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濱麵店老闆的卡噌

　　

那天途經豐濱的時候，已經過了午餐時間
小小的街區上已沒幾家店還開著
也或許是因為正逢附近部落豐年祭吧
正想說該不會得在便利商店買東西吃了
的那個時候

就看到便利商店隔壁有家賣黑白切的麵攤

的原住民老闆
的那對渾圓的卡噌

「真的好飽滿啊」

但也真的就過了午餐時間
一問之下赤肉賣完了餛飩也賣完了
只剩下貢丸麵了的那個時候
旁邊一位熟客模樣的大叔突然端了辣椒罐
放在桌子的中間神秘兮兮地說「這個是秘密武器」
「一定要加」

那辣椒罐上還寫著「我很辣」
「跟老闆的卡噌一樣辣嗎」我心想
但我是個好人家的女孩
我沒有說出來

那碗肉燥貢丸麵確實滋味傳統，尋常，無過無失
我撈了點辣椒醬丟進湯裡
哇喔，果然是口味升級的秘密武器
又辣又香，咬破了辣椒籽又是另一番風味
吃完了麵我又撈一匙辣椒
把剩下的整碗湯也風捲殘雲地喝完了

「結帳啊老闆」
老闆問說「有吃飽嗎？」
其實我只點了小碗的麵，當然是沒有的
而且，我還沒有吃到你啊

但我是個好人家的女孩我不會說這麼露骨的話
老闆說「不好意思啦，我們家就只有辣椒醬好吃」

「不會啦，你看起來也很好吃啊」

我是個好人家的女孩
我喜歡露骨的話，但我不會說出來
喜歡吃麵的我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一切變成數字日子繼續在過

 2020年二月15日的晚上，我在倫敦Gatwick機場托運了行李，走進航廈的候機室。第一件事情，當然是尋找酒吧。那時，還不知道接下來十三個多小時的航程，會是其後兩年時間，我唯一能夠搭乘的國際航班。

當時，酒吧的小哥給我點了酒，大約是循例一般，問著「Travel alone? Going somewhere?」

「Home.」我說。

那時候當然也不會知道，這杯The Botanist Gin & Fever Tree Tonic，會是近兩年來最後一杯在台灣境外喝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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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了。國界封鎖的時間像是給我們這一代人習以為常穿梭疆界的生活方式按下了暫停。兩年的時間對我們來說或許並不長，或許，也不過就是從三十幾歲，變成了三十幾歲。五十幾歲的人，變成五十幾歲。然而時間暫停這件事情是可以被習慣的嗎？

兩年以來我竭盡全力懷疑自己——或許我們都是——我懷疑自己所擁有的這份工作，每天上班下班，接電話打電話，回答著我亦不十分確定的問題，看著市場典範的轉移，等待著下一隻黑天鵝飛進無涯的池塘裡掀起過幾日就會平息的漣漪。當初有這份工作其實都是為了他。

他說，你要有一份好的工資，有一個你討厭的工作，讓你下班之後就可以完全不去理會它。

然而當國境關閉這與病毒的無止盡的賽事延長又延長，我們再不像往常那樣三兩週就出現在同一家餐廳的吧台上說笑，開始我會懷疑：這是我所希望的嗎？此前我曾經說，關於生活他不曾安慰我，因為他本身就是安慰。

但若無法見面，彷彿連這樣的說詞對自己來說都變得像是個蒼白的謊言。

兩年了。世界巨變著。

那日聊天的時候我跟他說，雖然這日子實在是太奇怪了，但至少市場讓我們有些不錯的財務回報，如此就覺得，好像還行吧。

他就笑。笑起來也不知是真。還是只是想要給我些安慰。

苦中作樂本來就是必須的。如果苦的時候，還不能有些笑的理由，那麼世界還是趕緊毀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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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過著過著，歐洲許多國家逐漸開放了邊境。兩劑三劑疫苗接連打了，感染數還是觸目驚心地高。從量變，到質變，幾年間，一萬多的累計感染數在台灣已經讓人逐漸麻痺，也不過去年而已，印度一日的感染數三四十萬我們感到沈重，今年呢，美國一日高達九十萬的感染，我們說，噢，Omicron wall。

然後一切都變成只是數字。日子繼續在過。

如果不只是把感染變成數字，日子要怎麼繼續過下去？

美國的朋友們回報著訊息，我感染啦，家人感染啦，朋友感染了。我痊癒了，家人痊癒了，朋友們，也都痊癒了。當然，也有些人死了，那大概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大概，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日子還是要繼續過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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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是嚴守最縝密邊境封鎖的日本，也在今天決定要逐步鬆綁邊境的管制了。有時候我想，如果為了見到他，就這樣把邊境打開吧。世界變成怎樣或許都不關我的事了。

原來CLAMP的《X》說的，就是這樣的心情。

因為未來還沒有決定好。但如果你有一個最重大的願望，得用世界末日去交換，你會怎麼選擇呢？

我的答案，大概會是比較自私的那一個。

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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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媽媽聊天，媽媽說，住樓下的阿姨說她快七十幾歲啦，邊界再不開，以後要出國也玩不動了。阿姨們像是說了一個笑話。又苦苦的。還有那個誰誰誰，兩年沒見到孫子，再不見面，也抱不動囉。家庭的聚合離散，如此簡單，如此艱難。這兩年，許多人轉個身，沒了，說好下次的見面，也就沒有下次。

有時候，對一些人來說，是那麼小的願望而已。

理智上可以那麼簡單，但也只能等待。

而等待總是讓我們感到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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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記得，2009年的那個夏天。他在海的那邊傳了訊息來，說，遠距離不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我會努力做到。我會一直等等等等等著你。

我們一直都好努力了。我也一直等著你。

直到能夠再見的那一天我會讓你點三杯vodka martini，讓你喝到變成一個小孩，連400公尺的距離我都會同意你的任性讓你搭計程車。讓你隨意地說沒有要跟我結婚。然後窩著我說，「好啦，羅毓嘉，你喝醉了。」

一切都會沒事的。

直到我們能夠再見面的那一天。我也會一直等等等等，等著你。

哎。真是，我想你了啊。真是想你了。

讓我喝一杯吧。Dear W。

Merry Xmas to dear W

十年來，日子是這樣子過。聖誕節的週末，要不我飛去香港，要不他在台北。跨年我們則依例是跟各自的朋友，在中環的文華東方，或在台北市政府左近的天臺，看著那一年一年彷彿重複著的花火。重複的生活，規律的慶典，都很好。因為重複讓我幸福。然後再過一週，他會飛來台北，拎著我的脖子跟向我敬生日酒的朋友說——「好啦不准再讓他喝了。」然後為我擋掉三杯酒。

朋友說，他板起臉來的表情實在是威嚴得！讓人不敢造次。

但今年事情產生了許多變化，閉鎖了的邊境，不再往返台港兩地的班機，甚至港龍航空都撐不住撤了市。政治那廂，國安法通過那一陣子他難得起了些情緒，罵罵咧咧投訴港府的作為。而我剪去國泰世華銀行的亞洲萬里通聯名卡，決定不再搭國泰航空——大概也是不能夠了。有那麼多的不能夠。無以為繼。無能為力。

今年畢竟是一個歷史的大漩渦。朋友問我，你跟老爺多久沒見了？我說二月中，從倫敦回來就沒見到了。亦有朋友問，是不是要趕快把老爺弄來台灣。

其實我都想。多麼想。

但他說，yes, but not now。我想，香港畢竟是他的家鄉。要下定決定離開，終究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我說就由著他吧。他是大人了，自己會做決定的。但事態演變得那樣快，每過一個黑夜，又是一個白天，下次的晚餐卻真的不太確定會是何時。今年是那麼奇怪，可科技的演進卻又讓分隔兩地顯得不那麼魔幻——我跟朋友說，若是五十年前，那些因為戰亂而分開的兩個人，生死未卜，寄信講話都不可能，而當代的我們，WhatsApp如此簡單。

我們畢竟是幸福的。那天熊說，I will come back soon to Taipei。他說日子還是這樣過，餐廳酒吧皆封鎖，那就在家煮幾隻大鮑魚，蒸條魚，做了幾個小菜，開幾瓶酒。從冬至開始就是香港人的大日子，家庭聚餐，然後是聖誕節與朋友的相會，再是跨年了。

2020很快就要過去了——這年，他說，還是要多賺點錢。股市的報酬率依然不錯，不過也是這樣的一年，上海交易所的科創板(STAR Market)超越了香港，成為亞洲 IPO 募資最多的交易所；而香港，則撿那些中國地產商分割出的地產管理服務商、教育公司、整個香港的新股上市無一不是中國公司。顯而易見地，香港的「國際」金融正在慢慢地被中國抽乾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呢？直到維多麗亞港被填平，直到港島連結了九龍，直到整個「珠江口大灣區」淹沒香港為止，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而我依然想念他。每當他喝醉就會變成一個小孩的臉，每當他冷著臉說「羅毓嘉你要多賺點錢我要吃晚餐欸」的玩笑。

這種等待讓我感覺毀滅。但充滿愛。

2020改變了許多事情但也讓許多事情變得更加清晰了吧。

時間過去或許時間就會是一切的解答——直到我們下次見面的那一天。Merry Xmas, and happy new year.

My dear W.

