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hoto
1985年生,宜蘭人。紅樓詩社出身,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   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嬰兒涉過淺塘》;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多次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以及《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   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Oct 29, 2018

為了自己的同胞戰鬥


我的印尼朋友說,那個見鬼的白人男子只是看到我們兩個亞洲女生在用英文聊天——在台灣——他就覺得有權力可以介入我們的對話,質疑我們用英文聊天的權利。他說,我們為什麼不用中文。噢我的天,我們兩個唯一共通的語言是英文請問這有什麼問題呢?「使用一種語言」這件事,是需要被許可、乃至於在某些場合你必須被如此要求的嗎?語言本身就是政治的,如同性別是一種政治。
 
如同,種族與國籍,也是政治。
 
我的印尼朋友,在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上遇到一件怪事。
 
她和她的香港朋友在茶會上吃著餅乾,聊天——當然,她們講的是英文——聊著即將到來的台北同志大遊行,聊著關於台北這座城市,關於生活與藝術,與夢想。她們正在享受一個美好的夜晚。這時候,一位白人,突然闖進了她們的中間,用中文質問她們,「為什麼你們是說英文,不說中文?」
 
她的香港朋友非常有禮貌地說,她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語言,而英文是她們共通的語言。
 
那個陌生的白人男子,盯著我的印尼朋友,但跟她的香港朋友用中文說,「她從哪裡來?」
 
「我是印尼人。」我的印尼朋友說。那是她甫搬到台北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將住處與工作都穩定下來,即將正式開始中文課之前,台灣的朋友與室友教她的,一句簡短而溫和的中文。非常得體。適切。大方。
 
 
 
 
那個白人轉過頭去向著她的香港朋友說,「為什麼她是印尼人在台灣卻不說中文呢?」我的印尼朋友説,曾經在一個時代,印尼華人受到怎樣的歧視與對待。即使是現在,在印尼學習華文依然不是一個便利與可得的選擇。——即使我的印尼朋友想,自己即將要在台灣開始學習中文了,但何必跟這位素昧平生,甚至有些唐突硬要加入旁人對話的白人解釋呢。
 
「為什麼印尼明明都已經在好些年前解除了對華語的禁令,她要來台灣,卻不花點學習中文?」
 
我的朋友說,我原本想要放生那個老外。——噢其實那個老外在知道我是「印尼人」之後,他甚至一直強調,用中文,説她是在台灣的印尼人她應該要學中文,但只是跟我的香港朋友說話。他甚至不看我的臉他在那段詭異的對話當中對我指手畫腳,他的肢體語言他的表情,都在談論我。但他不看著我。
 
「像那些印尼家務幫傭,在去香港工作之前都會先學一些中文。才找得到工作。」
 
我的印尼朋友說,其實我只是想要安靜地吃我的餅乾。聽到這句話,卻腦袋一熱很想一拳往他臉上貓下去。
 
那個見鬼的白人質疑我的國家,我的社群,我的社群的歷史以及我的「整個人」。但他壓根不願意看著我,她說。就在他知道我是個印尼人,一個在台灣的印尼女性。他覺得我應該要「融入」台灣社會——至少要講一些中文,應該要這樣,應該要那樣。但他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他。他挾持我們的對話,他介入我和我朋友的聊天,毀掉我的一個夜晚。只是因為他「會講中文」嗎?只是因為他是一個會講中文的白人,男性?是我太敏感了還是怎樣呢?他的中文甚至也不標準。
 
Rob,我聽得出來的,跟你的中文比起來他的中文肯定是不標準的。她說。
 
 
 
 
因為工作之故,我的印尼朋友今年初確定了要搬來台灣的計畫。今年二月吧,我們在香港碰了面。那時她說,台灣的生活,是怎樣呢?台灣的LGBT們過得好嗎?我說——至少在台北,人們算是見怪不怪吧。但其實,其實也就是因為在台北,當妳告訴人家,「我是印尼人,」可能會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率,會遇到人們率先預設了妳是家務幫傭。台灣是這樣。我很抱歉妳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除此之外,台灣的生活應該還算,過得去吧。我跟她說。
 
但是我錯了我大錯特錯。就在她申請台灣工作簽證的過程中,面臨了遠遠比我的香港同事更加複雜的流程。她被要求提出一種,兩種,三種,四種五種甚至六種的證明,證明她的專業技能,她的過去履歷,她鉅細彌遺的學歷,她的法制地位。她的「良民」紀錄。她的健康證明她的健檢報告。
 
