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業《知識經濟體系的勞工問題》

　

《知識經濟體系中，因生產知識分配不均導致的勞工問題：從父親的經驗談起》



　眾所周知，當台灣國民生產毛額已經突破一萬五千美元大關，此時，島國的經

濟生產模式已經不若二三十年前，極端仰賴重化工業與加工出口區的代工生產機

制，而是進入了一個以知識為導向，經濟體系的強度與韌度將立足於知識的生產

、分配和使用（消費）之上的經濟。企業的經濟效對知識和創新的依賴程度將與

日俱增，而不僅是有形的資源、廠房、勞動力和資本。



　知識經濟時代所需要的員工是有專業知識，有判斷能力，有綜合不同領域的知

識的能力，有解決問題能力的知識工作者。於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誰掌握最新

的知識，活用最新的知識，便能掌握經濟大權。



　歷史也告訴我們，任何人士只要能掌握生產工具便可以掌握經濟大權，享受社

會地位。因此，在農業時代，地主掌握了土地，便掌握了經濟大權，享有特殊的

社會地位。在封建的時代皇帝是最大的地主，享有最高的榮譽。在工業時代，資

本是生產工具，資本家掌握了資本與機器設備，掌握了經濟大權，享受社會特殊

的地位，沒有掌握生產工具的員工，便要為資本家工作，他們的薪資與工作環境

由資本家決定。在知識經濟時代，掌握最新的知識，有能力活用最新的知識，創

新產品，提升產品附加值的，便掌握經濟大權，享受社會地位。



　然而知識經濟體系（這個幾乎已經成為一個美好幻象的隱喻）當中，又產生了

哪些新的勞工問題：知識取得、所得平均分配、就業穩定、非知識工作者淪為弱

勢的保護問題等，當知識被寡頭資本家所佔，對知識掌握相對弱勢的勞工又帶來

哪些重化工業時代不曾發生的衝擊？



　在這篇報告當中，我試圖從自己父親作為機電工程公司管理者的經驗出發，討

論台灣在近年來的知識經濟體系發展當中，如何面對勞工與掌握生產知識與工具

的資方之間所產生的，全新的勞工問題。並且以精密機電工程基於產業利益往大

陸西進，對台灣這方擁有相對較高知識勞動力的勞工所帶來的影響為例，期望知

曉在知識經濟體系之下，勞工與資方如何以生產知識的釋出與共享達致平衡，以

建立更高的互利關係。



　那麼我們開始吧。



　父親任職於某股市上櫃的機電工程公司，專司諸如無塵室建設，捷運列車的機

電系統營造等精密機電工程的進程管理。然而儘管身為管理階層，父親並不是一

個純粹的「管理者」──以父親的學歷（電機研究所碩士）以及在公司內任職的

位階（專案工程經理）而言，他是從勞動階級當中出身，因為傑出的工作表現與

對於工程內容與施工進程的熟悉，而逐漸站到管理階層的位置──在這樣的脈絡

底下，父親在勞／資關係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處於資方與純粹提供勞動的勞工

之間的橋樑。他確實是在知識經濟體系之中被目為「掌握生產知識的人」，他的

專業足以使麾下好一批工程與技術人員聽其號令，一方面，他的位置卻也要面對

來自資方對工程的介入意見，試圖平衡勞方與資方對工程的不同角度。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從我小時候開始，這是父親一直掛在嘴邊對