His 50 and still fabulous

週五的時候我問他，噯你這個生日的週末要做什麼呀？他說，晚上就和朋友們吃個飯，接下來的幾天，就休息休息。

一轉眼，上回見到他已是我們歐洲旅行的最後那天。當時，誰也想不到，也不過就一個半月之後，整大半個世界火燒一樣的武漢肺炎疫情，會燒得人們無處容身。遠端工作。國境封鎖。視訊會議。強制隔離。郵件往返。一切的一切變得無比超現實，卻又無比現實。

六個禮拜未見。十年多的時間來，這樣的時間間隔已是絕無僅有，可封鎖的時程還在延長，看不到終點的計時加賽，總是讓人心慌。

他說，這不是世界末日。

然後一年過去，明天將是他的生日了。

其實這一年又一年過去，我們並肩見證著整個世界的改變——人們改變著時代的同時，又何嘗不是也被時代所改變著。目擊台灣幽微的痛楚成為龐大的敘事，同志社群中一切形下的愛恨成為的形上的法制的部分，我們一起歷經了三次總統大選眼看著台灣逐漸靠近我們理想中的那個國家的樣子，這所有一切，跟他一起。

這次的武漢肺炎，如此形而下的生與死，帶來的卻是無比形而上的，對愛的痴迷執著，對情的反覆思索。我每天進出公寓，回到家便用肥皂刷著雙手，一天一天，看著國際旅遊警示逐步提升，想的無非是，四月看來已不可能。五月並不樂觀。那麼六月如何，七月呢？再就是八月了。

氣溫上升的時刻他說，希望熱天氣會有所幫助。我猜測著，他想說的是，希望我們可以早些見面。但他沒說出來。

希望我們可以早些見面。但我也沒說出來。或許，也沒有必要。

那天他傳來一個線上的訴願連署，說是要把COVID-19武漢肺炎給「正名」為CCP Virus，中國共產黨病毒。我順手填了，又轉傳給朋友們。我說，可以，這很有趣。他說，不安的世道，人們總是要想辦法給自己找些樂子。

「係我，」於是，也可以用我不熟悉的腔調說起今日的天氣，拿你的語言講相異的街道相左的詞彙，同一句台詞還在反覆——

「你會唔會同我齊走？」

或許吧。而疫病的時刻，我也沒有其他的話了。日子這麼過著。相遇那年。簡簡單單的一個男孩遇到了一個男人，也沒想到事情變得如此尋常，而不尋常。只不過是把生活過下去，就這樣了。那時的自己呀，誰知道呢。

從他的39, 40, 45, 然後明天他即將要滿了50歲。他總是嚷嚷著說羅毓嘉你不要每次都寫那些沒人看的文章，可他罵罵咧咧的時候嘴角掛著笑意。我常說，其實全世界也只有一個人可以這麼對我。而愛情啊，總歸是權力的接受和給予，容許他這麼做，也就是我僅有的溫柔了。

下次什麼時候見到你呢？我想你了。真是。

同我齊走吧。

To your 50, and still fabulous. My dear W. 生日快樂。

那時的自己呀，誰知道呢

　
這趟倫敦與斯德哥爾摩的旅行，完全就是圍繞著瑪丹娜的演唱會而安排的。誰知道呢，去年六月某熊就買好了演唱會門票——那是六月中，反送中的氣氛正在香江沸騰著，誰知道呢，竟會一路延燒半年有餘而震波蕩漾。
　
誰知道呢，新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又鬼魅一般纏繞在東亞的空氣裡頭。
　
而瑪丹娜去年底因膝蓋受傷推遲了演唱會時程，更在一月底宣布二月不得不取消數場倫敦的演出。我們的演唱會票是在二月中旬，她究竟會不會如期演出，誰知道呢。
　
這趟且戰且走的行程，居然也能這麼有驚無險地走完了，誰知道呢。
　
＊
　
出發那天人已經上了機場捷運，朋友傳來防疫中心最新的公告：二月10日起，14天居家隔離檢疫的對象擴大到自香港轉機的台灣民眾。心一慌，慘了，原本跟某熊團進團出經香港回台的班機，這下子也讓我成了居家檢疫的對象。
　
在桃園機場打了電話進航空公司的客服線路，看看能不能幫忙安排個改道吧。等了半天，沒能接通，電話斷了幾次，又打。一轉眼已經要登機前往香港，也不能怎麼辦，收了線。
　
向香港機場的航空公司轉機櫃檯說明狀況，對方兩手一攤，說我們這裡沒有權限處理票務。你看先飛倫敦，請那邊的票務櫃檯幫忙吧。
　
機場裡草木皆兵。人站得遠，每個人都是疑似的感染源，誰也不知道誰是不是中國來的，誰身上恐怕沾染了奇異的病毒，怎麼感染的，不知道。究竟要靠得多近才會被感染，不知道。病毒能在無機物表面上生存多久，不知道。多久才會失去活性，不知道。
　
像是資本市場那句話：人不怕downside，怕的是未知。
　
知道全部，心就定了。什麼都不知道，可能是幸福。但知道一些，不知其全貌，最是恐怖。
和戴著口罩的某熊在登機門會合。說了狀況，他說好。
　
然後他淡淡地說，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的餐廳呀，我們就到了那邊再看看好了。
　
最近的狀況，讓人沒心情安排研究那些。他說。而跟著他旅行這麼多年去過那麼多地方，他最講究的也沒別的，就是吃。唯有吃，也沒別的了。而他說，難有心情。
　
怎麼會有心情？
　
＊
　
幸而倫敦機場的票務姊姊幫助之下，完成了後段行程的退票。便就買了一張單程的直飛回程。心先定了一半。倒還有一半懸著。行程能怎麼樣呢，就還是走吧。疾病總是考驗著人們能夠有多少維持「日常」的心緒，能夠維持多少的人性——薩拉馬戈的《盲目》，寫的不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疾病蔓延的初春你是你自己嗎？可能也不是你可以決定的事。
　
倘若感染了的你，還能是你自己嗎？
　
在斯德哥爾摩在倫敦。我們走路。散步。哆嗦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冰雨之中，縮著脖子縮著手，像兩隻笨拙的鵝或者鴨子，走在城市的水氣之底。羽絨衣濕了又乾，且乾了，又濕。走過幾間博物館，看了幾場音樂劇。與朋友吃飯。喝酒。說笑，酒酣耳熱再走回飯店，然後打呼，然後起床。
　
我們斷斷續續討論著香港呀新加坡呀，日本，泰國，台灣那些遠方傳來的疫情。遠遠的，但又感覺很近。正被非常的疾病緩緩改變著的，我們總有一天要回去的日常。看著新聞裡邊，那些慢慢變得瘋狂的人們，以及，努力著保持理智清明的人們。
　
突然意識到，在這瘟疫的季節，我們能做的事情竟然是如此稀少。
　
＊

行程一路且戰且走，居然也是有驚無險地走完了。
　
某熊得要先去了機場的那個早上，他在飯店房間輕輕地跟我說，好啦下次見呀你自己要小心啊。我說你也是呢。只是下次會在哪兒見面，這回誰也說不得準。居家檢疫讓台灣與香港的會面顯得不切實際，即使是最為方便的日本泰國，也說不上什麼時候，說不定就去不得了。誰知道呢。
　
跟他一起十年多了，這竟然是第一次，斷了線一樣我們得彼此在狂風之中，飛上一會兒。等著能夠降落的天氣。等著能夠降落的地方。
　
這是第一次我覺著微微地憂懼。擔憂失去。擔憂，疫病會不會不斷延長。
　
擔憂疫病將讓我們變得瘋狂。
　
而情人節那天，照例地我們也沒有什麼禮物沒有什麼特別的慶祝。早上起床，我說，欸今天是情人節呀。他說，情人節快樂。我說你也情人節快樂。然後我們並肩看著電視。就知道那是我們的神魂清明，我們的理智如往。
　
我們的日常便這麼下去了跟過去的每個年頭一樣。
　
像是相遇那年。簡簡單單的一個男孩遇到了一個男人。過下去，就這樣了。那時的自己呀，誰知道呢。




　

講愛是俗了，終歸就是生活

　
其實平常公共場所，他不讓我這樣甜膩蹭摩的。怎麼可能。大概酒水下肚，群人講起到底找男友找什麼，合的不合的，各種條件各種純心性的篩選。還得加上另兩個最殘酷的座標：時間，金錢。還真是。酒一杯一杯喝。
　
一轉眼這隻熊又說，其實跟一個人一起，你是要看他的投資價值。羅毓嘉就是個投資啊，十年前一個字兩塊錢、現在！你看他十年來長得算不錯，也沒有壞掉。（我出國都用自己的錢！）那很好，你長大了呀，不是嗎羅毓嘉。
　
其實是每次都講不贏他。好像也不用講贏他。我都說自己是他的作品——那這個夜晚就當作作品的逆襲了吧。我爬過去，摸他的肚子肚子後頸臉龐，他也不反對，他始終在那邊淡淡笑著。
　
過去久了，現世成行。未來，就無所懼地下去吧。愛，講愛俗了，終歸就是生活。也無其他的了。




　

