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社會：在「物」的天空底下
「消費，是捍衛文化以及使之成形的主要戰場。」
－－Douglas & Isherwood（1979: 57）
這是一個消費社會。我們走進店鋪，走出店鋪。百貨公司，商場，量販店。我們拿起各種商品，反覆揀選然後帶走它們，或者將它們放回原來的地方。商品呼喊著滿溢出來。我們選擇，今天要到哪一間咖啡館，喝哪兒進口的咖啡。今天要吃甚麼，我今天穿的樣子適合走進那間餐廳嗎？這是公平交易咖啡豆，或者不是。我們穿上新衣，或許將舊的丟棄。生活似乎充滿選擇充滿變化。惟一不變的原則是，我們掏出錢包，帶走或得到我們所渴望的。無論我們需不需要。消費是現代社會主要（但並非唯一）的文化場域。而且，由於資本主義不斷地開發消費工具（means of consumption），消費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更是愈加地活躍（劉維公，2001）。
「消費」可簡單地定義為基於求生存、便利或舒適之生活目的，使用或消耗商品財務。Mark Jayne（2006, 4-5）梳整消費的操作型定義，指出消費是：
「人們透過商品或服務的選擇、購買、使用、再使用與丟棄的過
程（Campbell, 1995），表達自我認同、標誌個人所屬社會團體
的特質、展現秀異，與確保社會參與的實踐體系（Warde, 1997:
304）。消費成為人們對建構、經驗、詮釋、使用空間與地方意
義的重要方式（Urry, 1995）。」
整體而言，正因為消費是「社會關係與論述的複雜領域，其焦點為商品的銷售、購買、與使用（Mansvelt, 2005: 7），」消費、生產與社會的關係，從來就不是單向的。它不應該只是單純的物質／精神的二元對立。消費可以同時是異化與救贖，可以同時區分差異並促進同質化（differentiate and homogenize），「消費」的一致就是它的矛盾。它儼然已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以降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消費地點的多元化、商品與勞物交換的體系日益成熟、消費財與資訊流動的擴張，凡此種種讓「消費」日漸取代了「生產（與生產體系的矛盾）」，而成為後／現代社會的主要趨力（Corrigan, 1997；轉引自Mansvelt, 2005: 2）。人類的消費活動已不只是被市場供需與價格所決定，也不是完全基於心理的需求與滿足、甚至刺激與反應模式來行動 ，而是透過消費行動維繫自我與生活場域的持續建構（劉維公，2001）；Robert Sack（1992）即以織品（loom）比喻消費世界，以商品的性質、意義、與社會關係等抽象認知為線，而人們在消費商品時便將這些元素與個人經驗混合，編成具備現實與幻想、本真與抽象意義的「織品」。
Jean Baudrillard（1990; 1996; 1998）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切入，將「消費」的意涵從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領域解放出來，直指符號意義的過剩生產，乃是當代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社會情境。Baudrillard主張人們慾求的、看見的、消費的乃是「符號」而非「商品」（signs rather than commodities），他的消費文化論述致力於證成「要被消費，物品本身必須成為符號」的命題，消費的目的是消費符號，消費商品的生產，則是在創造符號的價值，由是，消費行為在結構上受制於符號（constraint of signification）；而在社會－經濟－政治層面受制於生產（constraint of production）。在消費社會中，商品的符號價值，已經遠遠超出它本身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在Baudrillard 的論述中，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創造了社會階級的貧富之別，也不是商人告訴消費者「你不滿足」，所有這些都是被「消費體系」本身所定義的，關鍵在個人，而非集體。消費體系正是透過區分「消費行為」的高下貴賤，來維繫它本身的運作。消費就是消費社會的惟一原則。