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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證券金融資訊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年度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等選本。Contact email: yclou342011@gmail.com

Jul 27, 2008

同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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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研究方法

〈同志空間:西門町紅樓劇場周邊同志商圈研究〉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羅毓嘉 R96342011





˙研究緣起



  入夜了。紅樓劇場巍巍立在西門町派出所斜後方,有一襲橙黃色的燈光打亮它的磚紅,是歲月的痕跡,許多許多年來人群在這裡聚合離散,在這裡走,想像劇場裡的黑幕拉開又闔上,那是否就是台北我城流離身世之縮影?



  又往紅樓側翼走去,我見其餘形色人群,我聞電子音樂聲響節奏哄然,紅樓劇場的溫婉光線已為各色霓虹所蔽……突然驚覺這似是另外時空,不過一個街角的距離,西門町青少年倥傯的聲色犬馬已在光年以外,這裡,一扇看不見的門打開,裡頭寄居著不同的人種,衣著光鮮的,或者腆起肚腩與友人渣呼著乾杯的,細細啜飲咖啡酒漿,與茶水的,清一色男子如此來去。紅樓底下──這是平時看不見的城,距離台北我城很近,又遠,彷彿從地底浮現出來的,同志城。



  這是甚麼時候開始的事……我們總是回憶不起來,又彷彿目擊它的發生。



  紅樓劇場建於一九零八年,距今已近百年歷史。它曾是全台灣第一座示範性的公營市場,是說書場與表演藝術的重鎮、西門町的電影娛樂中心,七零年代以後,儘管紅樓身為都市地區中的歷史建築,卻因都市的快速成長,使它面臨與新環境共存的壓力,幾乎遭人遺忘。(鄭仲昇,民90:頁28)──過去,舊火車站、中華商場、新公園、大番,以及那些隱密的廁所與樹林,同志歷史似見不得光;然而它就這樣一點一點被遺忘嗎?民國七十年代,網際網路尚未普及,新公園與紅樓,可說是台北、或說全台灣的同志朝聖之地,同志在其中尋求慰藉;民國八十年前後,紅樓地區的商業或文化活動皆逐漸停滯、沒落,成為老年同志出沒之所,一九九八紅樓封樓,同志的氣味與聲音似乎從紅樓周邊消逝了……



  直至今日,紅樓劇場改由官辦民營,這兒沒有官方規劃的同志咖啡店,一個同志的烏托邦亦仍如幻夢泡影,然而諸多同志友善店家在這區域蓬勃開展,是絢爛的霓虹,是燈色酒釀,乍看之下同志們似乎不必繼續在暗巷中行走,人們的臉孔又有甚麼改變?



  網路、三溫暖、酒吧與舞廳,仍然逐漸累積,點滴記憶這世代同志的歷史,以至於男同志來去於紅樓屋簷蔭底,又如何為西門町,或說台北我城的同志集體記憶添上不可抹滅的一筆?











˙概念脈絡



「大體上而言,男女同志的集體經濟生活,仍屬未知。」

                          ──Escoffier



  國內現有與同志文化有關之文獻,可略分為四類:一、情感與情慾,二、認同與社會心理,三、空間建構,四、其他(許智淵,民93:頁19)。而本研究以西門町紅樓地區的同志商店聚落為研究主體,學術位置應座落於認同/社會心理與空間建構之間;是以,本研究應包含三個主論題:認同與現身(come out of the closet )、互動行為與空間建構、以及消費 。這三個議題,除緊緊扣連同志在紅樓劇場周邊地區的行為之外,亦成為本研究訪談、編碼、進而解讀同志與空間相互建構認同與行動的基準。