台北曾經有間很gay的書店

　
台北曾經有一間很gay的書店。不，不是公館那全台灣第一間同志專門書店晶晶書庫，它打從開店伊始，打著過分鮮明的性別解放風格，收藏豐富，從性別理論到情色資料，都有。但太過正經，不gay。
　
身為一個gay，那意思是，把所有不屬於gay的空間變gay。扮裝，化用，佔有。在灰階的空間裡頭，硬是將它一丁一點擠出各種色彩，而形成了彩虹。
　
那是1999年前後，台北大東區依然繁華閃閃熠。中產品味生活正從80年代經濟奇蹟淹腳目的台灣錢坑裡慢慢站起。人們開始講究生活而不只是生存，開始需要室內裝修的配置，需要攝影集，需要在客廳茶几上擺幾本北歐室內設計圖鑑；學生的書架上則要有幾本翻譯詩集，幾本冷僻的小說，王德威主編的當代小說家系列，或者爾雅洪範九歌素雅的書背，妝在書架上，也就是品味了。
　
而gay呢？那時候的gay正處在嫌膩了新公園變成了的二二八，有些處所太過明亮，有些角落則老是那幾位公廁玫瑰開著綻放著。夏天沒冷氣，冬天喝北風，這樣的地方，gay得久了，也變得不gay了。
　
所以怎麼說，如果台北曾經有間很gay的書店，當然是敦南誠品，必須是敦南誠品。
　
畢竟除了敦南誠品——哪來那麼好24小時空調的場所，書架高度且剛好讓彼此在兩頭看見對方的眼睛，是的。你在這裡，我也是。
　
夜間的十點，十一點，十二點。
　
與家人同住的gay們總有理由在週末的夜晚出門——你去哪？我去敦南誠品。看書。當然是看書。看看，看那本看米蘭昆德拉的人長得是方是圓，而又是誰在杜達雄攝影系列作品的封面之前流連不去，看是誰偏愛王喜，又是誰眼神直盯著徐君豪。看看書。更多是看看那些看書的人——總有人選擇設計雜誌，有人選擇外國文學，也有人，看心理勵志。喂，grow up吧，身為一個gay，從那些夜暗的80年代活到了20世紀末，這本身就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那是台北男同志文化快速演化的時代。是閱讀的內容好不容易從《孽子》、《逆女》，走過了《荒人手記》的咒詛與祝福，鱷魚寫下蒙馬特遺書……一路《天河撩亂》而齊步昂揚到第一屆台北同玩節的時代。人們看書。從書頁之中找尋適合自己的符號，找尋自己的名字，找尋，另一個，跟自己一樣的人。
　
公園有廁所，書店，當然也有。而俗諺有云：「凡是有男人掏出老二的地方，就會有男同志。」
　
敦南誠品也是。我知道。
　
有人在B1，有人則在二樓。時不時在勁爆留言板上被人揭開的四腳獸的祕密——那時候尚且還是網路撥接都還沒有ADSL更遑論高速光世代與行動網路每個人都有Grindr或Scruff的蜂巢基地台嗶嗶嗶放送著費洛蒙——那樣一個肉身相搏，讀完了書，就把彼此的身體當作一本書，用唇，用舌，從頭到尾讀過一遍。
　
也有人就這麼愛了。在那樣一間很gay的書店前面，與愛人相約。與愛人分離。失戀的時候，便一個人坐在敦南誠品一樓的台階上，看著那一雙雙相似的皮鞋帆布鞋夾腳拖鞋經過。暗自思忖，會不會有哪雙鞋，終於屬於自己。也或許不。每個人，生下來都是一隻寂寞的破鞋，想像著哪天走著走著，便成為一雙。
　
失戀的人走進敦南誠品買下《男身》，失戀的傷心的人走進舞廳，吃了一顆兩顆三顆藥丸，成為一朵妖異的《紫花》。
　
然後來自台灣各地來到台北尋找自己的男同志們，和敦南誠品一齊漸漸老去。愛了又失去了，重新愛了，生活在一起了，有人從此不在深夜踟躕，而是在週六週日的下午和自己的另一半挑選著室內裝修的參考圖鑑了——他們終於認真看這些書了。
　
時間過去，同志的生活成為一種讓人習以為常的存在。至少，在台北。那間書店依然很gay，但也變得，沒那麼gay了。時間過去，像敦南誠品兩側墊高的過道，木頭地板踩著踩著出現了不再密合的聲音。
　
但讓人習慣。自在。舒服。有點gay，又不太gay。
　
敦南誠品是這樣的存在它從來未曾標榜自身為gay所用，卻成為一間最gay的書店。它所陳列的書籍甚至它所在的位置，卻也像那每一個gay gay的街角一樣，面臨著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命運——20年的時間過去了，品味與便利終於讓房價房租漲到很不gay很不酷很不queer的地步，大東區變成了小東區，變成了一個個關閉待租的店面。
　
台北不斷轉變著。那些很gay的潮牌服飾店搬離了東區，轉進中山大同大龍峒，轉進萬華西門大稻埕。品味不再光只是書，而是，生活。生活依然與生存息息相關，20年的時間台灣成為了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男同志或許不再需要一間眼神相互碰觸的書店，而這座城市，繼續開著一間又一間也不知道賺不賺錢的書店。甚至還有專門賣詩集的。這是台北，而廣義來說，這實在是很gay。
　
台北曾經有一間很gay的書店。它明年要熄燈了，可是這座城市的gay還是依然出沒著，把許許多多的角落變得，很gay。
　
或許有人會揶揄，都什麼年頭了，誰還看書呢。
　
挑男朋友，得先看看他的書櫃看他看什麼書。像當年有許多人，在敦南誠品相遇那樣。
　
或許，這個週末就先關掉網頁放下手機，去逛逛書店吧？
　
〈曾經有間很gay的書店〉






　

晚餐九年記

　

情人的週末總是很快過完，一個襖熱的夏，在台北在香港，在世界任何地方，有些並不適宜。比如說慶賀——我們從來不慶賀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接著便九年了。九年來他説，你每次都把我拍得很胖很歪很醜，他投訴，投訴完了每次我舉起手機對著他，他便定住了動作，等我捕捉。

　

可是我怎麼能夠捉得住時間呢？比如說，週末過完了我們各自回到週一的軌道裡去，我罵罵咧咧說，消息來源又不接我電話了是不是在休假的這樣一個週一。

　

追著案子跑，像是夸父追日。

　

沒追到的線索呢，又會在自以為安全下莊的夜晚盛大地啟動。

　

總是這樣——我們被工作毀掉的一個又一個夜晚。然而幸好，也是我們擁有彼此的一個又一個夜晚，拯救了我。

　

我常跟朋友說，我的人生會變成這樣都是他害的是他害我成為一個財經記者，是他害我變得工於盤算，估量現實的利害與風暴。然而也是他害我變得完整，害我揮別過往的傷害，憤怒，與暴烈。害我不再寫詩也能夠如動物般活著。害我，害我在每一個有他坐在餐桌對面的午餐晚餐，都感覺安全。

　

都是他害的。

　

九週年的這個週末前夕我還是和朋友打鬧玩笑著，説，他講比較想結婚的那個人應該要負責求婚。我是不是應該去刷下一只寶格麗的鑽戒，埋在頤宮的鴨腹裡讓他驚喜。

　

可他是不愛驚喜與戲劇化的那種人。像他這樣定定地看著遠方的側臉。且我還不知道他的戒圍，只是這麼看著他方正的手指，他的臉，他胸口的汗漬濕了一片還先問我，欸你有沒有紙巾呀，你流汗流成這樣。

　

他一直照看著。

　

上週五他看了臉書說，他媽的你不要一直講一些無聊的事情，又把我拍得很難看。角度很差耶你。

　

然後他說，欸這乳豬不行。不過小點很好。他媽的我們應該下次專程來吃點心。九年來這個傲嬌始終是最一開始我所認識的那個人，沒有變得更好，也沒有變得更壞。依然讓我看著他的臉，就突然笑出來的那個天外奇蹟。

　

「天外奇蹟」是我們2009年七月底，第一次相見時看的電影。這個隱喻很長。就這樣九年了。

　

他說好啦，不要再講了。吃東西啦。

　

攤開餐牌他問我，要吃什麼？我想這樣很好。我說，你決定啦，你決定。有句話這麼說：「在一起就是兩個人問彼此今晚吃什麼，問到一個人先死掉為止。」這就是最為終極的浪漫了吧。

　

你今晚要吃什麼呢？

　

撩亂天河

　

小時候，曾有幾年住在高雄郊區。那是光害並不明顯的地方，要看見銀河並不困難。只要尋得一塊社區外頭的夯泥地，拉著附近工地的帆布墊著，躺下，眼睛一睜，就是天河鋪流。

　

當時住的社區不大。左鄰右舍皆熟識，大人們自然是不習慣隨意躺下的，他們會拉了桌子椅子，泡一盞茶，說小鬼你別躺在地上啊。我說，那是銀河，他們這才仰著頭，仰著腰，仰著背，看了一看，說，是啊，是銀河。我問，「銀河是從這邊流到那邊，還是從那邊流到這邊呢？」

　

我和爸媽並肩仰望那白銀鋪緞的天河景象，空缺的，卻總是爸爸背後那些叔叔姑姑奶奶。他們在哪裡呢他們屬於哪一個星雲呢。

　

父親不說。我就不問。

　

也不會有人知道天河的流向。但我知道，自己終究不會是他們所欲愛的那種男孩。住在家裡。搬進城市。光更多。星空更少。我追索著自己的命運以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不正常者。直到現在當然我知道自己不是。1999年那時候正值世紀末，我以為我是，但吳繼文告訴我，「你不是。」

　

騷亂的青春如一陌生的帝國，少年們選擇人生，練習人生，像一隻插座般安安靜靜地等著，有幾個綁著馬尾的少年從樓上跳下去。天河會接住他們嗎？接住他們的靈魂不使他們受傷。但不可能。

　

星辰是落寞的守墓人。它看著我們，親手鋪飾自己的棺木。

　

家族史裏頭最正常的人都死去了。最功成名就的人都欠債跑路了。我終於知道自己才是唯一的正常人。並默默地感到失落。

　

我還是那個男孩在城市的天台上凝視一條逆流的天河。與之騷亂，與之極樂。

　

總想念條蒸魚

　

出差抵港的禮拜天晚上，他總是說，我們別出街了，就在家吃吧。今天他燉了蘿蔔牛腩，蒸了條石斑，炒青瓜木耳粉絲，第一次做了綠咖哩。他家姐都來一起。

　

上了桌他先是說，喂你先吃條魚啊。蒸好的魚要先吃，那魚幾個小時前還在游水的，趁熱。

　

他不太動筷子。說是煮飯的人沒可能有食慾的，太熱了。

　

喝著凍透的白酒，他喝完了咳。

　

我叫他不要喝這麼快，你都是每次咳，喝那麼冰。

　

他說你他媽的快點吃啊，那鍋牛腩我昨天下午已經開始做，牛腩不是能當天煮了就吃的。燉得透軟滑香的牛腩跟甜嫩的蘿蔔，配著粉絲一下吃了兩大碗。我說我要吃魚眼睛，他就說，你整只魚頭拿走好啦。

　

我說你不吃多一點？他回我，你下次煮一桌給你爸媽吃就知道。

　

幾個禮拜沒見，飯桌上聊著朋友們的近況，又問，你跟誰誰誰和誰誰誰昨晚喝到幾點？看你們一副準備好的樣子都知道不會吃完晚餐就回家。哈哈。他說你吃綠咖哩要配白飯嗎？裡面電鍋有一大鍋飯。扒完了飯他細細挑著魚骨邊的肉說，你再吃吧。

　

香港的週日總是這樣。像儀式，像習慣。是默契也就不用言明。

　

明天見呢。

　

接下來一個禮拜每天都要跟你吃晚餐。而我在台北的時間，每天每天想念的總是那條蒸魚。

　

