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絕我們他關上門

　

他把我的電話給了每一個想要幫助他的人。

　

幾周以來，我接到早餐店他那短期雇主的電話，接到我從未聯繫的他大學同學的電話。今天我甚至接到台南某教會的電話，電話那頭的男人非常友善地說，他上周去了教會請求幫忙，而這周他又再次來到教會。電話那頭的男人說，他說您是唯一會幫助他的人。

　

我說，我不是。我說我已經救不了他了。

　

告訴每一個為他打電話給我的人「我幫不上忙」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當每一通陌生的電話響起，每一個友善的人提起他的名字，說「我們這裡有一位ＸＸＸ先生，他說您是他的高中同學」，我的心就疼痛一次。但不是說好了我已經不是他的朋友了嗎？二月底那天的松德院區，他不是說，「如果當朋友的前提是要吃藥，那麼這朋友不要也罷」了嗎？我不斷告訴他們，我幫不上忙。每次說出這句話，便感覺我多死去一點。

　

可我救不了他。我真的無法。

　

前天他寫了email給我，他說後悔自己在一間資安像台商的外商公司上過班。我沒有回。我甚至無法讀完它。他或許不知道我已全面封鎖他的電話、iMesssage、他的LINE和Whatsapp。於是他用公共電話打給我，他請求每一個試圖幫助他的人打電話給我。於是他寫email給我。他把我的電話給了每一個願意幫助他的人。

　

可是他不知道一個世界的善念是會被消耗殆盡的。當他的家人拒絕出面，當他的朋友已被他當成不是朋友，我無法永無止盡地給他援助。經濟上的，心理上的，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經垮了。

　

我對電話那頭，台南某教會的男人說，我曾經幫助過他。

　

可是他拒絕我們。他關上門。他離開松德。他說我們策畫一切又說我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

　

但我不是。我已經救不了他了。

　

我說，事情是這樣的，只能麻煩您了。電話那頭的教會男人說，我理解。然後我掛上電話。走到辦公室外頭的陽台開始哭泣。

　

然後那些咖啡店就死掉了

　

然後那些咖啡店就死掉了。

　

明明就是個有著明媚陽光的下午，趁剪頭髮之前的空檔往永康街區晃去。觀光客還是觀光客，推著嬰兒車的夫妻依舊是推著嬰兒車的夫妻，可往巷子裡走，驚訝發現這宅咖啡掛出「暫停營業」的告示，隔壁的烏鴉咖啡則滿是箱箱櫃櫃，老闆娘一個人在裡頭抽著菸，說，YC我們不營業了。

　

像一朵烏雲，遮在永康街六米巷的狹窄的天空，那些咖啡店終於頂不住鄰近住戶的檢舉，老闆們還是決定收手，不玩了。

　

台北巷弄本來是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它們是城市的微血管，開出了各色咖啡店，各有賣點，有的賣音樂，有的賣貓，有的則賣一方安靜。許多年輕的音樂人、劇場人、設計人、寫字人，都在咖啡店安身，思索，讀書，寫作，這難道不是所謂城市文創的根柢？就在特色小店比鄰而居的同時，卻給一條「六米以下巷道不得作為營業場所使用」的自治條例給窒死了。

　

烏鴉的老闆娘笑說，都發局的人那時告訴她，「以後你們還要再開店的話，千萬別再開在大安區。這兒的住戶啊，難搞。」

　

她是說了個笑話但其實我一點都笑不出來。

　

街區的秀異本來就該來自於新進的小額投資，打造不同空間，讓具備各種需求的人們在此地來去，咖啡店有別於一般的餐飲事業，它不製造油煙、也或許不會有太多噪音，可里長們總是來了，說「你們這兒一直被檢舉，年輕人創業不容易，你知道的。」我不知道那句話是甚麼意思－－難道我們要的城市僅是那些在幹道邊的連鎖店、供觀光客消費的伴手禮舖子，難道，一座城市只需要主動脈，卻不需要微血管嗎？

　

六米巷弄正好因為其店租低於幹道，成為孕養特色小店的溫床，它不僅可以孕育咖啡店，手工藝品店，同時更是一座城市之文創的必要條件。我覺得這諷刺極了。

　

在烏鴉咖啡和老闆娘聊了一會兒，幾個朋友來了，指著桌子椅子說，那這些我們就搬回公司去用了，這多少錢？

　

一家店結束，兩家店結束，它意味著的或許不只是「然後這些咖啡店就死掉了」而已。我想起當時徹底死去的師大夜市，想起不再有生命的溫州街，想起，曾經有一個時代我們的城市不那麼注重房產價格，曾經有一個時代，台北市最有趣最富有創造力的咖啡時光都變成記憶。那是租賃街的命運，又是一段充滿回憶的街巷時光即將結束，而幸福的咖啡店，是將沉入過去或者前進未來？

　

曾經有一個時代，在那間間享樂而憂鬱的咖啡店，窗內掛有薛格瓦拉，羅蘭巴特，與寇特柯本的巨幅海報，巧妙定義了咖啡館主人的品味與追求。

　

或許沒有一間咖啡館是不會消失的。但這許多許多人，離開咖啡館之後都去了哪裡？

　

我想起那時村上春樹寫的：「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其實我們都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地了解著－－後來那些咖啡店就死掉了。只是或許，我依然期望著吧，那些如血球般在微血管裡的咖啡店來去著的人們，終於會在另外一家咖啡店的吧台上聚首，從那些人們的臉上看見某間咖啡館的前生，然後猜測著，當它死去了，我們還是能在哪裡，再次遇見它的來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