  既有論述中,個體的性別認同與各種持續不斷的性別化(gendered)社會行動策略的關係,可說是密不可分。符號互動社會學者指出,社會學中所稱之「性別」非天生,而是在日常的社會互動中所互相調整、談判、妥協、學習而來,並透過社會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傳遞下去,並成為社會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i.e. Goffman 1977; Cahill 1989 etc.,轉引自Carrington 1999: 50),West與Zimmerman即有言如此:「一個人的性別絕非生而如此,基本而言,是他/她在與人的互動過程中持續地做 (does),而展現出來的。(轉譯自Carrington 1999: 51,黑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如同白先勇在其鉅作《孽子》當中所言,「在這個王國,我們沒有尊卑,沒有貴賤,不分老少,不分強弱。我們共同所擁有的,是一句句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無論男、女同志,雙性戀乃至於變性人,在異性戀主流文化的視野中,一向處在較弱勢的權力位階,該族群在社會裡頭是不可見(invisible)的,在強大無所不在的異性戀霸權之下,性別弱勢族群只好過著雙重生活──有人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一個,或者拿面具與謊言度日,可是,要到哪裡去找另一個活生生的同志呢?異性戀文化的盲點在於,掌握社會主流權力位置的人,始終不必為自己命名,好比我們有女作家、女記者、女詩人,但作家、記者與詩人反正就是男人;男人從來不必稱呼自己是男人,因為男人就是人,而所有的社會空間,實際上就是異性戀男人的空間(阮慶岳,民87:頁14-16)。



  而空間和社會的關係是這樣的,論者有言:「要解釋為何事情發生,得先了解為何事情在那兒發生。(Sack 1980: 70。轉譯自Spain 1992: 5,黑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當空間與族群的「命名」權力都被「他人」所掌握,同志的名字是同志,被從異性戀社會中分割出來,同性戀的空間與所謂的「女性空間」一樣,是不存在的。實體的公共建築設計既確立了空間的使用方式,而此間誕出的抽象道德規範、論域、語言、乃至於性笑話,皆無不在宣告這是個(男)異性戀的世界(Spain 1992: 5-10),同志的公共場域生活,因此必須模擬異性戀模式,遵循固定的規範與誡訓,被同質/直 化。



  即使,同志似已毋需再草木皆兵地害怕壓迫,但在性別社會化的價值結構之下,同志大多數時間仍須「扮演」不同於真我的角色身分與認同;且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早有論者指出,帶有較高開放性的空間,將使人(特別是男性)心理上產生焦慮與不安全感,及與之伴生「將之征服的慾望」,唯有鞏固空間的社會疆界(social boundary)方能使行動者在社會劃分出的空間中,保有其文化的獨特性(Vianello & Caramazza 2005: 59)。在這種交互作用底下,性別空間,特別是對男同志空間而言,其所必須建構的重要社會心理意義,乃在提供個體庇護與隱匿的場所,得享有免於被闖入、侵犯的自由。



  承此觀點,在一個如同紅樓地區同志商圈般的消費空間當中,同志的「存在」讓店家必須思考如何提供安全 ──某程度上,較封閉的「排外空間」(exclusive space)開放一些,但又非真正的開放空間──的場域,讓同志得以拿下面具 ,展現真我身分的地方。也就是說,儘管都市文化具有高度匿名性,周遭來去的是陌生大眾,然而在一個向任意個體開放的消費空間裏,同志依然有可能因為消費空間本身具備的獨特調性而「曝光」──在此脈絡底下,消費空間中的同志,仍然可能擔憂將對匿名的、不特定的「路人」出櫃。



  出櫃/現身/曝光,在台灣的同志運動策略當中,是經常被討論的一環。在本研究當中,使用「出櫃」一辭,除了「出」的行動描述隱含了空間由裡到外的移動之外,「密櫃」的存在,表達了裡外之間疆界的隱喻,亦保持了同志心理上與主流社會一定程度的抽象距離(social distance)。另一方面,出櫃強調行為主體的能動性(agency),而相對而言,「曝光」則具有較高的被動性,通常與非自願、強迫/半強迫、不得不、突如其來等狀況相構連;至於就「現身」一辭而言,它具有身體政治學上的意涵,基本上指的是「具有『非正統』性/認同者向他人(擬)言說行動展現(或承認)自己的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身體及論述的展演」(趙彥寧,民90。轉引自邱珍瑤,民93:頁5),另一方面,國外亦有研究指出,「集體現身」在同志公共空間的打造過程中,確實是可行性較高的策略之一,由於在同志群集的開放空間裡,集體較個體有更高的能見度,同志的個人特色被吸納成為群體的「點」,個體乃是巨大群集(cluster)的元素(elements),被突顯出來的是次文化本身而非「人」,因此個體「現身」的曝光疑慮顯得較低(Clarke & Peel 2007: 11-14)。憑此而論,本研究進行的紅樓商圈乃是一相對公開的場域,無論「出櫃」或「現身」,在場域提供個人社會障蔽的狀況下,同志公共空間皆可能成為行為者在該場域中自由行動的良好掩護。