因為天就要亮了

　

婚姻平權露出曙光，台灣的天空將會越來越亮。今天卻不禁想－－那時我們年輕時所認識的，早已習於生活在黑暗深櫃裡的人們，這光亮當真能夠一齊照進他們生活的罅隙嗎？
　
當年的他們總是有千千萬萬個理由，說不。
　
說自己已經習慣。已經走上那條假裝自己不是自己的路，他們說，這不是可以回頭的路當他們擁有家庭妻子小孩。當時很想問的是，既然如此你們為何會與我相識呢？你能夠在生活中編織一個巨大的謊言把一切埋進闃黑的櫃子，但你騙不了你自己。
　
即便不是我，他們也將會認識一個又一個男孩。然後他們會選擇離開。然後在男孩心口留下一個疤痕。或者將男孩留在身邊，且把這深櫃造成的扭曲，與傷害，抹在男孩們的身上像是一個唯有年輕時刻能夠留下的瘀青。
　
那條路當真是不可逆的嗎？
　
天空已將亮了。這是性別運動的永晝的開始。陽光終將驅趕永夜，我們將會繼續這慶賀。只是只是，當時的他們去了哪裡？
　
　
＊
　
　
高中大學那幾年我認識他，他，他們。
　
最早還是僅能用留言板尋找彼此的年代。我們在留言板上塗抹著費洛蒙，給自己取著曖昧不明的化名，幾個英文字母、或者只是語焉不詳的代號，然後留下BB Call或者最早最早的GSM電話號碼。
　
他總是用沒有顯示號碼的電話線路撥打給我。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在校園的某處念書，準備高三的學測。他說，我在那邊任教，你念書左近之處，也是我當年婚紗照的場景之一。我說，噢，是嗎？他說是啊，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的孩子也不過就比你年輕幾歲而已。
　
從來只有他找我，我卻無法回撥不顯示的號碼找他。又有一天，他說，我今天在遠遠的地方見到你了。你很好。你跟你的同學看起來那麼開朗，明亮，我希望我的兒子也像你們，無論他是不是gay。
　
我說，你在哪？我覺得我應該見見你。他便不說話。
　
我說如果你不能見我，那就不要再打電話給我。
　
他後來幾次打給我。或許有。或許沒有。只是不顯示號碼的電話我就不再接起了。這麼幾次他就不打了。我想這樣很好，你若不能見我，我們就還是別見面吧。
　
如果他現在撥號給我，我大概還是會認得他的聲音。只是我甚至沒有見過他。
　
　
＊
　
　
那時我問他，你做的是什麼工作呢？
　
他猶疑半晌回答我，自己在某學府頗負盛名的學院教書。剛回來台灣沒幾年，正是助理教授為了升等忙得昏天暗地的時刻，他說，一個人在研究室忙得挺晚，不免覺得安靜，不免覺得寂寞，而被黑暗吞噬。他說，你要不要來找我？我便趁著夜暗深處父母都已歇息的時候去看他。我們彼此吸引，可我漸漸知道，他的櫃子像是一個黑洞即將把我們吞噬。
　
我們見了幾次面，吃過幾頓小小的晚餐。他問我念的是什麼？我說傳播學院。他說，那麼你肯定是同志裏頭最為外放的那些了吧。
　
我不確定該回答他說是，抑或不是。
　
畢竟我不是那種藏得住黑暗與秘密的人。後來相約見面的時候是白天，在校園附近用了晚餐。隔天他傳了訊息來，說明顯是同志的學生問他，昨晚是不是跟我走在哪間餐廳的前面，又問他，怎麼會認識我。他驚慌，他失措，他不知該如何給一個最適切的回答。他說，自己即將要升上副教授了，沒辦法承擔在一個最保守的學院裡頭出櫃的風險。
　
我淡淡回他，你怎麼不回說，我正在準備貴院的某研究所，找了你－－這學門最獲矚目的明日之星－－請益呢？
　
連這點基本的謊言都說不出口，你該怎麼在這櫃子裡，待上一輩子。
　
你打算在那兒待一輩子嗎？
　
他說，我沒辦法。我不能用我的職涯冒險。
　
　
＊
　
　
因緣際會前一陣子遇到他。全在我意料之外的，他說自己終於鼓起勇氣跟自己的妻提起了是否離婚。妻問他，為什麼。他說，便告訴她，緣分盡了。並沒有再多提什麼。
　
他說我沒辦法再騙下去。
　
三十年的婚姻，孩子都已二十六、七。也是時候。
　
是時候了－－他說，自己那個已經十二年的男朋友已該得到他所應該得的，在這多年的隱藏與僅是靠著午休時間打一炮的十多年之後，他沒辦法再兩頭掩蓋。我說，十二年，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想說的是，你花去十二年認識你自己。
　
我祝福你。
　
　
＊
　
　
我祝福每一個人。
　
當台灣的婚姻平權露出曙光，這島國的天空只會越來越亮。只是陽光底下必然還有陰影，有些鳥兒們將離開原本築巢之地，還有些鳥兒會繼續把巢築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都很好。
　
有那麼多人早已習於生活在黑暗深櫃裡，那是時代的傷痕。當時的他們或許並不知道如何形容他們自己。不知道該怎麼把路走對，而一旦走偏了航道，有時候並不是要不要走回來就好，那樣一個簡單的問題。牽繫著一個又一個個接連說下去的謊言，牽繫著對於家庭子女的責任，他們或許終將離開，也或許會留下。十多年了台灣社會改變了這麼多，我並不能斷言他們之後會過得更好，或者對這愛已多於恨的世界感到怨懟。
　
可是曙光已亮。冰冷的暗櫃或將消融。我只能肯定未來選擇這條不安之路的人會越來越少。我只能這樣期望。
　
被這黑暗吞沒，捲入，直到粉身碎骨的人會越來越少吧。我們要繼續活下去。好好地活著，活著並且能夠像我們自己。
　
因為天就要亮了啊。
　
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

　

為了終結HIV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關於HIV預防醫學的消息。為了我那因AIDS而死的弟弟，如果HIV感染可以在我們這個世代終結就好，如果有疫苗。如果HIV未來就能夠像天花那樣，成為一種只存在於實驗室的植株，那是我最真切的願望。他說。

　

二十幾年了。他說。

　

深夜了。學會交誼廳還沒準備要休息，萬湖邊上的靜夜依舊傳來嘈鬧的笑聲。他們說，我們是否吵到了你？我說噢超級吵，讓我不得不帶著我自己的白酒來制止你們，他們便笑。

　

那個大個子男人說他來自美國，是個自由記者。

　

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他有超過三分之二時間在報導資本市場的消息。固定收益產品。債券市場，公司債，國債。他弟弟跟他非常不一樣，是個搞藝術的。他說，我一直以為我弟弟「以後」會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藝術家－－就像你們來到柏林文學會交流的這些人一樣－－只是他沒有「以後」了。九零年代他弟弟因為AIDS而死。他繼續報導資本市場。直到債券市場從初級衍生到次級。直到無所可報他覺得這一切都不再有意義。

　

我弟已經過世十多年了我才在想我能夠為他做點什麼。他說，「我很想他。」

　

他便開始寫HIV的預防醫學，PrEP，疫苗的開發，那些藥廠間採不同取徑的進程。以及試著進入與HIV病毒共活的人們的生活。他寫。從最艱深的醫學名詞到最活生生的人們的故事，他寫。他說其實那些醫學好難啊，我說所以你需要最好的消息來源，他說是。他嘗試理解他的弟弟，還有他的同代人，所有在雞尾酒療法出現之前，那個世代AIDS倖存者的故事。

　

如果他當時能夠從伺機性感染當中活下來，他現在會是個怎樣的人呢？他說。

　

然後他問我，告訴我多一些關於你的世代的事情。我也想多知道你的國家。

　

我說我的世代非常簡單。我所認識的，已知的HIV青年感染者從未讓我掛懷，他們定期服藥，病毒量低至測不到，他們有些出了這櫃子而有的沒有。但他們成為一個穩固的社群彼此撐住。永遠最讓人擔心的是，統計上的黑數。那些從未知曉自身HIV感染狀態的人們－－從十多歲到四五十歲都有的各種人們並不總是願意接受篩檢，只因歧視與偏見封鎖了我們的社群。

　

你該如何讓一個「擔心自己被驗出」陽性反應的人接受篩檢呢？我說。他說，基於人權理由，我們不可能全面強制篩檢，所以沒有辦法，他們大概是不會去接受篩檢的了。

　

時不時便聽到哪個朋友的朋友，還不到三十，肺炎走了。還有那個誰誰誰，住院住了好長一段時間。也是肺炎。還有誰誰誰，肺炎。感染性肺炎。多重器官感染。衰竭。但最厲害的還是肺炎。當人們談論那些朋友，當有人提到「肺炎」，大家便「噢」一下。然後沉默。甚至沒有人追問，可能也覺得－－追問，甚至不應該不可以不妥當－－也會偶爾有人跳出一句話，說，肺炎對免疫力低下的人們真的是一大殺手啊。

　

大家就說，是啊，是啊。然後沉默。沒有人提到HIV，沒有AIDS。我說。

　

大家都不知道誰是誰不是。甚至很多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我告訴他在台灣這櫃子很深，深到人們憂懼自己的「是」。只能像美國軍方之前的同性戀禁令，不問，不說。

　

不問久了人們就覺得這件事情不存在了。但真的是這樣嗎？

　　

他說是以我期望疫苗終有一天會出現，如果每一個人都接受疫苗接種，這病毒或許終能絕跡在你我之間。他說他有許多positive的朋友都過得很好，六十歲上下了的世代，應當還能一起鬼混到七老八十沒有問題。但不要再有下一個AIDS時代了。他說。

　

我問他還需要多久才能迎來這世代的交替？

　

應該快了。他說，因為我們必須這麼相信才行。我和他碰了杯子喝掉了最後一口酒，確實我們必須這麼相信。終結HIV，就是這個世代了。我們還得更努力一點啊。

　

