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point

　

－Antonio Gramsci (1977) Notes on Journalism. Telos, sum., (pp.139-151)



－洪鎌德、黃德怡(1994)，〈葛蘭西國家觀的析評〉，中山社會科學學報



－張錦華(1994)，〈文化爭霸理論〉，《傳播批判理論》，第三章



　　　　　「每個國家都是倫理的，因為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

　　　　　　人民大眾提升到特定的文化及道德水平，由此符合統治階

　　　　　　級的利益。」

　　　　　　　　　　　　　　　　　　　　　　　　──A. Gramsci



　　馬克斯早已指出，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

識。葛蘭西在文化霸權理論中亦有言，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透過生活型態的價值實

踐，對意識型態開啟了解釋、變動的可能性──一種強大的，反覆辯證的力量──

在社會場域當中進行社會的再生產，看似固定的結構下，處在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

；掌握道德與智識的領導權，也就代表著掌握了「統治」的權力。



　　在這種上對下的結構當中，知識份子從不單靠武力維持其權力，而要使普羅大

眾對其生活「方式」與現況達成贊同，甘願接受其統治──甚至，不能覺察其「統

治行為」的存在──也就是，被統治者的利益與價值觀，以及文化，都將被統治階

級納入考量，化為上層結構的一部分；因此，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強中，公民社會

作為上下層結構橋接中介質的重要性，被大大地提升了：由於公民社會相對獨立於

國家機器與經濟體系之外，乃是擁有一定自主性的、抽象的、人民的集體，統治階

級除了需握有國家機器與市場的宰制權力之外，還必須贏得公民社會的支持，在日

常生活當中植入其具「同理性」的思維；反過來說，葛蘭西認為要反抗資本家及國

家霸權，工人階級也就必須在公民社會的經營與獨立性之養成上下足工夫。



　　批判理論中，個體自由活動的程度，也就象徵了勞工階級是否能夠爭取到最終

解放的關鍵。個體在這樣的論述下，必須識破自身不盡然是純粹的被動者，而必須

藉群眾的構連，創造出個體──甚至上下層結構──之間的「差異性」，進而發揮

反抗力量；任何建構出的「整體」，在保持其內部性質不一致的狀況下，方能夠以

這種差異撼動外部結構整體性的差異。



　　這種動態的緊張，與內外部結構相互辯證的過程，也就是霸權理論中社會實踐

的核心。



　　　　　「公眾絕對不會相信那些不值甚麼錢的出版品──同樣地，

　　　　　　政治上，他們也不會信任那些不知該如何管理公眾所挹注

　　　　　　金錢的政治人物。」

　　　　　　　　　　　　　　　　　　　　　　　　──A. Gramsci



　　葛蘭西認為，所有的霸權都是從歷史性集團來的，因此掌握了知識和道德詮釋

權力的集團，勢必得透過歷史與社會的再生產，複製其意識型態。無論從文化到經

濟，從教育到法律的訂定，到具體空間的學校和法庭──日後被哈伯瑪斯解構、透

視的公民社會領域──所有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則，一再一再鞏固的同時，

也同時一再一再使得家庭、社會、國家等不同層級場域中的勞動行為呈現極化的發

展；職業與勞動力的再生產與大眾文化掛鉤，成為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部份，城市

物理空間的改變，也牽動了抽象權力結構往上層集中。



　　從報業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產業社會角色的變化：從意見交流／監

督，進而主導輿論方向，甚至它就成為了輿論本身──理解到受眾閱讀需求的同時

，為了顧及商業考量，報刊也各自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以掌握閱讀群眾的忠誠

度。這當然也和知識份子不能善盡其社會功能有關，私人交往和沙龍文化消退，也

使得知識份子之間的文學語境逐漸喪失，公民社會變成了市場規律的同義詞，上下

層結構皆透過市場對被統治者上下其手，人們怎麼能夠不受宰制？



　　　　　「所有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

　　　　　　識份子的功能。」

　　　　　　　　　　　　　　　　　　　　　　　　──A. Gramsci



　　然而時至二十一世紀，文化霸權究竟仍無所不在，還是已遁隱而去？我們是長

久以來被麻痹等待宰殺的豬隻，亦或公民社會已獨力找出與消費文化和解共生的方

式？深植我們內心、行為、與文化深處的同意權，誰知道，所有這些──會不會是

我們在歡宴間，引入屠城的木馬？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其論述亞洲公民社會可能性的文章中，也有言如

此：全球化的經濟力量將亞太地區的城市再結構，全球與在地的交錯，讓公民社會

會的力量──公民生活的經濟抵抗、政治動員、社會正義、環境正義等等面向，才

正要開始一種新的治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