  又如畢恆達所言,「我們本來以為公共空間是一個去性或無性別的空間,可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重複表演與行為規範,卻發現公共空間其實是異性戀空間……同志空間本來應該是無所不在的,就像異性戀空間。但在現實異性戀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專屬於同性戀的空間,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同性戀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是孤獨的。」(畢恆達,民90:116-119)歷史上,同志的公共空間往往具有「因事件而短暫存在」的性質,可能是在暗巷、街角等地(如為人熟知的台北新公園與『黑街』常德街等),在同志的肉身接觸結束後,燈光打亮即消失不見,轉回而為「一般的公共空間」──它並沒有所謂「社會的公共空間」所具備的永久性、可辨識性、以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性交往的特質(阮慶岳,民87:頁31)──也就是說,同志空間是被「同志的使用」所定義的,有論者認為,同志空間因此似乎可以跳脫出一般公共空間社會區劃的傾向(許智淵,民93:頁23-24)。然而,在這樣的論述裡頭,同志空間也因此而欠缺明確的定位,沒有立基,無從發展,遂似乎無從達成畢恆達所言「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的目標。



  對一個受到歧視排擠的弱勢團體來說,無法得到社會平等對待,就促使該團體得以、也必須形塑出它特有的次文化,讓同志有認同的對象,與足供相濡以沫的自我文化。相對於上文所述的傳統同志空間──認同與身體空間──同志的次文化空間,則享有較為固定的地理位置,它體現了同志族群在社會性別文化當中的相對弱勢,從服飾品味到演藝名人的認同 ,到實體空間如三溫暖、酒吧、健身房,乃至西方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與芝加哥的同志社區等,皆意在「再劃分」進而建立同志的主體空間,也提供了同志以社會較邊緣文化位置與主流性別結構抗衡、區隔的屏障(阮慶岳,民87:頁32-33)。



  在空間社會學的論述當中,社會空間本身的脈絡與運作,絕非單單被「處地」(location)所決定而固著不變的,社會除了形塑個體行為之外,也同時被個體的行為所改變(Spain 1992: 233)──對於同志文化而言,無論是身體空間、認同空間、乃至於生活與次文化空間,其脈絡皆強調男同志在空間中所屬的位置與層次。空間的運作,則顯示出同志的主體認同與該空間場域的意義與相關性。同志的主體認同與實踐,勾勒出空間的「意義」,並且與空間中的符號相互輝映、相互定義;也就是說,同志的主體性與空間、身分認同與場所之間的對應,會呈現出多元的組合風景。



  承接以上理論脈絡,研究者爬梳國內關於同志公共空間的文獻,首見由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與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學生合作的「新公園口述計畫」,保存了男同志在新公園為官方「標定」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前的生命/地景歷史,而有賴正哲的碩士學位論文《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提及新公園的同志地景,以年代與身份階層劃分公園的不同區塊,各自涇渭分明,以不同行為模式譜出一幅「百鳥爭鳴、百花齊放」的活力景象(賴正哲,民87),證實同志對於空間的「使用」有其特定目的(如緩解性慾、滿足交友需求、一般社交需求),會使得空間因為同志文化的存在而被定義為「同志空間」時,得以透過客體的符號流動(symbolic flow)顛覆其在政府建制之時所被賦予的「主流目的」,而形成次文化意義的再建制(r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ub-cultural meaning),這呼應了Gilles & Guattari的理論(張小虹,民85:頁78-105),使用者透過對空間的滲透與使用,達成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目的。