他說你要照顧自己

一年又過去了。又到了他生日。人在柏林，想著沒辦法陪他過生日也至少要給他買點甚麼。時間很快，臉書這幾日不斷跳出去年新書出版前後的文章，那些他願意走進鏡頭的時光，如同他當初願意走進我生活的時光，如此一年過去。

　

我說我在柏林逛了逛，還沒決定好要給你買甚麼禮物。

　

他說，沒那個必要。都過了這麼些日子，如果你沒有照顧好你自己，做些別的事情對我都沒有太多意義。

　

你不要在凌晨打電話給我說生日快樂，我今天晚上去了健身房，要睡覺。他說。

　

我說我會給你傳個訊息。他說你好好享受柏林。

　

就這樣我們又一起過了一整年。過去這年生活有些變化，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我跟他一起去了他香港朋友的婚禮，如同之前他飛來台北，參加我朋友的婚禮。他去了他朋友的葬禮。我去了幾場自己朋友的婚禮。我繼續去香港出差，而他繼續飛來台北過周末。在機場快線站在計程車旁他挽著我的手，說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他說有時候你讓我那麼擔心。

　

就要八年了。那時候他都還沒四十而我也還沒二十五。在他眼裡我一直是那個貪玩的小孩讓人掛念，而終究生活沒有讓我們變成彼此陌生的人，我依然是我，而他依然是他，他總會在我飛到香港那日在廚房裡忙上一整天，煮一桌菜，開一瓶酒，他吃了幾口就說你要把這些菜吃掉。你要吃多一點有時候我看著你覺得很累，氣色很差你不要先死。

　

你要照顧自己。

　

我說我會。他說你知道就好。你知道我在說甚麼，你要戒菸啊。

　

講了這麼多年我畢竟沒有真正戒菸過。但他罵罵咧咧，喝酒到一半就說羅毓嘉你去買洋芋片，然後指著我那些會抽菸的朋友說，你們陪他去好了，不要讓他偷抽菸啊。偷抽菸我打死他。他說。

　

時間是這樣。漸漸演變成兩個人相處的默契與習慣，他說，在一起這些時候了，不用買禮物了。而每次見面他總是戴著2014年我買給他的那只鐵灰色皮手環。他老是說他沒有要跟我結婚，有些話呢，則是他從沒說過的。

　

但這麼多年了，讓日子繼續生活繼續，能始終跟著你，我已經別無所求。

　

Dear W，祝你生日快樂。

　

那時簡訊一則兩塊半

　

高中時有了第一支手機。那是NOKIA貪食蛇稱霸手機遊戲，打電話一分鐘要5塊多、一則簡訊2.5元、卻只能寫70個字的時代。

　

那時候學校麵食部一碗乾麵30塊，牛肉麵55元，兩塊半的簡訊費對學生自然不是小錢，偏偏一則就是70個字，不能再多。倘若談起戀愛來滿腔的費洛蒙情不自禁要人寫多了，還得刪刪減減，把每句話都捏到緊緻飽滿。在課堂上傳著，在補習班傳著。在被窩裡傳著，70個字，加上全形符號，是定要寫到滿才可以的。

　

也不只愛。那些不愛的人，傳回來的往往就是幾個字。70個字的真心換來不到10個字的絕情，同是一則兩塊半，也只能告訴自己：他每個字的成本，比你高得多。

　

當時沒想到的是，把心給出去了，又值甚麼呢？

　

手機的簡訊匣也小。一百則吧。有的簡訊讀完便刪了，捨不得刪的，往往卻是傷人最深的那幾則。年輕時候誰懂得愛呢，以為愛就是彼此折磨，傷害，誰傳來的哪則簡訊說著，「我想我曾經喜歡你。但我們不能這樣下去，我也不曾承諾我們能夠在一起。」各種錯過，各種蓄意的拒絕，留在簡訊匣的最底層，刪去新的，舊的疤痕仍留在那兒。

　

只是NOKIA 5310，它能儲存的記憶是如此稀少。

　

後來新的人靠近了，濃情密意再次灌滿了簡訊匣，你決定揮別舊的簡訊。直到非得要刪除簡訊的那天，儀式一般，還是決定把它抄進日記裏頭，跪撫，痛哭，才刪掉它。

　

但那個GSM的時代啊，曾經相遇的那些人那些電話那些簡訊，哪怕再怎麼珍惜，最後手機還是注定要掉的。

　

換過Sony Ericsson，又換回NOKIA，他們說過的話，哪能每字每句都記得清楚呢。當時想留下的人，十幾年了，電話號碼沒換，卻不再聯絡。直到現在，高中時代的日記早已泛黃，即時傳訊app讓訊息變得幾近免費了，那字斟句酌的青春時光，卻再也沒回來過。

　

為了那些不能走在這裡的人

　

同志遊行倒數一天了。按照往例，即使沒甚麼人知道遊行的主題是甚麼，還是風風火火地要上街去。
　
按照往例，遊行本就該爭奇鬥艷，鮮肉歸鮮肉，扮裝歸扮裝，不道德歸不道德，又怎樣。都很好。按照往例，但今年，偏偏不那麼往例地，先前喊得多大聲也沒人聽見的－－婚姻平權，突然因為畢安生老師的逝世，成為今年遊行的意外主題。
　
我們走了多久來到這裡呢？明明應該是我們距離婚姻平權最接近的一年啊。
　
為了那些已經不能夠走在這裡的人。為了那些，已經等不到民法972修正案通過的人。我以為，關於這一切我們已經非常努力了。但這個世界準備好了嗎－－當我們歌頌著哪一對朋友在一起十四年，當我們為三十五年的畢安生與曾敬超惋惜，是不是我們有意無意地眼瞠目盲了，在同志婚姻之外，還有那些被欺凌的，不符合社會對性別期待的人們。那些娘娘腔，男人婆，那些，「不男不女」的人，他們，也應該當跟每一個人一樣，擁有愛與被愛的自由。
　
儘管民法972修正案的最主要核心在於將婚姻主體自「男女當事人」改為「當事人」，但真正要改的，絕對不會只有那幾個字而已。需待更改的，還包括「我們這些大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如何把一個更能夠平等、包容看待世界的方式傳達給下一代的種種可能。那牽涉到的不只兩個人的結合，不只是接續而來的法權益，而是，當法律立定了同性伴侶乃至跨性別伴侶亦與異性戀配偶獲致同等權利的同時，我們能不能在看到一對同志配偶的時候，告訴我們的孩子，「像這樣的愛，並不輸給你的爸媽之間的愛，更不輸給爸媽給你的愛。」
　
同性婚姻的法制化不僅絲毫無損於異性戀的家庭價值，反而正是要靠著立法的建制，肯定多元家庭的存在也具有同樣的善美與價值，肩負相同的權利，與義務。
　
講白了，家庭的價值，不就是給予每一個人最緊密的依靠與保護，讓每一個因這世界受苦的人們「有一個地方回去」嗎？
　
為了讓這世界成為每一個人都能回去的地方－－我們能不能告訴孩子，「任何一種人，都值得被尊重與擁抱。」那甚至無關性向、性別、外觀與階級。
　　
畢竟正常的世界並非純淨無染的，而是它必然充斥著一定程度的美善，以及一定程度的醜惡。如同有生就有死，有病疾有痊癒，有異性戀與同性戀，以及更多你可能不曾想過的，各種性取向的人們。會有人從善，也會有人為惡。異性戀的世界並不比同性戀更美好，它一樣充斥著情殺，群交，用藥助興，與愛滋病。這些不盡美好的部份，從來都沒有因為婚姻制度的存在而被解決了。
　
上回在紅樓的光影底下，我和那位來自瑞典的朋友談到台灣的同志處境。我說，有些時候，我們看著北歐，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社會。
　
他便笑。他說，我們還是有強暴案，愛滋病，還是有家暴－－我們還有對穆斯林新移民的宗教歧視、種族歧視。而我們是個有同志婚姻、沒有死刑的社會。他說，並不是因為你有了什麼，所以那些問題就自動被解決了。
　
他說，是因為你想要解決那些問題，所以你追求制度上的美與善。
　
那些惡都確實存在著，我們該做的，不就是接納這個世界的正反合流，並且用完整的愛去包容一切嗎？
　
我愣了一會兒。
　
甚麼才是「愛」呢。
　
所以，禮拜六讓我們上街遊行吧。讓笑容超越憎恨，讓擁抱超越隔閡。讓我們真切地實踐－－是的，民法972修正案，它不僅關乎於法務制度上的平等與自由，要隨之修正的，還包括了我們面對愛、傳遞愛的方式。
　
2016年10月29日下午一點半，凱達格蘭大道見。

　

惡之拼圖

　

世界是一幅惡之拼圖，我們在底板上逐一拚起語言與記憶的碎塊。餓殍，長舌鬼，油鍋裡的人掙扎著想要爬出來，更多人則被推了進去。這幅拼圖的全景越顯清晰，就彷彿越知道他過去幾個月是活在怎樣的地獄。

　

朋友說，還是不要多說多想的好。

　

每日之間他不斷傳來簡訊說，「如果你這樣被對待的話，你也會認為去館藏拿日據時代的史料編故事書的人，是不是有些問題。」他說，「她為什麼不編她自己女兒，她偷她女兒的證件不就好了。」「如果有人拿伺服器虐她女兒，她肯定就不敢說話了。」

　

我問他，你有水與食物嗎你肚子會餓嗎？我們請人給你送點吃的去。

　

他說，別拿水和食物來要脅。裡面有放藥吧。我說，沒有。

　

沒有藥。也沒有毒。他深深懷疑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支手機每一種通訊軟體。他說有人知道他以前做很多的事情，趁機拐走他的朋友之後命令他去公園玩。公園裡有人會給他東西吃。他說，他並不喜歡他人看待他的靈與肉，又說那些人，不給肉就瞧不起靈，不給靈的交流，就看不起肉。

　

三個月前他說戶籍地叫他不要再回去了。他們給他錢，要他搬出來，但錢很快用完了。探望他的朋友說，他身上已經浮現了一陣子沒有洗澡的味道，看了會心疼，難過。

　