George Simmel（1978；轉引自Mansvelt, 2005: 11）即悲觀地認為，物質與非物質「商品」客體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快速成長，以及人類對於物質文化的充分掌握，將導致社會文化的悲劇；Alan Tomlinson（1989: 13）也曾犀利地指出，「主張『商品都是我以勞力換取的工資主動購買的』，因此『選擇商品』的自由是『自我』的自由，那麼對那些沒有能力消費的人們而言，難道他們就不配擁有自由了嗎？」Baudrillard對於消費文化的未來有著與Simmel類似的看法，亦悲觀地認為「消費者」的主體性將在消費當中消解、甚至被符號產製過程中無所不在的擬象困縛，終於導致整個社會與其生產的符號共同內爆而終結。在「物」的天空底下，一切原始的、現代性的邊界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曖昧不清的新的邊界。然而，這種說法將個人的主體性放至過低的層次，並無法充分解釋在發達資本主義體系當中，消費者如何主動地介入商品／符號意義的解讀、確認、與再建構。
隨美學化、品牌化與標準化的生產過程，繽紛多元的商品乍看之下提供了差異的選項，實際上，卻正對原先物理上、地理上具有不同特性的消費場域進行著去差異化（de-differentiation）的工作，而這種情況，也隨著全球化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進程的發展而更加鮮明（Mansvelt, 2001）。有學者便認為，隨著全球同質化對原先具備差異特色的地方進行再殖民的工作，在地性的財貨將被源自西方、或承載了西方文化符號的商品給取代，地方性的文化差異性與多樣性因此遭到侵蝕（Howes, 1996；轉引自Mansvelt, 2001）。但「概括論之」的敘事不可能全然無誤地適用所有地方，若因此而預言一個跨地域的超全球市場即將形成，則不免是低估了個人與社群評估、使用商品，並對之進行價值選取與符號意義的內化過程中介入的程度。克里歐化（Creolization）的典範即指出，「人」同時作為文化的生產者與接收者，乃是主動、具創造力、並具備歷史經驗性的角色，在接收來自西方的文化與商品符號過程中，能夠選擇性地挪用文化元素，創造出適用於地方脈絡的價值意義（Howes, 1996: 2；轉引自Mansvelt）。另一方面，Homi Bhabha（1994；轉引自汪琪、葉月瑜，2007）則認為，在後殖民的文化語境中，混雜（hybridization）開啟了西方／中心／殖民者、地方／邊陲／被殖民者雙方以外的第三空間，消除了中心與邊陲的界線、與其他二元對立式的文化傳遞模式，在這個空間中，文化的組成份子得以相互轉換，是對帝國權勢進行鬥爭的場域，試圖去除帝國主義論中「被殖民者僅能被動地接受影響」的線性邏輯；Pieterse（1995；轉引自汪琪、葉月瑜，2007）更認為，「混雜」動搖了長久以來先驗地被視為本質性的、國族性的、種族主義式的文化概念，透過混雜，有助於觀察者在「想像上」跨越國家、民族、階級等等概念中僵固的二元分立。
現代人的社會生活被消費商品所密集地籠罩著，固然，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為產品創造了符號價值，提供當代資本主義重要的獲利基礎，但在商品行銷的過程中，消費者無論是否被迫，也都不曾真正停止與商品所傳遞、所承載的符號意義進行互動。超全球化也好、克里歐化或混雜也罷，這些想像世界圖像如何被商品、符號與文化的加速傳遞給重新塑造的方式，都必然存有獨特的同質過程經驗與特殊主義（Mansvelt, 2005: 172），生產與消費網絡對文化產生的影響，不光是內容改變了甚麼，而是透過各種「交換形式」的變遷，人們得以用更多的方式與他人溝通彼此的差異，並進一步將自身納入整個符號交換的體系。
Alan Tomlinson（1989: 29）指出，若將商品的社會意涵分作功能－整體生活風格－獨特生活風格－品味鑑賞等四個層級，其重要性的排列，隨現代性／後現代性的生成，逐漸從階層狀轉而破碎（from hierarchy to fragmentation），由尖頂的金字塔形，逐漸轉為整體生活風格與獨特生活風格引領風騷的紡錘狀。劉維公（2001）認為，正因為文化符號與經濟體系的相互交纏、膨脹，個體在消費歷程中要滿足的已不是經濟面與心理面的需求，而是透過消費行為來實踐生活美學，建構生活風格，一方面培養出固定的消費／行動模式，同時也透過生活風格與其他個人或團體的差異，來展現個人的秀異（distinction）特質。Featherstone（2007：65-69）稱此現象為「日常生活的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隨著文化工業興起，富設計感的消費商品擴散，並使得大量文化「符號」廣泛地進入大眾生活的同時，藝術、美學感受、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邊界便遭到消解。