這些證明送到台灣駐印尼辦事處,又被一再地要求補件。
 
雖然辦事處並未要求她出具會講中文的證明。
 
直到七個月後,她才終於拿到了台灣的工作簽證。她的等待像是一個巨大的笑話,她說,有些她被要求提具的證明與證書,最後並未被台灣駐印尼辦事處收取作為辦理簽證之用。
 
「大概是因為我不是來台灣做家務幫傭吧。」她說。笑笑的。那笑容裡苦苦的。我的印尼朋友說——回到那場「奇遇」,白人,男性,我真的不懂啊。其實我想到我的印尼同胞們,他們與她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跟其他人一樣努力地工作著,但永遠有「別人」預設了所有的印尼人在這裡就是做家務幫傭。印尼人,女性,在「別人」的眼中沒有其他可能了是嗎?所以當我們講英文的時候,當我們用英文對談的時候人們覺得「噢妳們夠聰明了會講英文呢。」——接著就質疑妳,既然如此,妳為何不講中文呢?
 
 
 
 
我知道我享有某些「特權」,我的印尼朋友說。這些都關乎於個人,關於種族,國籍,與性別。
 
但如果連在藝術博覽會上我都必須遇到這樣尖銳的質疑——那麼我難以想像,在其他世界的角落,甚至在台灣,對不起Rob我可能要這樣說,我的藍領勞工同胞們會遭遇到的是怎樣的不人性的對待,怎樣的不被當成一個人,一個女性,一個印尼人。然後一個歐洲男性,白人,他可以講著很破爛的英文和不怎麼標準的中文,質疑我。質疑我們。她說。
 
這樣的想像是很痛苦的。但也因為這種同理的痛苦,我會戰鬥。
 
我迫不及待要跟台灣國際移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見面了——看看至少有什麼事情是我可以做的。Rob,你知道的,這至少是我可以做的。雖然很少,但是我可以做的。
 
就跟你為你的LGBT同胞們戰鬥一樣。她說。





 

Oct 25, 2018

護家盟在那邊吵屁啊粉紅色背心自己都不覺得很gay很諷刺嗎

一、這週末就是一年一度的台灣同志遊行了。遊行在即,公投在即,明明是關鍵的一年,想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少了些興奮,卻多了些精神上的疲憊。可能是每天在捷運站出口在公園看到那些粉紅色背心發著愛家公投的傳單,可能是,近兩年以來高度勞動的身心對議題的疲勞,可能是戰線從2016年底一路拉長,拼的是那一口氣那公義那法律上的平等,反而個人要不要結婚,變得漸漸無關緊要。
 
其實也有可能就是年紀到了。荷爾蒙濃度下降,對憤怒不再敏感,對愚蠢,竟然也開始變得寬容,能夠一笑置之。
  
但還是重要吧。——年紀到了,和朋友們聊起的話題,竟清一色都是生老病死,這麼貼肉的語句,病了瘋了,生了死了,有人要在遊行前夕送別家裡的長輩,也有人正調養身體準備懷孕。有人問起,你跟老爺生不生?啊,是啊,現實這樣輾過來一段關係終歸必須面臨關鍵的年紀。生了在哪兒養,在哪兒教,得投注哪些可動用的資源而這些思量,跟「相愛的人就應該讓他們結婚」的情緒動員,竟可以不甚相關。
 
 
二、或許季節轉換,或許情緒的勞動,也或許,是追求渴望一個「家」而功敗垂成的所有努力,終於讓一些朋友垮掉了。幾個朋友最近陷入巨大的憂鬱——他們問,這樣子對於「家」的想望,是正確的嗎?是值得的嗎?
 
他們一邊試圖矯正自己的憂鬱,另一邊,震天價響的戰鼓卻是宣稱著「愛家」的人們告訴每一個同志,你不值得。不可以。不應該得到幸福。你最好不要來碰觸任何關於「家」的定義,因為你不是。不是正常的。而我的憂鬱的朋友們,有的來自單親家庭,有的家庭則一如那些意圖把持家庭定義與操守的妖魔鬼怪們般,有一個爸爸,有一個媽媽。
 
都什麼時候了,他們依然要被告知,你不值得擁有一個家庭。即使是最微薄的,兩人相知相守那樣的、只需要兩個人彼此肯定的幸福與快樂,也不可以「染指」。
 
我不知道這樣的傷害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才會終止。我不知道。我只能在朋友傳來求救的訊息時,説,「出來走走吧。」有時我們坐在餐桌邊,有時則只是在路邊的板凳上喝著珍珠奶茶,笑著笑著就哭了,哭完了,還是要問,「為什麼不可以。」
 
只是想要一個家,哪這麼難?
 