過年的時候，他不知道哪裡來的錢訂了一張單程機票去了日本，尋找「伺服器」。但整個東京都找不到，他身上沒有日幣。在零度的東京夜晚他遊蕩，隔天他找到了台灣駐日代表處，而我接到電話。他說叫每個人都拆掉他們的伺服器可以嗎？拆不完的伺服器在香港，在台北，在東京，在紐約。他說話充滿隱喻像一個無法解開的謎題，好比當時他還有工作的時期，「公司伺服器太多了」、「導致預算出問題了」，這一切將他圍困，像一個繭。

　

我們買了一張單程機票讓他飛回台灣。他說自己的母親沒有死，在他最為困頓的時候，出現在街頭讓他遇見。

　

但我母親並不願意與我相認。他說。他說為甚麼呢？

　

一陣子之前我們聽說他切斷父姓，彷彿那樣可以切斷家庭帶給他的傷害。他不斷質疑iPhone的安全性，懷疑是指紋辨識系統的保密性出了問題，補妝的事情才傳到了公司的人資耳中。

　

他每一天都打電話給我。說，「欸，歪西，你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你所問的每一個問題，如同我不知道這個世界究竟是哪裡病了哪兒破碎了，瘋了的或許不是他，而是我，我們，這個世界。當他撥電話給我，我開始在人行道上奔跑，台北街頭響著我的腳步聲但我不可能逃開自己的影子。我害怕極了，每次看到手機螢幕上亮出他的名字我便感到恐懼，像那裏也有人注意著我，準備將我逮捕，捕獲我，會有一個陌生的警察要我出示證件，讓我到警局驗血。他說，你千萬不能跑，驗血結果出來，警察的謊言就會被拆穿了。應該被逮捕的其實是警察。

　

我說是這樣嗎。他斬釘截鐵說，是的就是這樣，他說羅毓嘉，你千萬不能跑。

　

我們認識十多年了，經歷過最美好的時代，建中草木不生的操場邊上我們一齊看著籃球男孩們翻身，投籃，進。如果遮陽處不多，我們便毫不羞愧地拿出碎花陽傘，在那底下吸著果汁牛奶，懶洋洋地折起新鮮屋的紙盒嘴。那是一個多麼遙遠的時代，世界像一幢與世無爭的小木屋，不像現在，這惡意的拼圖散落各地我們卻不得不重新拼起它陰森可怕的樣貌，然後了解，即使不願意了解，他幾個月來只不過為了一天吃一餐飯而所做的，不得不為的交易。

　

那天我給他兩千元。我跟他說，「祝福你。」

　

我以為自己開始可以冷血地拒絕他但是我不能。他繼續傳來訊息。

　

繼續懷疑「伺服器內部充滿了比例與權力的問題。」他說十年前的伺服器，就是靠著這樣的差異壓迫了太多年輕人，十年後的現在，伺服器的數量越來越多了，壓迫卻還是同樣存在，底下被折磨的，都是同一個人。

　

伺服器拔都拔不完。他說。

　

他說很多資料都被上傳雲朵了，很多餐食都摻了藥。我們問，什麼藥。他說，實驗後下眼皮爆血的事情不能讓健保局知道。

　

幾個小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將在台北車站等著他，在那裏會合。聽說他已經變得很瘦，很瘦，朋友說他他交友軟體上寫著露骨的話語，又用法文寫著，「如果整個世界都不愛我了，我為甚麼要愛我自己。」我們想跟他說，不是這樣的。幾個月來，少數幾次夢到他會令我驚醒，他臉上掛著古怪的微笑，搭上一台車，我目送車子遠去，它漸駛漸遠直到在遠方變成一個渺小的黑點。瘋狂與清醒的邊界究竟在哪裡？我們為何一齊被他拖著進入了這詭譎的圈套？我們想要拯救，卻可能連自己都無法逃離。

　

也不過就數個禮拜前，全台灣都降了冷冰冰的雪。那時他在哪裡呢？

　

安全之處不知究竟在哪裡。我們齊心拚湊著破碎的線索，這才看清世界是一幅惡之拼圖，我們在底板上逐一拚起語言與記憶的碎塊。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我們仍不知約定的時間，他會不會出現。他說台北車站的臨時演員太多了，怎麼會有人那麼有錢，聘請這些年輕夫妻扮演快樂的情侶，「都是要告訴我，當異性戀也是很好的。但我明明就是gay的。」他說。

　

他說自己「本來會哭現在卻在笑，就是這樣的問題。必須把伺服器拆光，重整，才行。」

　

這幅拼圖的全景越顯清晰，就彷彿越知道他過去幾個月是活在怎樣的地獄。一個妄想者思覺失調者的符號都有指涉－－某個高中同學的名字是批評他的社會價值，日治時期的歷史包袱是所有人事物帶來的過往傷害。鼻炎膠囊是他殘存的自我認同，但是卻越吃越生病－－他把藥廠吃垮了，他把自己吃垮了，導演這一切的編輯部主管就是他的父親。他無法重回職場，但事實上他哪裡也不能去。

　

他的自我早已經粉碎了。

　

我們閉著眼睛，在不知完成圖為何物的過程中，拼出這幅拼圖唯一可能的全景。

　

而只有伺服器還在各地發出嗶嗶的傳輸聲音，不斷上傳下載他的資料。那些伺服器保存他一切資料，那些伺服器洩露他的個資，意圖買兇殺死他的伺服器，那個，那個他走遍台北台南上海紐約東京卻遍尋不著的邪惡的伺服器，就是家。

　

而早在三個月之前，他就沒有家可以回去了。

　

半隻炸子雞

　

我們點的菜色很快呈了上來。有半隻炸子雞，脆油黃亮。

　

甫在唐人街的餐館坐定，樓面上，個頭高高那跑堂女人笑著迎來，用不太標準的粵語說，飲茶？

　

他說普洱。

　

倫敦初冬其實不算特別冷。幾天前聽說溫度突然降到零下兩度，幾年來最冷十一月，可不知怎麼，入到十二月初氣候突又回升，十三四度的空氣裡喝喝熱茶溫溫手，還是挺好。跑堂的女人頓了一下說，喝甚麼茶呀？

　

他重複，他加重了音的粵語他重複。普，洱。聽起來像溥，儀。

　

我說，普洱茶囉。

　

又再問，你們有甚麼啤酒啊？跑堂的女人說，老虎啤酒，青島啤酒，百威，還有健力士呢。我說給我青島吧，又問他，你喝甚麼？他瞪了我一眼說，又喝。然後轉頭說TIGER Please。

　

那女的突然鬆了口氣地說，好的，一瓶青島，一瓶TIGER。又朝我說，青島，支持國貨呢。

　

我朝她笑了笑，說唔該，沒再多答腔。

　

倒是他也換了副廣東國語，撇撇嘴，大聲說人家沒聽出來你從台灣來的啦。又說，點甚麼菜啊？吃點心，還是炒菜。我操著粵語說，點心好了，試試蝦餃，腸粉，鳳爪？都唔知他們家點心做得好唔好。他想了想，說幾項點心吃一吃，還是要差不多四十鎊，乾脆吃炒菜好啦。其實幾天前我們已在同一間餐館試過了炒菜，倫敦幾日下來，跟他肩並肩走路，卻不知怎麼地想念起香港。

　

我說，好啦，點幾項菜吧。

　

餐牌翻來覆去，拿不定主意，卻其實哪兒的粵菜館都是供應著類似菜色，有他，有啤酒，有時普洱，有時水仙。就很好。啤酒泡沫起了，旋即又滅。他闔起餐牌說，你吃甚麼啊？隨便點好了。我便喚來那跑堂的女人，指著餐牌這裡，那裏，說炸子雞，半隻，蔥薑芥藍，揚州炒飯，金銀蛋豆苗。

　

菜很快上來，炸子雞要做得好不容易。尤其在倫敦市中心的唐人街，講究客流速度，炸子雞可能都是預先炸到八分熟，逢客人點了上桌前才澆油炸到雞皮酥脆，加兩分熟脆。卻跟傳統一路用熱油澆炸，直至雞肉透底熟嫩，雞皮香脆金黃的做法相比，風味，功夫都差了那麼一些。

　

他把炸得不夠脆酥的炸子雞皮一塊塊剝下了，再指著盤子心裡的雞肉說，欸你說吃多點。

　

吃多點啦，你。

　

我還想搭著說點話，比如，早知就去唐人街另頭的金龍吃，他們的炸子雞吃起來地道些。

　

可只是想著，念頭起了，便想起香港那幾間粵菜館的炸子雞比倫敦金龍的自是更好，那炸子雞多麼費工啊，供應著的餐廳，時間過去了也是越來越少；要不，想吃霸王大肥雞呢，香港的選擇更是多了，好壞高低，卻不再論。既然在倫敦，點了便吃吧，想到這裡，話還沒起頭，又好像沒必要了。

　

吃飯的兩個人省著話，倒是那跑堂的女人，又招呼了幾桌廣東客、英國客坐定後，便束手站在走道旁邊，和另一個顯是新來到這餐館打工營生的樓面女人聊了起來。一個高，一個矮，高的那個看起來像是中國北方的面孔，矮的呢，說起國語來則不是北京腔調，也聽不出是哪邊人，卻是都穿了不合身的白色襯衫，想來是餐館的制服吧。

　

高的那個說，怎麼，這幾天在咱們這兒還好吧？

　

矮的說，還行呢，這裡營業到十一點嘛，樓面十二點不到，可以放工了。之前在金唐，別家中菜館開到十一點，它便開到十一點半，客人看完劇，十一點進來，問收不收啊，老闆說，收！收收收，當然收，可人一進來，吃下去不可能半小時嘛，樓面收完，等結帳，打烊都要十二點。放工已經是快要一點。

　

高的說，聽說了，金唐營業時間是要比誰都晚的。

　

矮的說就是。有的店，週末開到十二點、清晨一點，金唐那裏就得兩點關。嘩，表定的打工放工時間都參考用，客人站到店門口，人都沒問，就要我們出去說，還沒打烊，坐到幾點都行！做多點生意自然老闆是開心的，但樓面怎麼受得了？冬季放工了清晨兩點半，都不知怎麼回家。

　