物／人關係的改變，也影響了消費者認知自我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Bernard Cova（1997: 299-300）指出，在後現代狀況下，商品勞務的迅速流動讓消費行為成為個人體驗世界的重要管道。商品圍繞個人的程度越強，個人就越不需要其他穩固的社會連結，個人的社會連結越罕，則依賴商品來建構生活情境的狀況也就越發根深柢固，一種自我中心的後現代個人主義（ego-centrated postmodern individualism）於焉成形。然而社會性並未真正被捨棄。相對於個人主義往個體中心匯聚的認同形式，個人透過消費文化建構、投射於「物」的認同，在資訊流通更加通達的狀況下，把隱而不顯、面目朦朧而有著同類別「商品」認同的個人，凝聚為後現代部落（postmodern tribe）。有別於現代性意義論述下的「社會」結構，後現代部落不再仰賴血緣、地域、宗教與儀式等元素連結個人，而是透過資訊與情感的共享、新的道德信仰、或者－－更重要的，類似的消費實踐形式－－來完成身份與社會結構／部落的想像（Bauman, 1992: 157-158）。後現代部落具備流動的、沒有涇渭分明的疆界、不一定屬地（of space/ place）的特質，而貫串其中的正是「符號儀式」的反覆操演與交換，Mike Featherstone（2007）便指出，這是消費文化中商品作為拜物儀式的回歸，商品／消費行為承載了情緒和社群共想的感受結構，讓後現代個人得以重新整合儀式、商品、與生活美學，並對之進行操演與超越。但究其根基，符號才是後現代部落真正的核心命題，儀式不是。
消費主義隨資本主義全球化而擴散，一方面為跨越地域的同志文化帶來互動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更多具象、可見的商品符號，取代原先顯得曖昧不明的「地方社群性」，成為同志群體認同的重要元素。對地方文化造成了「必須接受霸權文化輸入」的壓力──當身體、服飾、配件，乃至於呼應種種「展演」的行為已成為了消費文化的戰場，東南亞、加勒比海、中南美洲等後殖民國家內部的區域同志文化，也就在這波媒介／商品全球化的浪潮中，所呈現出各種對男性身體形象的再現、虛擬、以及想像，而受到了深刻的影響（Altman, 1996: 85-87）。固然，在行銷學家（Haslop, Hill, and Schmidt, 1998）的眼中，同志族群的消費能力是一個人人皆欲搶食的大餅，但同志社群的地域關係往往並不固定、也沒有其可明顯辨識的歷史脈絡，這種「單靠著性別認同形塑」的社群，消費行為的屬性往往隨著情境與偏好而有很大程度的差異；但這也正是同志社群所具備的利基，正因為「重點不是我們是誰，而是我們做了甚麼，」消費者若將自身投射於某個後現代部落，則社群也將成為鼓勵消費者以風格與消費行動表達自我、展現認同的重要趨力（Fugate, 1993: 48；轉引自Haslop等人， 1998）。
然而單單將個人視為投入消費行為以獲得差異、進而建構自我的消費者主體觀，又未免失之扁平。即使個人透過購物與消費「表演」其社會認同，背後的身體實踐、空間性與歸屬感（relatedness）等自我反身的過程，也都在消費決策與商品的使用中扮演重要角色（Mansvelt, 2001: 99）。Lunt & Livingstone（1992：24）即主張，消費行為的心理歷程讓人們得以建構認同、形構人際關係、並且透過「物」來框架並區認事件的意義。
Miller（1997: 45, 轉引自Mansvelt, 2005：121）也認為，消費行為不僅顯示了消費者所欲展現的「社會關係」，更進一步表現了消費者如何表示「存在」的認知模式。不可否認的，從裡到外，「身體」是個人社會體驗的重要場所，誠如Mike Featherstone（1982: 1）所言：「在消費文化中，身體是快樂和表現自我的載體。苦行般的身體勞作帶來的不再是對靈魂的救贖或更健康的身體，而是得到改善的外表和更具市場潛力的自我。」消費牽涉了自我與他者邊界的形成，而在人們的互動過程中，保持外表、形象、營造良好印象，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著力之處（Goffman, 1972；轉引自Featherstone, 1982）；借用Jacques Lacan的鏡像理論來談，人們在與周遭他人的互動經驗與意見交換當中，透過「他人的眼睛」來看見自己，經過各種不同階段、層面、來源的鏡像反射，反覆修訂、辯證、體現、定位自我，並進一步落實在消費與身體的工作。Featherstone（1982）認為，傳統的價值和道德觀念受到市場的影響，逐漸淡薄散去，人們越來越依賴「消費」來展現個人休閒、嗜好與品味，社會經驗的實踐與購買行動的關係，因此更加密不可分。