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我他是HIV+

　

那個大鬍子問我台灣的HIV positive們過得好嗎？在西雅圖同志遊行的前夕，一個商會派對的午後，我手裡端著抹了鹽圈的瑪格麗特。他問我。

　

我看著他杯子裡的健怡可樂發著氣泡。氣泡逐次上升，破裂。

　

他告訴我他是HIV Positive。今年五十六歲了，十二年前從當時交往十年的男友那兒，得到這玩意兒。他說最一開始，當他們告訴他確診感染的事實，他並沒有準備好。他只跟自己的男友上床。年紀越大越不容易勃起。他們開始未受保護的性行為。他以為他的男友也只跟他上床。他說，他當然這麼認為。但事實卻不是，他笑。其實也沒甚麼，十二年了，還挺健康的，還能派對，飲酒，只是戀愛變得越來越難。他說。

　

你會以為西雅圖是一座開明的城市。但當你告訴別人自己是HIV Positive，你選擇了坦承，許多人便說，讓我們當朋友吧。

　

坦承。在舊金山行得通，在紐約行得通，或許在一些別的城市行得通。但不是在西雅圖。－－你了解這其中的弔詭嗎？他問我。我說我懂。拒絕的門關上了，於是有人選擇了隱瞞，甚至說一個謊。那也沒甚麼。只不過是讓更多人暴露在風險當中，而華盛頓州還簽署了「終止HIV」的宣言。其實許多 Positive 也不過只是想要交朋友，戀愛，打炮，像每一個我們一樣。

　

只是這個世界，顯然還沒有準備好給 Positive 們更友善的環境。

　

汙名仍存，歧視尚在，寂寞永生。

　

而在美國許多HIV帶原的老人們並沒有準備好。在那個瘟疫的年代，1980、1990之間AIDS奪走他們的朋友，他們理所當然覺得自己，也是。理所當然他們活著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日，當時並沒有人教他們如何活下來。像暴風裡的帆船。像火山碎屑流前沒有終點的奔逃。沒有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沒有人告訴他們哪裡是安全的港灣，甚麼時候那熔岩將會變得溫馴，變得靜止，直到他們存活下來。於是一切都變了。

　

他說。他們是最不幸的倖存者。所有朋友都死了，他們揮霍生命的年代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成為最後一個站在終點線的人。

　

放眼四顧只剩下自己了。

　

而我已經五十六歲，感染十二年。我還在這裡－－那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嗎？他說。

　

「所以，告訴我，台灣的HIV positive們過得好嗎？」他問我。我告訴他，在我的國家你仍可能因為Positive的狀態被退學、在工作上被騷擾，你的老闆總是好奇於為何你必須在每個月的同一天上醫院去。有些人，跟你一樣，選擇了坦承，於是前途的道路變得更加坎坷。有些人，則跟他們一樣，選擇了隱藏與退縮，回到陰影更深更幽涼的地方。我們的政府建置了雲端藥歷，於是在你看感冒、看牙醫、看耳鼻喉科的時候，也或許得到了調整的處置與差別的待遇－－需要開一手小刀的時候，他們告訴你，「這只要吃藥就會好。」只因他們覺得你的血液有毒。

　

我告訴他，曾經一個下雨的夜晚，我和我的朋友在肯德基分食一桶全家餐炸雞。那時柯文哲還深陷在愛滋器捐的風暴中心，我的朋友淡淡地說，那天稍早的記者會，我的感染科醫師，就站在柯文哲的背後。而我的朋友告訴我，這是一個僅有少數人知道的祕密。他更擔心的是不久的將來，他進職場前的強制篩檢。當然，那是他必須擔心的事情。

　

我說。而談到愛滋防治，每當有人想進校園宣導保險套與安全性行為，就有人認為這是在鼓勵性行為。

　

他便也笑。說－－性行為是不用鼓勵的。

　

他說2007年那時他到柬埔寨的愛滋孤兒院當義工。七個多月的時間，從18個月到八歲的孩子都有，被他們的家庭拋棄，為了他們從母親的血液那邊得到不為人所喜愛的遺產。他說那七個月改變了他的生命，我還是願意相信愛。唯有愛能夠超克一切，超克時間。超克種族與性傾向，超克疾病帶來的詛咒，帶領我們走向美善的一方啊。即使愛那麼簡單，卻又困難，逼近彼此的理解而不可得。他說，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面的例子，我健康地活著，且會繼續活下去。

　

你相信嗎？

　

我說，我相信。我說，感謝你的坦誠，我祝福你一切都好。

　

那個午後，西雅圖的陽光非常美好，派對的音樂開得越來越大。我們談了些別的事情，說了幾個黃色笑話。我又喝了一杯瑪格麗特，那時他問我是否會把他的故事寫下，我說若你願意的話。他湊著那把大鬍子瞇起眼睛對著我笑，說，我願意。

　

於是有了這篇短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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