這家餐館在唐人街據說開了四家系列餐廳，幾十年來，其中三間已頂讓他人，還有間是專做外賣小菜生意，不變的是僅留招牌店名。可揚州炒飯也只是做得不過不失，早知該點更重味的鹹魚雞粒炒飯，反而不該下味過重的金銀蛋豆苗，是決計太鹹了。我抬起臉，看他那愛吃芥藍的人，正想這盤芥藍梗比葉多，他要不歡喜的。自然，在倫敦的餐館也不能要求最好的郊外油菜，但他反正吃著，吃著，不說話了。就喝酒。扒飯。

　

高的那個說，唉唷，還真是受不了。幸好你來了。剛來那桌操廣東話的要點菜了，高的揮揮手走過去了，矮的就跟著說，矮的說，只要準點下班就好，其他事情我都還能承受的。

　

我邊聽著，吃著，盤子裏頭炸子雞風捲殘雲掃光了，剩下一塊雞屁股。我是不吃的。他伸出筷子，我說你幹嘛？七里香咧。他說怎麼？不能吃嗎？

　

我說吃，可以吃。你吃。

　

一頓晚餐即將完畢的時候，我問了洗手間方向，說是在二樓。

　

踅了上去，發現冰著啤酒的雪櫃上張著這麼條標貼，「各位工友請注意，這裡所有區域都是有CCTV攝錄的。請注意。」那雪櫃高高放在二樓，樓面上隨意幾張桌子套椅看起來不做平日生意，肯定只是客忙時才開放了的，自然那標貼呢，寫得不是給藍眼白皮膚的客人看的。　

　

我用過洗手間，抹完臉，回到那唐人街中菜館的一樓，他正仰頭飲光杯底最後一滴啤酒，說好了，走吧。我說，怎麼，埋單啦？

　

他又瞪我，說你覺得咧？

　

我笑。說以為這頓便宜的應該讓我來。

　

他說，好了，以後貴的便宜的都讓你來好了，養我啊。

　

那高的女侍應突然轉過來，眼神裡頭怪奇怪奇地透出一絲不理解的味道。這時，店後頭傳出一陣熱熱烈烈粵語罵聲。罵得甚麼是聽不明白的。那高的，矮的，還有不知突然從哪裡冒出來的，另一個襯衫穿得太寬合不攏腰的男侍應，三個人低著臉走進後堂去了。

　

我們兩個人吃完半隻炸子雞，推開門，走進倫敦算不上冷的初冬。

　

發現方方才才正下起雨來，也不知下的是不是一陣飯飽酒氣，啊當真想起自己不在香港，不在台北，這霧雨之城，唉我們又忘了帶傘。

　

沒有甚麼奇觀

　

越是旅行，越是知道，這世界上早已沒有甚麼奇觀。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我已不與城市著名的地景合照了。我需要親臨它們，且可以攝下它們，但並不需要用我自己的臉在它們之上摻入新的雜質。我和他走著，且走著，越是走，越是覺得他其實才是我的奇觀－－我無法遏制自己放慢腳步讓他走到我前面，然後拿出手機，偷偷拍下他的後腦袋，在塞納河畔，在倫敦眼下，在大笨鐘前在泰唔士河堤邊的酒吧。在我們走過的每一條路，然後他會回過頭來說，他媽的你不要每次出門旅行就一直玩手機。

　

我說，哪有。他說，哼啊你就是，一直玩手機你不要出門旅行好啦。

　

艾菲爾鐵塔，倫敦塔橋，大皇宮，小皇宮，聖母院和聖心堂。每一天我和他隨意決定了行程，隨意地觀覽大英博物館那所有考古學的贓物，國家畫廊與奧塞美術館的每一禎印象派巨作。我貼近了看，並且沉默，感覺時間在每一件建築它們身上留下的痕跡，感覺時間在我們踱步經過的石磚上，構成細微的磨損。

　

這是一個沒有奇觀的時代。網路幾個鍵就讓我們的眼睛飛到世界另一端。人生一定要去的十大景點。一輩子一定要造訪的絕美海灘。這些那些。已經太過習慣了從每一本畫冊，友人的臉書，維基百科習得關於「奇觀」的普同知識。城市本身依然讓人震撼。奇觀本身，也是。但它們卻不是旅行的最終理由。

　

他在城市裡是不辨方向的，愛德華王子劇院在路的西南側，他轉出餐廳卻往東南側走，我說，欸你去哪啦？他說，不是這裡嗎。我說你見鬼。是這方向啦。

　

他便往我的方向轉過來。說，好啦，走了。

　

再加上一句，以前都是需要旅遊書現在則是只要有Google Map就好。我回他，妳都是不先研讀地圖的。他說，哪有需要？然後問我，欸那我們現在往哪走？

　

登上鐵塔那天風大，在塔底他問我，從哪個柱腳上去啊。我說，應該是那裏吧。上到塔頂他說他媽的這裡可能只有零度。我說你冷嗎。他說不會。哆嗦著我說你真的不會冷嗎，要不要給你圍巾。他說，他媽的你不要每次都問我無聊的問題－－想來沒說出來的是，給了我圍巾你不會冷嗎，他媽的。

　

倫敦跟巴黎市中心其實說小不小，但也不太大。他說，走去哪裡都是三十分鐘。可幾個三十分鐘接連下來，我走到腿斷，走到低血糖，路過花神咖啡館雙叟咖啡館我說欸這地方是文人聚集的地方，他哼一下說，你臭美。他又是不准許我胡亂購物的她說你看那個東西幹嘛，蠢欸。我擺臭臉，他就說，要吃甚麼。午餐我喝Picon Bier，他喝Chardonnay，邊哼出聲音罵，你來巴黎吃總匯三明治跟凱薩沙拉，就是在浪費時間。

　

當我們從那些世界名畫前頭過去，從英國皇室珠寶陳列前頭過去，庫利南一號鑽石在兩人眼底映射出輝煌的火光。但我們已經不需要甚麼奇觀了。生活本身沒有不滅的燈火，兩個人罵罵咧咧走過巴黎的一二三區，四區，六區，八區十區，他說你走的路跟Google Map規劃的不一樣呢，我說，他媽的我是帶你走最近的一條路。

　

親愛的，只是生活有甚麼最近的一條路嗎？或許沒有。都是時間過去。

　

旅行是這樣。不旅行分隔在兩座島的時候，也是這樣。

　

沒有捷徑沒有奇蹟沒有什麼讓我們「哇」地出聲，只是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看音樂劇的時候手臂挨著手臂，走岔了路便伸出手去拉住他，說「喂」。假期很短，生活很長，日子不長不短，讓我書寫讓我寫下我有他的生活，只是不知道他能否寫下也有我的。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我已不相信世界奇觀了。卻或許奇蹟總是會發生它總是就發生在身邊。

　

在奧塞美術館午餐那日，右手邊桌面來了一對法國中老男子，年輕的大概五十五，年長的看起來則約莫六十五吧。侍者同他們問了餐點，問他們要不要氣泡水，年輕那個扶了下自己的紅色粗框眼鏡，說給我們水喉水吧。說完便拿起手機，對正了年長那個說「Cheeez」，拍完了，非常滿意地笑一笑，又將手機傳到桌子對面給那年長的看了，兩個人說著甚麼我聽不明白，但那和煦的笑容笑開來也把美術館裡恆溫恆濕惱人的空氣都給化開。

　

我跟他說，他們戴同一只戒指。他說，欸你專心吃飯不要對人家指指點點好了。

　

我說，他們另外一隻手腕上戴的也是同樣款式的白金手鍊。

　

他哼了下說，我們也有同款式的手環。

　

我說，是我買給你的，他說，是你自己想要Ferragamo。我說好啦，是啊。那對男子的戒冠是組非常平凡的「＝」符號。平等。兩桌男同志各自吃飯，飲不同產區的白酒，午餐時間很快過了，幾年時間很快過了，突然明白原來世界奇觀之所以令人嚮往令人仰望不過是因為歲月淘洗依舊存在著。

　

而愛也是。當我們還不知道永恆的時候我們說著永恆，直到最後，或許也不需要永恆，只是日子過著過了，十二月近半，兩個人從香港機場的閘口並肩走下來，到達轉機閘口，他說，好了，我就在趕著入境的人潮裡頭飛快給他一吻，下次見面就是新的一年了。

　

我們確實不再需要甚麼奇觀。

　

四季遞嬗，憂樂與哀喜，那就是彼此的全部了。

　

與傲嬌共進晚餐

　

他總是來台北找我吃晚餐。
　
即便是長週末，情人的週末也抵不過三頓晚餐，見面的時刻多數是在落日之後，他問，要不要先去哪裡喝一杯。他說，要從機場帶瓶紅酒嗎？每當他選擇用餐地點，吃來吃去總是那幾家。無論在港島，台北，或者世界其他城市。爐端燒總是那家，麻辣鍋，台菜，更是。有時也選美式餐廳，法國菜，義大利餐。在 Happy Hour 的酒吧他伸出手指比「一」，便有杯白酒再端上桌。
　
近幾年來金融市場非常動盪，六年下來島與島的歷史，也是。可他有些過分穩定，穩定到讓人安心－－去到任何地方每間餐廳的跑堂的結帳的全都認得他，認得我，有位店長見到他便喊，啊很會喝的又來了。我們就笑。說還好，還好而已。整桌酒席是愉悅的空氣。
　
白天我們講國際匯市怎麼走，講股市，講退休金。他說台北真慘呢，在上引水產聽說餐飲學校畢業人起薪不過兩萬三到兩萬五。他說，台北該怎麼辦。他說，他媽的你不要每天吵著要辭職，辭職我沒有要養你。又說，可是我也不會讓你餓死。說完這話他再夾起塊肉吃了，拿起酒杯便喝。他說，你不要喝那麼急你趕著去死。有人講，台北的經濟爛得要倒，半座東區的店面從去年冬天招到現在沒租出去，他便大聲說，所以我要常來台北吃飯才行。
　
又轉過臉來面著我，冷冷直起下巴說，是我要吃的，不是你。
　
他有他的品味，吃過了，認可了，便不斷去。點些招牌的料理，問我吃夠了嗎，又給我問來餐廳最趁手的甜品。
　
這習慣，或許也像他，像他的戀情。
　
當他不斷飛來台北。也不知道他認定的是這座城市還是我。
　
少許時候他有些藉口，說是幾個香港友人央了他一起飛來台北，然後命我按照他的規劃訂了幾間餐廳的桌子然後他說，你要一起來吃。他的霸道也是溫柔，乘著國泰航空來劃開海峽上的空氣，他或許不是行在水面上的人子，卻讓一顆心如摩西分開了海水。在我的新書發表會上，他說，其實我不是羅毓嘉的甚麼人，我是每次跟他吃晚餐付錢的那個人。他們聽他說話聽他絕不標準的國語，他們發出歡快的笑聲。可他從未承認，甚至不願談及了愛，我說我們要結婚嗎？他說，他媽的你在做夢。夢是我們共有的譫妄但他問我吃飽沒有，在燒肉店他問我要不要吃茶泡飯。在日本料理店他問還要不要幾貫壽司。要不要拉麵。要不要雪糕。