  整體觀之,國內針對同志消費空間所做之文化研究眾多(如吳佳原,民87;殷寶寧,民89等,轉引自邱珍瑤,民93:頁10),亦不乏有援引消費理論與同志認同相結合之著作,論述同志在消費場域中,店家與同志如何將音樂、舞步等次文化符號共同轉化為可消費的「商品」,同時作為重要的象徵符號,完成認同建構與再確認的複雜過程。亦有論者主張,在後現代消費社會,認同的想像不再僵固(fixed),而是流動(floating)的,唯有透過後現代部落(postmodern tribes)形式的不斷參與、消費,方能確立同志消費場域中,為族群共享的歷史記憶與象徵符號(趙士麃,民96:頁6-8)。



  另一方面,國內有論文以量化方式調查台灣地區同志消費傾向,歸納出關於同志消費市場結論中,有「台灣地區同志族群的可支配所得較非同志高」、「台灣地區同志族群比較重視生活品味」、「同志消費者的休閒活動常傾向旅行」、「台灣地區同志族群喜愛閱讀、音樂以及電影」等幾項(黃煦芬,民91),乍看之下台灣地區的同志,較之於異性戀者似享有較自由的閒暇生活與經濟支配能力,然而,類似的國外研究指出,即使男、女同志平均教育程度較高,然而可能因為性別傾向的歧視,而僅能享有較低的收入或社會經濟地位──(Badgett & Frank 2007: 70-73)特別是黃煦芬的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抽樣本身極可能造成統計結果的偏見 ,我們萬不能說同志表現出的消費能力與自由支配收入,可以樂觀地推論出「台灣地區同志比較異性戀有較好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為誠如學者所提醒的,在西方世界,擁有支配資本位置的多數都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白人,且在同志「社會能見度」較低的狀況下,任何抽樣都可能被「特例化」而造成統計推論失真,實際上同志族群中的女性、勞動階級、殘障者、老年者,可能是在消費研究中隱而不顯的「弱勢中的弱勢」,亦無法針對同志身份與消費者身分的接合做進一步的處理(Binnie 1995: 185-187。轉引自邱珍瑤,民93:頁9)。



  而台北我城,一方面由於其為國內首善之都,官方/非官方的同志社會活動在近年尤其蓬勃發展,如台北市政府舉辦之台北同玩節(2000至今)、民間同志社群自立發起之台北同志大遊行(2003至今),台灣首家同志專業書店晶晶書庫也位在臺北市區,又有向被指認為「典型」同志空間的前新公園,以及後起的沙崙海水浴場、入夜後的中山足球場、以及中永和與板橋地區等大量外地移入的同志居民……彩虹的旗幟在台北飄揚多年,其中,以新公園與老牌同志舞廳Funky相關的論文,散見各文化研究與性別研究領域,然而,紅樓劇場周邊的同志聚落幾經起落,相關論述仍付之闕如,僅有探討其經營與歷史建築研究的碩士論文數篇(如鄭仲昇,民89;江芳菁,民94;李永豐,民92等),看不見「人」在紅樓底下行走的足跡,更遑論要看見原就難以目擊的,同志城。









˙問題意識



  欲釐清問題意識,則須回到本研究的三個主論題:認同與現身、互動行為與空間建構、及消費。如上文所述,研究者選擇以紅樓劇場周邊的同志空間為研究主體,聚焦於該空間近年轉化的消費特性,試將問題意識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一、空間的命名權,向與社會認同息息相關,紅樓劇場周邊所謂同志商圈興起,官方名稱既為「紅樓劇場」,然而同志之間口耳相傳的稱呼,卻多使用在此落腳的第一家咖啡館「小熊村」為之──而「熊 」在同志次文化中又有其特定意義存在──誠如新公園向被同志暱稱為「公司」一般,紅樓空間被同志文化所命名,甚至進而「佔領」的同時,同志文化如何在此扎根,建構新的社群認同?甚至進而對原本「不具名」的同志個體開放,深化個體的身分認同?



