前，並沒有多少店家「有那個勇氣」在窗口門前掛上彩虹旗。而或許十一十二十三年前，那些掛上彩虹旗的店家，還會被問「那是不是只有同志會去？」

而現在，這些都已經不成問題了。

因疫情關係近兩年時間無法來台的老爺就說，「It's time to spend. Support local economy.」

把你的錢錢拿出來，支持地方經濟。支持你我身邊每一個性別友善商家的生意。讓友善，讓這日常，得以持續。

　

《孽子》：1983, 1986, 2003, 2014, 及其後⋯⋯

青春鳥在不同年代破殼而出，披上新生的羽絨，飛落公園那澄黃的光線。1983年首度成書出版的《孽子》，或許不是台灣文學作品中率先以同志為主題的作品，然而卻無疑是影響最為深刻長遠的一本。

現代的孽子們或許不再去新公園了，也不必再以實體的相本紀錄每隻青春鳥的樣貌——大家都用手中的智慧型手機交友了，而臉書與Instagram，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青春鳥集。同志們現在甚至都已經可以結婚了。然而，照片翻過一張又一張，在交友軟體上左右滑動的「來配對」「不是菜」，相片的顏色與記憶同聲隨時光褪去，城市男同志一代復一代，依然群聚復離散，相濡以沫，而後相忘於江湖。

可1983年直到現在，三十八年的時間，無論這部小說如何「經歷不同面貌的變奏」註1，《孽子》幫助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們曾經是不被喜愛的人，我們曾經是愛滋病的同義詞。孽子之「孽」，是我們彼此在彼此身上找到的，屬於自己族類的共同傷痕。而數十年來，這傷痕癒合的過程，正好與當代同志「驕傲」倡議所主張「做你自己，且別管他們怎麼說」的精神不謀而合。

在1986年，《孽子》由虞戡平執導，首度改編成電影，以當時台灣甚至尚未解嚴的社會背景來看，可謂是一次相當大膽的嘗試。

然而，《孽子》真正在我們的時代爆炸性地（或許，相較於八零年代的小說文本一刷再刷，應該說是『再次爆炸性地』）發光發熱，則是2003年曹瑞原導演、公視製作播出長達二十集的電視劇。當年首播的二月，甚至早於台灣第一次同志大遊行的十月份（與近年來台灣同志遊行動輒十餘萬的參與人數相比，那年從新公園走到西門紅樓的短短路程，僅集結了不到兩千人的參與）。那還是個看到電視上男男親吻，爸媽會尷尬地轉過頭去言不及義聊家裡大小事的年代，那還是個，國中高中對自己懵懂無知的情慾稍有理解，卻不知道如何表述的青春鳥們只能秘密探索著自我認同的年代。

但那畢竟是電視啊——如此強勢的媒介，描述著那麼弱勢的我們。孽子們從現實裡走進了小說，這時，才真正從純文學的殿堂，走進了流行大眾文化的視野。2003年的孽子們，激動地看著當年乍紫初紅的范植偉、張孝全、金勤飾演的阿青，老鼠，小玉，跑過眷村的巷口，跑過公園的荷花池，跑過日式的紅磚樓，跑過狩獵者與獵物竄逃的地帶，也像是跑過了我們的青春年代。

我們像是終於被看到了。終於可以被談論了。

可無論電視小說抑或現實，2003年的荷花池還是荷花池，老鼠依然是老鼠，南瓜，也還是南瓜。那往常為人暱稱為妹子亭的所在，尖聲調笑，或在迴聲舞台上高喊著平時無法言說的，那一個個校園裡令人衝動令人心悸的姓名。有時則只是寂寞，只是不多不少的寂寞。

2014年，曹瑞原再度執導將《孽子》改編為劇場作品，登上國家戲劇院的大台。短短三個多小時的作品，自然無法完全承接小說作品、甚至任何一個男同志個人史的每一個細節——有觀眾驚嘆於劇作廣納形式百川，大膽以舞蹈、聲光、配樂的寫意手法交代《孽子》們的愛恨糾葛，卻也有論者批評劇作過分強求對原著劇情的重現，但為了演出篇幅必須刪減原著內容，而使得同志們「不是愛得死去活來，便是愛得沒有道德倫理，僅突顯同『性』之間性的張揚、愛得極端，卻未見同志之間對於情愛認同的掙扎、與生存於外在世界所背負歧視迫害的壓力。」註2