　

他說他沒有要跟我結婚，然後要我盡管去給別人爭取婚姻平權。
　
我常想自己在跟全世界最厲害的傲嬌戀愛。

　

或許很好，讓我的生活只剩下工作，酒精，一頭熊，還有他能給我的一切甜美。
　
他抱怨年底了還有假要休還有未完的航空哩程要換，冷不防又說好啦我來台北吃飯。你要一起來。那幾夜，他照例要我去同他一齊吃麻辣鍋吃日式燒肉。他說，他媽的我要點一塊A10牛排。他說你上次喝得很醉，今天不准喝了。我醜著張臉，說喝一點點嘛。他說，好啦，准了。跑堂的才給我遞上一只高腳杯。
　
晚餐總是要吃完的深夜他說，好啦，二十八號香港見呵－－還沒意會過來他說他已排好了倫敦每一頓晚餐。像他總是擔憂我餓著了一樣，最重要的總是晚餐。戀愛也沒有其他，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吃飯喝酒，又或者是在香港街市問幾條魚，炒幾道青菜，燉牛肉，滷雞翼，那就是生活的全部了。他喃喃說，好啦，聖誕節不來了，十二月中從歐洲回來又要讓錢包休息一下。再次回見面，反正他一月七號會在台北的，我佯裝著不知情，問說幹嘛你一月七號要來台北？他瞪大眼睛看我，說你他媽的咧，當看進我的靈魂我感覺醉得有些發熱。
　
六年下來世界改變很多沒有改變的是他。有些餐廳新開，一些永遠打烊了，有些易主了，更多的是同樣的人不斷造訪，讓同樣的人服務著。
　
像我跟他的戀情沒什麼改變，冷的還是冷的熱的還是熱的，他總是來台北找我吃晚餐。朋友問說，某熊有沒有說過他愛你？我歪著頭說，相愛的兩個人沒說過幾次我愛你。我說，有時候我想要殺了客戶殺了同事，他吹鬍子瞪眼睛說，你不要當 drama queen，你要每天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他說自己也想殺了公司CEO，那都是工作的一部份。關於生活他從未安慰我，因為他本身就是安慰。
　
但那有甚麼？我回答朋友。只要他始終都會記得來台北找我吃晚餐。無論世界如何改變，總會有一張桌子留給我們，讓天黑的日子某個人始終坐在那裏，彼此斟酒，再用筷子指著盤底最後一塊虱目魚肚說，欸你吃啊。
　
你吃啊。我夠了。他說。而那天深夜在忠孝敦化路口道別時，他噘起嘴，我便在依然鬧熱的人潮當中吻他。感覺每個人都注視我們，或許沒有，接著他滿意地說好啦，下次見呵。
　
或許他要說的，是「這樣就夠了」。畢竟我每次都是跟一個傲嬌共桌，吃著幾年下來我們的每一頓晚餐。
　
這樣就夠了。

　

　

Gay men don't come out of the closet, they explode──讀《玻璃衣櫃》

　

身為一個出櫃男同志，記者。我的男同志社交圈在我的工作上是一項無上寶藏。

　

當我自我那些在業界上班的同志友人口中又獲得一則獨家新聞，同事們，甚至同業們，往往會問，你是怎麼拿到這條消息的？我幾乎往往說謊不打草稿地說，我們是某個時代的學長或學弟。或許真的是，在這「出道」超過十年的時刻，幾乎每個年長同志都是我的學長，每個年輕的，則都是學弟。他們散布在半導體業、設備業，銀行業，律師樓，不同的媒體，先端材料產業……在產業都還沒打一個嗝，酒足飯飽的那些聚會裡面，已先讓我窺見了產業演進的端倪。獨家。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們在我打拚的證券金融業界，是最完美的資產。

　

但他們不是能夠被看見的──甚至在我所書寫的報告當中必須被姑隱其名，成為一個個面目模糊的「消息來源（source）」。就像每一個同志，在人群當中極力隱藏自己真我的一面，竭力使自己看起來不那麼特別，規避一切可能的刺探與騷擾式的提問。櫃子，在企業界無所不在。在半導體廠，在投資銀行，在律師事務所，在他們每一個人的「玻璃衣櫃」中，無法前進，卻也無從後退。

　

我就在那外頭看著。想問，有什麼是我可以幫你們的？

　

他們說。其實不必了，在這裡待著，也已經很習慣，很習慣了。他們回答地坦然，卻讓我幾乎掉下眼淚。

　

有什麼是同志不得不習慣的嗎？當一個假面人，切換與同事交談生活私事時的「男／女朋友」代稱，又或者必須用「馬子」、「我家那個」，去隱晦地指稱。這樣的雙重生活或多或少磨耗掉了他們的專注，聰明，創意，讓他們加入一個個又一個個的平凡的人的其中。

　

前幾個星期吧，有個派駐在歐洲的朋友說，就在與部門主管聚餐酒酣耳熱時，席間一個英國男同事問了他，「你在這兒有沒有打算找個男仔兒或女仔兒約會哩？」他猶豫了一會兒，但他們說，這都沒什麼。一個人，在職場上的工作表現及為人才是最重要的。於是他想，「堅信自己，」講了出來，獲得滿堂彩。

　

他想，出櫃，其實挺好的。挺輕鬆的。

　

仔細想想，若身為同志你在辦公室裡頭，即使是最窮極無聊的在茶水間的磕牙，你必須花費力氣把男女朋友的性別對調，必須持續記得自己為自己那存在（但不能存在）的伴侶安上一個虛構的身世，不能討論你們的性生活（像那些異性戀男性總是引以為傲的），回到辦公桌上，你有多疲累，就有多疲累。回想起來，曾經有個怎樣的世界，讓彼時的少年同志轉過身去，讓他們感覺，或許步入櫃子的企業生活會令自己比較安全。又是怎樣一條我們不曾也不能夠選擇的道路，承諾了比較平靜無風的海面，使他們可以勉強自己往那裡走去。像他們當時堅定而隱忍的下唇，說出，「我想我並不是……」

　

而這句話安在令我們地裂天崩的愛戀之後，卻又是如何地諷刺。

　

必須要等到什麼時候，這個世界才能令每一個少年同志，都感覺安全？

　

必須要到什麼時候，我們的社會才能夠容許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得到幸福。比如說，能不能再少一例，一例就好，讓這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能夠更忠於自己的選擇，分開是因為不愛了，而不是因為這條路不被允許。

　

該是時候解開這項詛咒，就從公司高層推動一個包容性的環境開始吧──像HSBC舉辦「全球高層出櫃日（Global Coming Out Day）」，讓大家知道，你並不孤獨。你在一個最大的資本集團當中工作，公司要的是你完全解放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不是花力氣在遮掩你真正的模樣。那樣，對你，對公司，都是巨大的損失。而另一方面，Apple 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 ）出櫃了。人們讚美他的坦承，稱頌他的勇氣：當今最有權勢的商界巨擘 CEO 出櫃，且在全球企業五百強當中是唯一坦承自身同志性取向的執行長。

　

Tim Cook 說，「我從未把自己視為一個同志運動者。但當我了解到自己的成功是來自多少人的犧牲，我必須站出來。如果蘋果的執行長宣示出櫃，能夠幫助一個掙扎著不知能否做他／她自己的人，抑或是讓一些人覺得自己並不孤獨、讓爭取平權的人們更加堅持，那麼我個人隱私的些許犧牲，就不算什麼了。」

　

在企業裡出櫃承擔的風險往往是關於考績、關於可能恐同的長官，以及或許並不存在的，職涯遭受中斷的風險。但我必須「先是」一個優秀的人，然後才能宣稱自己是男同志嗎？我必須先贏得社會的肯定，接著才能擁有「出櫃」的自由嗎？

　

不是這樣，不應該是這樣的。是嗎。

　

我們其實就是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職場發笑、感覺沮喪，有時成就了快樂了，便前往下一個目標。而唯有脫下了身上──那無論是社會的職場的家庭的自己所加諸──的枷鎖，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我想起那年我愛上的一個人ㄔ。

　

那年他40出頭，是個電子公司的副總，有個相交18年的未婚妻ㄑ，那年ㄔ在內湖置了產，可在對ㄑ說明的時候我成了他（不存在的）手下ㄜ的弟弟，因為北上租房狹窄，剛好他新房落成，便找了我來住，相互照顧著。ㄑ或許相信，也或許沒有，在接近結束的那天晚上，ㄑ靜靜問我，你住在公館的爸媽還好嗎？我突然便知道了，活在ㄔ雙面謊言的人裡的其實只有他，只有我。ㄑ什麼都知道。

　

我對ㄔ暗自為我打造的雙重人生感到非常非常不安。隔天，在那迎向未完工文湖線軌道的陽台上，我抽完最後一根菸，把房屋的鑰匙投進信箱，再也沒有見過ㄔ。

　

他後來怎麼了呢？我沒再探問。

　

只是當時如果他能擁有一個像我們現在所能出櫃的空間，他，跟我的故事，或許就會非常不一樣了。

　

這想法讓我悵然。

　

但也就是悵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