  二、空間可謂是所有社會行動的「舞台」,但空間本身,事實上也是構成生活舞台的重要部分。研究者知道,實體的公共空間設計確立了空間的使用方式,亦即空間是由環境制度與社會行動所共同生產,但空間也協助「生產」了行動、社會環境與制度──在一個具有特定空間認同的「同志空間」中,固著的紅樓劇場、側翼廣場之公共空間,如何形塑同志的社交行為?一旦紅樓的空間被綴上(decorated with)同志文化的特定符號,又如何反過來影響這個空間被一般人所認知的特質?



  三、社會性的「身體展演(physically posture/ bodily action)」,在男同志文化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由於習於藏身各種「符號/面具」後方,隱匿在主流性別文化的芸芸人流裏頭,男同志若試圖對彼此「現身」,也唯有透過肉身的展演方能達成──在這樣的狀況下,紅樓劇場商圈作為同志空間,提供了男同志怎樣的舞台?從紅樓商圈初起,人人可以確知「來這兒的都是男同志」,乃至於近日蓬勃發展後亦有異性戀成為熟客結構的一部分,紅樓屋簷下,男同志的身體風景有了甚麼樣的轉變?



  本研究試圖橫跨空間建構與社會心理認同,從認同到消費、從空間符碼到性別的屈折光譜,探索紅樓「同志空間」如何建構同志在其中的互動關係,且進而被同志「重新定義」,成為台北我城裏,好不容易浮出水面的彩虹島嶼。











˙研究方法



  為深入了解紅樓場域與同志文化相互構連的關係,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進行,邀請經常前往紅樓商圈消費的男同志與研究者進行對話,將參與訪談的男同志視為充分自我認同的「社會性個體(socialized individual)」,表述、剖析其在特定場域中的社會行為與對自身彰顯的意義。



  本研究共邀得五位受訪者參與訪談對話。其中一位是「小熊村」咖啡館的老闆,其餘四位為研究者於紅樓地區主觀挑選 的消費者。研究者先向消費者表明來意,詢問他們參與紅樓地區消費行為的頻率與歷史,並邀請他們當下加入對話,或另外約定訪談時間。五位受訪者的概述如下:



  大衛,男,27歲。紅樓商圈「小熊村」咖啡館店主人。

  邀華,男,24歲。現役軍人。

  小四,男,35歲。經商。

  吉米,男,32歲。金融業。

  阿耀,男,35歲。文化產業。



  訪談主軸扣連於問題意識的三個層面,首先,請受訪者略談自己與紅樓同志商圈「結緣」的過程,並進一步詢問為何紅樓商圈會成為受訪者經常光顧、消費的地點,在訪談不脫離主軸的狀況下,邀請受訪者深入、翔實地描述自己如何以「同志身份」在紅樓地區與他人互動,藉以辨析場域中行為主體的社會/空間/自我認同;第二部份則請受訪者回憶並重新建構在紅樓商圈的消費經驗中,是否有與他人互動、或觀察所得的特殊故事,與在其他同志空間的經驗相互對照,作為紅樓商圈之所以與其他同志空間「同」與「不同」的分析基礎;研究者將第三部份的訪談視作緩衝區,針對前段訪談中模糊不清的段落加以追問、補強,並請受訪者自由表達對於「同志空間」的想像,作為開放譯碼過程中,讓理論建構更完整覆蓋、飽和的材料。











˙訪談分析



一、個體認同與集體認同



    「對我來講是這樣,就是『欸,你知道這個地方是gay會

     來的地方』……我真的很難用一個我所知道的辭去描繪那

     種感覺,但它真的就是一種,嗯……一種歸屬的,特殊場

     所吧。」

                     (邀華,2008:訪談紀錄)



    「把社會上對於同志的異樣眼光當作是『個人』要克服的事

     ,對自己而言實在是太辛苦了。……我想,需要自己的身

     邊多一些『活生生的同志』,就可以讓這種老是在假裝的

     生活輕鬆不少。事實上,在我經驗中,從同志伙伴的身上

     ,得到很多異性戀社會所無法給予我的分享與支持,特別

     是與生俱來那種,被他人瞭解、接納的需求。」

                     (阿耀,2008:訪談紀錄)