是啊，2014年那時，台灣同志遊行已經起步走了超過十年，當年的遊行主題是「擁抱性／別‧認同差異」，同志社群與愛家護家爺爺奶奶消失了聯盟的鬥爭正如火如荼，《孽子》的劇場版本究竟要不要如此政治正確（又政治不正確）地「在今日，依舊將這群同志放逐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的邊緣，仍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註3，也在社群內部掀起一陣討論。

幸而孽子們依舊是孽子，我們既不依循任何的道德，也就無需照顧任何人的感情。我們不斷進化著，更高度地參與公共事務，並在政治上集結、形塑了足以在公共政治上爭取權益的主體。孽子們的歷史從小說描繪的七零年代開始，畢竟就是一部邊緣與體制、少數與多數對抗協商的社會史。從逐步被摧毀、被蠶食、被改變、被淨化的新公園，到了終究位於國家邊境、道德禁區的酒吧與舞廳，接著，男同志來到了紅樓廣場。因著遊行，來到街頭。

因著社會的不公，而改變社會。

已經2021年了——2020年重製版本的《孽子》劇場版，或許依然未能回答跨界改編作品「對於男同性戀族群的描繪，是否也在無形中落入社會對其之刻板印象」註4的提問，但孽子們活到現在，迎來同志文化最百花齊放的年代，離開了櫃子，正發覺房間其實寬朗明亮。

或許《孽子》依然是我們的名字。

但是抱歉——經過了這許多年，孽子們終於知道，我們並沒有對不起誰。這一切，可能都是白先勇筆下的那座公園開始，後來的故事，則是所有「孽子」們所共同譜成的。

敬每一位孽子。

註1〈孽子變奏四十年〉白先勇，2020九月https://ctee.com.tw/lohas/art/330760.html

註2〈閹割淨化的舞台劇版本《孽子》〉葉根泉，2014二月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9445

註3同註2。

註4〈開到荼麋花事了《孽子》〉黃婷容，2020十月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62071

台北市的垃圾桶會跑

台北市政府這幾年做最多的事，大概就是把街邊的垃圾桶搬過來又搬過去，完全就是個莫名奇妙。有時候搬到對街，有的搬去公車專用道的候車月台，最荒唐的是有些垃圾桶竟然只是平移個五公尺，究竟花力氣做這種沒意義的事情到底是為什麼。

街邊垃圾桶的普遍設置，是維持市容整潔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當然以台北市捷運站、專用道公車站的普及度（還有便利商店也可以丟喝完的飲料回收等等）來說，丟隨手的垃圾並不是很困難，但前兩天還在某家店前面的垃圾桶，過兩天竟然消失無蹤，整個就是讓人摸不著頭腦。

市政的梳理其實就是在這種小地方看出來的。要做的是便民而不是擾民，至少每個公車站牌都設置一組垃圾桶，並不是很過分的要求吧？

給自己的生日，以及W給我的花

我長得漂亮我知道，生日這天，尤其要謝謝把我生得這麼漂亮的爸爸媽媽。還有把我拍得這麼漂亮又可愛的姊姊。

第18個18歲生日了整個就是成年了兩次。

希望我與所有我愛的人都平安健康。希望大家所愛的人，都平安健康。

希望疫情早日過去，可以趕快見到熊熊。

其實那熊啊，他第一次送我花是2009年。那時我們剛認識沒多久，我才剛寫完了碩士論文，還在咖啡店打工的某個午後，接到一通電話說「羅先生有您的快遞，請問方便收貨的地址是？」我不疑有他，給了咖啡店的地址。那時花店小哥捧著一束玫瑰進門的時候，我驚呼出來。

字卡簡簡單單的，寫著「A new beginning for you.」

誰知道那個new beginning，會一下就過了這麼多年。

昨天下午吧，花送到了我打算辦個小生日會的酒吧。酒吧的朋友還笑說，羅毓嘉你是不是訂花送給自己？我說我哪有那麼無聊，是熊沒辦法來台北，就派花店送來花。他最喜歡送花，一種老派的浪漫。

字卡也是簽著一個W。挺好的。我拍了照傳給他說，收到花了謝謝你。

他說，「我知道那花長什麼樣子。」

嘴還是這麼壞，真讓人喜歡。

36歲也請你繼續指教了，dear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