我耳提面命的一句話。直到年紀稍長我才真正明白，這句話不只單單指出了勞動

階級若不能擁有知識，只能夠一直待在生產架構的最低層被人所管理統馭（而相

對地掌握知識──現代的生產工具──的人所能享有的便是較高的位階），更是

在知識經濟時代開展時，對掌握生產知識的勞工位階定位的精準預言。



　在重化工業領旗的時代，資本（工廠，機器等有形物）是生產工具，沒有資本

的人民可以透過認真工作，努力儲蓄來累積資本，或透過合夥的方式，由一些親

朋好友共同籌款開始創業。因此讓我們走入一點歷史的縱深，在台灣經濟發展過

程當中，中小企業林立，白／黑手起家的大有人在，換言之，人人都有機會擁有

資本。但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是生產工具，擁有知識的人士才擁有生產工

具，才能取得財富，才能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但是今日經濟體系裡頭，知識的

取得，必須要通過學校的正規教育與企業的在職訓練才能取得──一個業主是否

願意付出額外的成本，讓旗下員工接受在職訓練以期獲得更高的生產力，於是形

塑了在現代知識經濟體系之中，關於競爭力提升的許多討論。



　「但是以台灣現在的產業環境來說，許多公司根本就不願意支出或者吸收這樣

的成本，」父親嘆了一口氣，「這麼說好了，當其他公司擁有我們公司需要的人

才，而將他挖角過來所需要的額外成本遠小於『提供一個現有員工進修所需要付

出的成本』時，如果你是老闆，你會選擇挖角別人，還是讓你原有的員工接受進

修課程？──但是幾乎所有科技與機電工程，這些對員工知識水平要求相對較高

的產業裡頭，大家都以『挖角』為提昇公司產業競爭力的主要手段時，你就很難

期待在這個水平的產業平台上，勞工們的素質能夠因為接受進修課程或在職訓練

而有大幅度的成長──這樣的成長其實對企業本身也是有益的，然而多數企業卻

寧可選擇付出較少成本獲致小幅度利益的作法。」



　資方不願意付出較高成本換取更高的勞動效益，這是台灣科技產業界面臨的最

大問題。以挖角的方式做人力資源的短線操作，其實也是相對縮減了擁有知識的

勞工在產業環境當中所能發揮的最大邊際效益，單憑著在業界工作的經驗累積就

可以換取較高（儘管可能只是區區數千或萬餘元）的薪資調整，對絕大多數的勞

動者而言確實是具有吸引力的，然而這絕大多數人卻似乎沒有思考過，唯有接受

系統化的教育與訓練，方能將經驗與知識將互結合，在職場上形成更高並且無形

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就公司內部的人力分配機會而言，自其他公司挖角所需人

才，相對地，也就減少了公司內部原有雇員升遷的機會──這對既有雇員來講是

多麼難堪的一件事情，對公司本身「僱傭行為」的誠信度打了折扣，在這樣的情

況下相互挖角遂成為惡性循環的迴圈。



　在重化工業時代，體力勞動與半技術性勞動的員工，甚至技術性的勞工，雖然

沒有生產工具，無法決定本身的報酬與福利，但是他們可以透過團體協商的力量

改善雇員的薪資，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這也是我們在課堂上一再聚焦的工會與

資方的協調功能──但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似乎具有知識者才有與雇主協商的

能力。換言之，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工會或員工組織為體力勞務或技術性勞務的

員工爭取福利保障人權的功能，將見形式微──近年來人力資源管理科學的發展

，雖然使雇主重視人力資源，但是這些雇主所關心並且提供最佳照顧的，是對他

們最有價值的知識工作者，而不是體力與技術勞動的非知識工作者。



　而父親在公司當中所處的，恰好正是那個「因為掌握知識而具有與雇主協商的

能力與立場」的位置。



　「以一個『管理者』之於公司體系的結構性價值而言，雖然仍然是領一份死薪

水的員工，但是公司對我們這個位階的員工依賴性，較之於在基層提供單純勞動

的同仁來講是大得太多了，」父親說，「因為我們這個位階的人儘管不為公司的

重大工程案提供基層勞動，但是我們卻掌握了工程案的一切細節與進度，指導方

針等等。我們對公司來說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說沒有我們這個不上不下的階級

，這個公司就運作不下去──董事會的那些人懂得如何推動一個工程嗎？懂得如

何讓工程平順地進行下去嗎？講白一點，他們連自己的錢花在怎樣的機器購置案

上都不曉得。我底下那些基層工程師們，懂得如何在眾多合作的廠商之間斡旋嗎

？懂得如何從全面性的角度設計工程進程嗎？──也就是因為這樣，公司寧可提

供我們相對優渥許多的待遇，讓我們繼續對公司業務有所貢獻。不過你有沒有想

過，那些真正對公司的工程案提供勞動的基層同仁們，公司又把他們的福利放在

哪裡？」



　「一間公司的營運，絕對不是只有靠我們這個階層的人所能夠支撐起來的。但

是其他同仁卻都被忽略了。」父親說。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企業主透過修改過去的薪資報酬的制度，以鼓勵員工使用

