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自己第一次進gay bar是二三十年前,在台北的西門町。地下室的酒吧呢!他說。
朋友們就這樣把我的輪椅整台搬下樓,他說。
那時,當然還不是這種整車的電動輪椅啦,不然哪搬得動。他說。說完了自己笑。
講座未開始時,便與他在電梯前打了照面。待得電梯到達會場所在的樓層,他操作著電動輪椅,熟稔地倒車出庫,順勢對按著長按控制鈕的我頷首示意說,謝謝你。那時並不知道他是為了我的講座而來。
一個襖熱的宜蘭午後我照例擬好了今日的講綱,也照例像今日蘭陽平原大風梳洗的雲般脫稿。
當我講到台北我城的同志少年史,他坐在那裏和煦地微笑著。有時點頭,有時發笑。我講壓抑的七零年代,講台北的天空和那些牢不可破的櫃子,他蹙眉。有時自動導航讓我講岔了題,我會說,「我為什麼講到這個?」他就和其他人一齊發出歡快的笑聲。他的手臂軀幹和腿都因疾病而明顯地萎縮了,但他的笑容並沒有因此而減損而扭曲。
及至講座的QA時間,他向我要過了麥克風,說有些話想要分享。他說--那次在台北的gay bar,真的已經是好久,好久了。雖然自己是身障人士,但那狹窄的地下室裡邊,他感覺同志、或者同性戀,擁有的生活空間竟比他還逼仄。那是二三十年前的台北。那是一個黑暗的櫃子時代。他說自己的朋友把輪椅整台搬進了地下室,說「要去看看gay,那種gay,你知道的。」
他說他知道。他知道活在一個地下室裡的感覺。
像他自己被困在一具逐日枯萎的身體裡。
後來他台北的工作告一段落,搬回了宜蘭。他說。回到宜蘭便在租書店上班,租書店--不就是總介於正規教育跟非法文本的邊緣之處--男的與男的,女的與女的,高校學生、下班的公務員、藍領階級的勞工,都會在那裏看小書。或許牽手。或許依偎。他說。其實也沒甚麼不對的。
只是只是,那些牽著的手走出租書店,往往便很快分開了。他說。
他說,我近幾年與同志、乃至性權運動也有所交會。主要是因為手天使的緣故。手天使。就是提供我這種身體重度殘疾,甚至更嚴重些,連最基本的性的紓解都不可得的人,的性服務。他說,因此我一直覺得性這麼一件自然的事情,從來就不需要別人來說三道四。他說。
為甚麼要去阻攔別人得到快樂呢?
若有些人,畢竟連這樣的快樂都不可得。所以需要手天使。
他說,我們的學校教育總是教人們標準答案,卻沒有教導我們該如何提出問題--比如說,像那些與他交會過的手天使們,「有甚麼是我可以幫你的?」
講完他又再熱烈地笑了笑。
我說謝謝你。
講座來到尾聲,我很想問問他,你對於一個美好世界的想像是甚麼呢?
但一回神,他已經駕著電動輪椅轉出了會場,很快在轉角處電梯的方向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