性別當然是政治的,結婚就讓他們去吧。也有朋友說,「遊行完了,落單才是真的。」我知道,其實他跟我一樣,想要有個家。只是我們迄今尚未被允許。
 
 
三、這幾年,年齡相近的朋友們面對人生的分水嶺。有些人投入了婚姻投入了育兒的無間地獄。有人說,生了兒子才知道為何會有婆媳問題——「我兒子這麼可愛,誰敢把他從我手中搶走,老娘就跟他拼命。」然後接下來說,下一個想要生女兒。
 
這當然是個笑話。而家庭啊家庭,這麼多人擠破頭了想要進去,卻又有更多人糾纏著想要脫身而不可得。
 
或許,所有的新的典範,都是靠著非典型的離經叛道者在拓展吧。或許,一個爸爸很好,一個媽媽也很好,誰說單親必然不幸、隔代教養肯定出問題,又有誰敢說,兩個爸爸兩個媽媽,一定對孩子有害?——除非,除非克服了千辛萬苦克服尋找代理孕母漫長的法律程序之後,給孩子的只有溺愛而無其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所有的迷思都早已被破除。但他們不聽。該怎麼辦呢?他們只是不聽。
 
如同——曾有一個時刻,我們如今願意擁抱我們的爸媽,也遮起了耳朵不願聽見我們即使身為同性戀也想要被父母所愛的渴望。我們只是想要被愛而已。被自己所愛的人愛著。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四、朋友問我今年要走哪一條路線?我說東路線吧。老爺的公司落後同業多年,今年第一次要以公司的名義參與同志遊行。
 
有點遲,但遲總比永遠沒有,來得好。
 
這話我不敢當著他的面說,但我半開玩笑跟朋友講,算是家眷吧。(好了他應該會看到了明天又會被他掐著額頭說,你臭美)每一年都是這樣,他早早幾個月訂好了機票說,我要來。而除了遊行的週末之外,他向來不是會提早安排旅行的人。
 
他好在意。好在意台灣的改變,雖然慢,但慢,總比永遠沒有來到的未來,來得好。
 
 
五、所以你問我遊行的意義是什麼?是性少數的抗爭是政治上的戰鬥與表態,抑或是個嘉年華——各國佳麗絢爛爭艷的舞台?我覺得都是。也許有人從來就不關心遊行的主題是什麼,但還是款好衣服上街去了。有人扮裝,有人沒有。更多人就站在馬路的邊上看著。
 
今年對遊行是沒什麼特別興奮的情緒了。感覺真老。但老得挺好,就是如過去十個年頭一樣跟了他,穩穩走上一段。
 
年紀正好老到能夠覺得,也就是一張選票,能改變些什麼,但認清到有更多事情是選票未必能改變的。所以日常的工作,呼籲,罵咧和譏諷將會繼續。不光是遊行這天,不光是公投這天,不光是,每一次的集會與遊行。而這是我們的生活——這是我們想要的家,我們的戀愛,遇合,與分離。
 
你們他老師的護家盟在那邊吵屁啊粉紅色背心自己都不覺得很gay很諷刺嗎?還是趕緊跪安吧。
 
於是週末又近了一天。於是即將遊行了。
 
準備好了嗎?那麼我們走吧。
 
#TWPride2018
#1124公投兩好三壞




 

Oct 23, 2018

記得對每個人都這麼溫柔,像我這對奶子一樣


她拉開酒吧的木門,腳踏五吋高跟鞋風風火火踩進來,見到我便忙不迭喊,「親愛的好久不見。」她搽著粉紅色的蔻丹,一頭過肩的金髮燙著合宜的捲度,髮梢末端透著些許歷經幾度整燙的毛躁,但掩不住她透出來的興奮神色。她坐下,説,你喝什麼。沒等我回答,她又說,前幾天這酒吧的酒保給了我一個特製的馬丁尼,滋味好得,你要不要試試?
 