知識、改造生產程序、創新產品等等以創造企業獲利的最大邊際效益。因此固定

薪資佔員工總所得的比例愈來愈小，股票與其他浮動性報酬的比例則相對愈來愈

大。然而股票和浮動性報酬，基於知識經濟體系的結構，往往更顯集中於掌握了

知識的員工手中──正如我的父親。而父親，也在這樣的結構底下對他的基層同

仁們展現了極大的同情。



　「以股票代替年終獎金其實是非常奸詐的一種制度，」平日一向嚴肅的父親談

到這，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像我這個位階的人在年終往往可以領到市值大

於一整年薪水的股票分紅，而基層員工們能拿到四五個月就該歡天喜地。股票的

釋出一方面等同於貨幣的換發，另一方面也更加能夠把我們這種管理階級繼續綁

在公司裡。我始終覺得這樣的制度非常不公平──公司不願意出錢提供基層同仁

『a promised way to promotion』，而只是持續地將經濟資源集中在看起來

對公司營運最有幫助的管理階級上，殊不知基層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和貢獻，以

致於營造出一個可見的公司基層文化，其實更是一家公司最值得保存的部份。」



　因此近年來科技產業為追求更高利潤，將熱錢投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開發，逐年

縮減台灣本地投資額與員工編制，衝擊到的其實並不是父親這一個階級，而是最

基層的勞動提供者。一個企業願意付出更多的薪水，將具有相當程度知識與經驗

的員工調往大陸市場，領導當地的廉價勞工進行擴廠工程──多付一些錢給某些

個體，卻可以在基層勞工的部份省下更多人事費用，何樂而不為呢──然而對於

台灣本地較不具知識經驗的員工，在工廠與產業結構縮編的過程裡頭，他們卻往

往是被公司首先犧牲的一群。



　在產業紛紛西進的同時，台灣確實應該繼續開放勞動市場，鼓勵台灣勞動市場

之國際化，而非繼續固守其既有利基而仍沾沾自喜，促使台灣本地的知識與非知

識工作者，有機會在國際市場中移動，並且與其他國家勞動力互通。以確保人力

資源能夠獲得充份運用，減少國內勞動市場需求多元化以後，在不同部門，不同

技術，不同職業之間產生的，勞動供需局部不平衡的現象。



　「其實這課題很難啊，因為勞工問題，其實不能光靠資方和勞方之間的協調來

解決──那基本上根本沒有辦法hit the right answer，政府的角色就變得非

常重要，勞工，資方，政府之間的三角關係如何均衡，我想這個課題在台灣廣大

的勞動市場上仍然有很大討論的空間。」父親為這回的談話做了一個小小的結論

，令我驚訝的是，這竟和我們進行了一整個學期所聚焦的議題不謀而合。



　在工業時代的後期，很多員工因為遭受到技術變化，產業與經濟結構變遷的衝

擊，而失去其原有的工作，變成結構性失業人口。政府如何正視這樣的問題並且

另闢蹊徑謀求解決方案，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當知識經濟時代真正降

臨，無論我們是否準備好任何機制予以因應，全球化、自由化、技術快速提升知

識將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的時代，政府已無法像過去一樣單純透過法令規範的

實施，使勞動市場發揮公平分配就業機會與所得的功能。但是政府也許可以通過

一些能兼顧企業的發展與創造「良好」就業機會的總體經濟政策，來達成社會的

安穩，經濟的永續發展。而所謂良好的工作是指能夠提供不斷提升的薪資，安全

的工作環境，穩定的就業機會，足夠的在職訓練機會，以便個人生產技術與工作

知識不致在知識經濟時代有過份的落差。



　我敬愛的父親，也這麼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