到「某個地方消費」代表著某種特定層級的外表與品味，不完美的身體被視為不正常的身體，人們必須透過更加嚴格的身體管訓與控制，來展現自身的社會資本－－當然，也是透過「消費」來改變。在後續的論述中，Featherstone更進一步指出，布爾喬亞階級在日常生活美學化的社會歷程當中著墨最多，「文明社會」對自然「低等」的身體（包括體態胖瘦、髮式、衣著、氣味、汗水、甚至是情緒反應）進行各種規訓與控制的手段，可說是透過種類益發多元的消費商品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Featherstone, 2007: 79）。
消費改變個人、改變了社會關係，也深刻地改變了當代城市空間的樣貌。隨重工業佔經濟整體比重下降，符號經濟拆解了福特主義（Fordism）講究效率與功能掛帥的指導原則，城市中，製造與設計產業不再惟「工業」為尊，而開始轉向生產「供縉紳階級（gentrifiers）使用、維持特定生活風格」的產品（Zukin, 1998: 825-828）。城市不再是單單圍繞著「生產結構」而建造的空間，功能取向的空間營造策略不再受到特別的偏愛，標準化的建築與商品已成昨日黃花，取而代之的是富含設計感與各種文化符號的混雜結果。城市已不只是商品的集散地，而是符號產出的地點－－那正是「符號消費」所打造的後現代城市外觀（Jayne, 2006: 58）。而在微觀的空間層次上，當代都會的地景，向是被從不停止的社會行動所「產製」出來，不同的空間使用行為－－而非功能－－定義了空間在社會意涵上的差異。這導致了城市空間的碎形現象（fragmentation），正如同Michel Foucault在〈Of Other Space〉中提出的「異托邦（heterotopias）」概念，城市的空間被分割，被設計成為滿足社會理想分工體制的樣貌，當空間功能被行動細緻地劃分到極致，即成為烏托邦的實現之處。所有的真實空間，同時呈現在城市當中，相互競爭、甚至獲得社會意義上的翻轉，形成了一些處在「其他場所外部的」局部空間（Rushbrook, 2002: 185）。作為空間與社會意義的橋接處所，消費行為提供了個人據以經驗「城市生活」的強力面向。消費空間作為個人進出的實體空間，也是生產社會意義的場所，Robert Sack（1992）曾針對百貨公司、量販商場、主題樂園等各種提供大眾消費功能的場景進行分析，主張這類地景串接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現實，讓大眾透過消費與購買行為滿足幻想，由是，人們「越消費就越能表現自我（Sack, 1992: 153）」，但Sack主張「消費能克服後現代狀況中的異化與失向（disorientation）｣的論點，卻也因為「消費本身便具備異化的特質」而備受質疑（如Warf, 1994；轉引自Mansvelt, 2005: 58）。
無論如何，Sack的論述點出一個長久在（生產的）政治經濟學中隱而不顯的重要論域：「消費」的政治性。商品與商業文化的研究，向來是挑戰消費／生產二元對立的重要領域（Mansvelt, 2005: 157），作為文化、生產、經濟、消費的交集之處，消費的空間政治實際上便包含了「人們在日常基礎上互動」的意義，而消費空間受到生產－消費鏈的影響，其配置成型的過程也必然隱含著權力運作的軌跡。消費行為跨越空間，便讓商品鍊與生產環境的互動過程得以跨越地域存在，也影響了不同地域的個體／社群。而知識在消費的空間政治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消費者透過消費行動（買與不買、到哪裡買、如何買的決策歷程）來對生產－配送－消費的權力結構作出回應－－就這個層次而言，「消費政治」的定義為「對日常生活條件的控制權力」，換言之，消費者對此政治結構的抵抗、服膺、或順從，正是透過其「消費能力」所能發揮的經濟效應，來展現其消費行為的主體性（Hartwick, 1999: 1183-1184）。由於同志空間乃是同志社群娛樂、社交、表達認同的重要社會空間，在一些針對同志空間進行的研究中，即發現同志社群透過集中挹注消費，來表現其對維繫同志村落存在的支持（Haslop等人，1998）。而「消費」本身亦成為空間中促動服務供應者、消費者、商品生產者互動的複雜過程，新的空間意義與風潮，從中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來－－即有論者主張，前往同志酒吧與俱樂部消費，可被視為一種「個人認同」的表現形式，而也同時是同志個體所浸淫其中的「次文化」本身（Haslop等人，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