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地下室的身體

　

他說自己第一次進gay bar是二三十年前，在台北的西門町。地下室的酒吧呢！他說。

　

朋友們就這樣把我的輪椅整台搬下樓，他說。

　

那時，當然還不是這種整車的電動輪椅啦，不然哪搬得動。他說。說完了自己笑。

　

講座未開始時，便與他在電梯前打了照面。待得電梯到達會場所在的樓層，他操作著電動輪椅，熟稔地倒車出庫，順勢對按著長按控制鈕的我頷首示意說，謝謝你。那時並不知道他是為了我的講座而來。

　

一個襖熱的宜蘭午後我照例擬好了今日的講綱，也照例像今日蘭陽平原大風梳洗的雲般脫稿。

　

當我講到台北我城的同志少年史，他坐在那裏和煦地微笑著。有時點頭，有時發笑。我講壓抑的七零年代，講台北的天空和那些牢不可破的櫃子，他蹙眉。有時自動導航讓我講岔了題，我會說，「我為什麼講到這個？」他就和其他人一齊發出歡快的笑聲。他的手臂軀幹和腿都因疾病而明顯地萎縮了，但他的笑容並沒有因此而減損而扭曲。

　

及至講座的QA時間，他向我要過了麥克風，說有些話想要分享。他說－－那次在台北的gay bar，真的已經是好久，好久了。雖然自己是身障人士，但那狹窄的地下室裡邊，他感覺同志、或者同性戀，擁有的生活空間竟比他還逼仄。那是二三十年前的台北。那是一個黑暗的櫃子時代。他說自己的朋友把輪椅整台搬進了地下室，說「要去看看gay，那種gay，你知道的。」

　

他說他知道。他知道活在一個地下室裡的感覺。

　

像他自己被困在一具逐日枯萎的身體裡。

　

後來他台北的工作告一段落，搬回了宜蘭。他說。回到宜蘭便在租書店上班，租書店－－不就是總介於正規教育跟非法文本的邊緣之處－－男的與男的，女的與女的，高校學生、下班的公務員、藍領階級的勞工，都會在那裏看小書。或許牽手。或許依偎。他說。其實也沒甚麼不對的。

　

只是只是，那些牽著的手走出租書店，往往便很快分開了。他說。

　

他說，我近幾年與同志、乃至性權運動也有所交會。主要是因為手天使的緣故。手天使。就是提供我這種身體重度殘疾，甚至更嚴重些，連最基本的性的紓解都不可得的人，的性服務。他說，因此我一直覺得性這麼一件自然的事情，從來就不需要別人來說三道四。他說。

　

為甚麼要去阻攔別人得到快樂呢？

　

若有些人，畢竟連這樣的快樂都不可得。所以需要手天使。

　

他說，我們的學校教育總是教人們標準答案，卻沒有教導我們該如何提出問題－－比如說，像那些與他交會過的手天使們，「有甚麼是我可以幫你的？」

　

講完他又再熱烈地笑了笑。

　

我說謝謝你。

　

講座來到尾聲，我很想問問他，你對於一個美好世界的想像是甚麼呢？

　

但一回神，他已經駕著電動輪椅轉出了會場，很快在轉角處電梯的方向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