  訪談紀錄顯示,受訪者前往紅樓消費的主要原因,皆因為紅樓「是個同志聚集的地點」,在紅樓廣場的戶外空間,也導致消費者在一般內部消費空間不同的感覺,廣場讓人可以輕易地看到四周的環境,且紅樓同志商圈位於紅樓的側翼,亦提供足夠的私密性,可以展露自我的同志身份;商家播放的電子流行音樂、懸掛的壁飾與空間設計,也儘量以符合同志主流文化所認同的符號為主(小四,2008:訪談紀錄),是一個讓同志來此處消費可以感覺到「歸屬感」的地方(邀華,2008:訪談紀錄)。



  本研究邀請的幾位受訪者,都已不再有個人同志身份上的困擾,事實上,為顧及受訪者對於本研究可能的曝光疑慮,在訪談前、後,研究者試圖透過較為閒散的談天,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在這樣的談天過程中,受訪者泰半表示近幾年台北縣市的社會氣氛,對男同性戀的逐漸「現身」已漸持有較開放的態度,相較於起初發現自己的同志身份時的慌張零散,到逐漸穩定而踏實,男同志在台北的「性別生活」,可說是越顯得自在。有受訪者提及,晶晶書庫的成立、同志諮詢熱線、性別平權協會對於性別/愛滋等平權運動的諸多努力、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同玩節、以及同志社群內部自發性推動的台灣同志大遊行等等活動,皆使得同志在面對自我與想像(平時或許不可見的)社群時,有更多的力量(吉米,2008:訪談紀錄)。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如同紅樓劇場周邊的同志商圈/社區存在,提供了同志日常活動的場域,有別於以往的新公園、中山足球場等被社會大眾或同志社群內部皆想像為僅具「釣人功能」的場合(place for cruising)。如論者所言,同志社群在「集體現身」之前不過是個「想像的共同體 」(Clarke & Peel 2007: 11-14),當同志不再只是媒體上嗑藥、轟趴的同志,不再只是三溫暖內一絲不掛的裸體肉身,不再只是那座看不見、不曾浮出的島嶼時,紅樓劇場的咖啡店與小酒吧,讓同志被社會大眾看見的同時,也讓同志「集體」被其他同志所看見。在那裡展現的是文化上完整的「人」,同志的穿著、同志的言行舉止、同志與朋友互動的方式,根據Gilles & Guattari的理論,同志將紅樓地區「去領域化」並「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為「同志商圈」,就宣告異性戀權力在此疆界內的破解。



    「我有次帶一個也是同志的同事到紅樓……你相信嗎,他從

     來不上酒吧,也不去公園,沒有上網路交友,就是你想得

     到的同志交友管道他幾乎都沒有接觸過,那他到那邊就覺

     得有點害怕、緊張,說『這些人全都是嗎?』,我就說你

     這不是廢話嗎,他說他從沒有見過這麼多的同性戀聚在一

     起。然後我們就坐下點了飲料,聊天……一個晚上過去他

     在捷運上又跟我說,他覺得這地方很好。」

                     (吉米,2008:訪談紀錄)



  同志的自我認同,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與同志社群有所聯結」的慾望上頭,在這樣的狀況下,同志群集的「集體現身」對促進同志個人認同有相當的正面影響(Clarke & Peel, 2007: 135-137),當個體面臨同志身分認同,或者無從尋求交友管道所帶來的困窘與瓶頸時,集體的「能見度」(visibility)──即使只是一桌一桌坐著談天說地──讓這些同志在回歸日常生活後,得以更正面地處理認同問題,受訪者以「集體發聲練習的機會」,稱呼這樣的人文場景(吉米,2008:訪談紀錄)。另一方面,小熊村咖啡館店長大衛表示,咖啡館初搬遷至紅樓商圈時,曾經受到周圍既有店家的排斥、刁難、找麻煩,然而當同志店家開始在此區域聚集,經營得更加有聲有色之後,「群集」就變成同志社群的內部力量(大衛,2008:訪談紀錄),吸引更多人潮前來消費,也構成讓更多同志認同自我社群文化的推力。