我說好。當然好。
 
認識她將近四年了。頭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還是個「他」。
 
在職場上,她以極為強悍的作風在業界聞名,偶然聽聞業界傳聞他在公司裡被稱作是——「那個講話開口總是帶刺的潑辣的惡毒老gay,」下一句接著的,則絕對是,「又能怎麼辦呢?他講的話偏偏是那麼一針見血,專案問題在哪裡都給他一句話說完了。」有一次則聽説他在外頭開會,全然不理會業界對正裝要求的潛規則,一襲入時的合身短褲,配上高筒的彩虹長襪與平底鞋,把所有工作成果不盡如人意的對口單位,罵過一輪罵到人啞口無言,摸摸鼻子回去重新做出合規的成果。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gay」,然而他從來都不是gay。一直要到去年——2017,他才以五十幾歲的年紀,向親朋好友同事從屬,「出櫃」説,他不是「他」,是「她」。
 
姐姐一般的氣口她要我先試那特製馬丁尼。説,不好喝我找酒保算帳。她還挑了挑眉頭。
 
不錯吧?她說。老娘推薦的總是不會錯的你看看。
 
 

 
 
她還是他的時候曾與男人交往——其實交往的一直都是男人,但人們看著他只直觀地認為他是男同志。一個典型的,來自舊金山灣區的gay。可他不是,她説,我一輩子都在跟這種「轉變」的時刻奮戰。打從有意識開始,我總覺得被生錯了身體我以為可以把自己放在男性的身體裡一輩子,可是。可是一切都從這個「可是」開始,年過五十了我想我還有多少時間?人生太短,未來太長,終於誠實面對不應該再這麼下去。
 
跨出去那步——艱難的不只是認同的疆界,而是意味著,過去那些將她看作男人所愛的一切,也都將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她」。她不會再是男同志社群的一份子,她必須重新尋找自己所認同的核心,重新認識自己,和她所愛的人。
 
那遠遠比性別重置手術所經歷的身體的煎熬,還要來得更讓人困惑。坎坷。
 
曾經愛過的人,以及未來即將愛上的人。都因此而變得不同。
 
我展開我的旅程。她說。
 
那是一趟無法回頭也沒有路標的旅程。我的身體不屬於我。從來都不——那不是「變性」手術,手術本身只不過是把我原本的身體還給我,如此而已。我的出生證明給了我一個錯誤的性別,我的父母給了我一個錯誤的名字。這麼多年過後我終於可以成為我自己——她說。
 
把我的身體還給我。
 
 

 
 
「轉變」之後的生活變得非常,非常不一樣。
 
那時在舊金山的電車站有個男孩走過來,非常有禮貌地跟我要了聯絡方式,他說,他覺得我的氣質很迷人。她說。這是我不敢想像的一件事情,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不是我去找他,而是他來找我——你懂得這其中的分別嗎?我是可以被欲求的我是吸引他的。我們出去了幾次,吃晚餐,看電影,而他才不過二十八歲。這其中有一些讓我覺得不安與困惑的成分,比如說,他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下摟我,吻我,而我的年紀差不多可以當他的媽。
 
他的媽媽——是的,那時聖誕節他問我要不要跟他回家,與他的媽媽共進晚餐。她說。
 
我年紀甚至比他媽媽還要大。我的天。她說。
 
這樣不好吧?我覺得你媽媽應該會覺得不開心。尤其我又是一個「這樣的」女人。她說。
 
後來怎麼了呢?我問。
 
他很生氣——他甚至為此跟我吵了很大一架——他對我說,我的媽媽要怎麼看待妳,是她的事情;而我要怎麼看待妳,是我的事情。我們兩個的關係,是我們的事情。妳怎麼可以單方面地為我們三個人擅自做了決定。這是很自私的一件事情。
 
吵完了而那個大男孩在餐廳就這麼把手摟進我的胸罩裡頭,我說,你別這樣,別人在看。她說。他便反問她,有誰在看?其實沒有。他就說,那麼我可以做這件事情吧?她說,可以。當然可以。她說自己那時立刻就哭了。像一個十六歲的女孩意識到自己能夠為人所愛一樣,像那時還未曾被愛情所傷害過地輕易相信了一個美好的可能。可能,而不是結局,因為人生是沒有結局的。
 
我們得這樣繼續過下去。
 
你懂我的意思嗎?親愛的。她這麼說。
 
 

 
 
即使到了要躺上手術檯的那最後的時刻,我的家人還是嘗試著阻止我。她說。
 
但我只是告訴他們——家人不是我可以選擇的,但是我的人生我應該要可以選擇。我告知他們,我做了這個最重要的決定而我會這麼做。你們可以支持,也可以不,但我不會再多說什麼我並不需要你們許可,我過了五十歲了,接下來的日子我想要為我自己,多活一點。
 
她喝完了杯底的最後一口馬丁尼。那馬丁尼有著苦澀而爽口的芳香。
 
像她的人生。
 
談話將至尾聲的時候,她要了簽單並且堅持不要我出錢。她還跟我討了一個擁抱,説,你要記得對每一個人都這麼溫柔。像我這對奶子一樣。
 
我便大笑出聲。我們便大笑出聲。像不曾被生活傷害過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