  「熊」在同志社群中原是較邊緣、較不與主流性別運動掛鉤的次文化,然而台北男同志將紅樓商圈暱稱為「小熊村」,並不全然因為小熊村咖啡館是第一家駐店於此的消費空間。大衛在訪談中提及,「小熊村」原先是網路家族的名稱,在西門町開店乃是將網路家族實體化的過程,提供家族友人聚會場所;乃至於後期的經營,由於商圈規模擴大,趨前消費的客層變得更加多元,性別認同的範圍變得更廣泛,店家區別客群性傾向與所屬次族群的預設性質被削減,消費者亦不會再認為該店專為服務特定人士而定訂準則(大衛,2008:訪談紀錄)。



  另一方面,有受訪者指出,由於「小熊村」指涉的意義是該店消費客層以「熊族」或喜歡熊族者為主,初期會去該地區消費的同志,原本隱含文化/階級的劃分(小四,2008:訪談紀錄),空間被命名為「小熊村」,可能讓人有該店是熊聚會場合的預設立場,而造成「你不是熊、你不能來」的疏離心理,「村」的聚落隱喻也容易使人有「熊族」特別多的錯覺,即使熊僅佔全體消費者不到一半的比例(邀華,2008:訪談紀錄)。然而,隨著同志社群消費力與文化的擴張,受訪者也同意,久而久之,「熊」的身體形象與文化符碼,似乎滲透回主流同志社群的認同標準,產生認定「熊族=陽剛、健壯=優質」的溢散效果 ──由於這種價值認同隨漸趨旺盛的消費行為而普及,原本「小熊村」隱含的「排外性格」也被日益多元化的消費者族群解構,為台北地區的全體男同志社群所共享(邀華,2008;小四,2008:訪談紀錄)。



    「許佑生在他的第一本書寫說,『你現在跨出這一步,可能

     沒有辦法對這個大環境造成甚麼改變;但是如果今天你不

     做這件事情,基本上後面也不會有人跟著你一起作,這個

     大環境就永遠不會變。』我要作的是,我希望大家知道,

     今天身為一個同志,也可以在夏天很悠閒地逛街、看書、

     喝咖啡,同志也可以在陽光下跟朋友聊天。」

                     (大衛,2008:訪談紀錄)





二、空間文化與社交模式



    「……就像你不會在沙崙海邊喝咖啡聊天,不會在Funky示

     範亂針刺繡或者烹飪妙主婦,你也不會在UT聊天室和人分

     享上班一天的酸甜苦辣 ……來紅樓主要就是和朋友相約閒

     聊鬼扯、看看帥哥,其他像是要找男朋友啊、找看對眼的

     人來一砲啊之類的,就不會想太多吧。」

                     (阿耀,2008:訪談記錄)



  如Eric Markus所言,無論是酒吧、咖啡店、書店,男同志的社交場合,或多或少都帶有「期望交友」──尤以建立長期關係為前提的交友為甚──的意味存在,然而,由於空間或其間進行社會行動的性質,男同志的期望往往會落空,反而在所謂「釣人」場合,肉體與肉體的碰觸,得以強力地彰顯彼此投射「建立短暫關係」的期望(Markus, 1999: 1-19)。訪談紀錄指出,男同志對於各同志空間都有其固定「使用方式」的共識存在,受訪者認為空間有它自己的強度,空間本身就有一種力量來決定人們怎麼做、應該怎麼作,社會化的過程讓人被教育成在甚麼樣的空間應該要有甚麼樣的舉措(邀華,2008:訪談紀錄);且多數受訪者被詢及「是否認為紅樓商圈具有特殊的社交模式」的問題時,皆表達了正面認同的態度。弔詭的是,受訪者亦認為 ,多數人來到紅樓地區,都只是要找個地方和朋友喝茶、喝咖啡、喝點小酒,聊聊天,而這種使用空間的模式,事實上並不能幫助男同志更輕易地認識新朋友(小四,2008:訪談紀錄)。



  研究者從訪談中得知,身體的「移動」(movements)與否,似乎成為決定男同志空間社交模式的重要因素。和酒吧、舞廳、三溫暖、海水浴場等同志可以自由游移、穿梭的場所相較,紅樓地區消費空間的開放流動性較低,桌與桌之間的固定距離、以及廣場人聲鼎沸的狀態,或多或少都使得消費者被「固定」在各自的座位上,使得「眉來眼去終究只是眉來眼去」(邀華,2008:訪談紀錄)。訪談中就有受訪者直言,紅樓商圈的同志空間,從一開始只有小熊村咖啡館演變至今,越來越多消費者前來消費,原本單一且意味明顯的次文化遭到混雜,幾乎所有的同志都知道該場所,當空間越來越「開放」於各式各樣的人,也就讓眾人越發不抱著「可以交到新朋友」的期望,使得「紅樓這裡很難交到新朋友」(阿耀,2008;小四,2008:訪談紀錄)。另一方面,倒也有受訪者認為,紅樓過多的人潮、音樂、紛雜的符號與訊息,讓人際互動無法有效地進行,才是讓紅樓地區交友困難的主因──如此說來,似乎一個過度「熱門」的同志空間,本身竟會讓交友行動更加窒礙不前:



    「就是說人群很多、很複雜的時候,大家會比較害羞一點…

     …假設說現在小熊村只有兩桌人,而且這兩桌人都很優,

     就算你不碰撞也很困難。當你大量地釋放訊息的時候,對

     方可以很輕易地就接收到你是在對他釋放訊息。可是四周

     全部都是人的話,就算你覺得他很優而他也覺得你很優,

     你釋放訊息,誰在乎啊?就是雜訊太多。」

                     (邀華,2008:訪談紀錄)



  相較於移動(movements)的活絡程度決定了同志場域中的社交模式,空間中的氣氛動能(agency)和距離感(distance),則更大部分地決定了行為者要不要跨出「主動認識他人」的第一步。有受訪者便表示,紅樓地區店家配置座位與服務的模式(消費者選好位置坐定→服務人員上前點單→等服務人員送上飲料)讓個體不太能夠有機會與其他消費者互動──正是一個看似「正常」不過的「消費者v.s.服務人員」的互動方式,扼殺了紅樓地區「眾多同性戀蠢蠢欲動蕩漾的春情(引自吉米,2008:訪談紀錄)」。在震耳欲聾的電子流行音樂和昏暗的燈光烘托下,即使所有人熱情地大聲說話,看似浪漫的紅樓側翼廣場,看似就要發生甚麼的地方,其實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因為人們坐著不動,沒有動的機會,就沒有突破僵局的機會(阿耀,2008:訪談紀錄)。



    「有一次,兩桌客人就在隔壁而已,看來看去,就叫我們的

     服務生說來來來,要他們傳紙條過去,另外一個回了再拿

     給我員工,然後他再拿過去,明明隔壁桌,大概一隻手就

     可以伸過去的距離……他們這樣對傳了大概十分鐘吧!我

     的員工受不了就說『你直接過去就好啦!明明就在旁邊!

     』另外一桌才說,好啦,過來大家一起坐。」

                     (大衛,2008:訪談紀錄)



  這樣的狀況下,要打破固著不動的氣氛,似乎得要靠店家的作為了。男同志之所以會覺得在酒吧裏頭比較容易貼近彼此,是由於音樂、酒精的催化下,場域的氣氛動能高、且人際距離較貼近。大衛便在訪談中表示,事實上小熊村咖啡館也試圖努力地改善這種狀況,透過舉辦聯歡活動、或日常服務中的貼心舉動,來增進各桌客人之間的互動程度,例如在消費滿額送時讓兩桌客人合併買單、或者舉行週年慶時撤掉所有的座位桌椅,把紅樓廣場前段變成巨型派對……(大衛,2008:訪談紀錄)等等。誠如社會科學研究中俗民方法(ethnomethodology)學者所主張、發現的,社會互動的秩序是被人們所共同建構、認知的,一旦某些活動破壞、干擾了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互動模式,則人們將建立起新的互動規則,如此,將使得原本似乎趨向靜止不動的社交行為,回覆為一潭活水──在紅樓地區也是一樣的道理,同志友好店家並不只是「店家」,而是身為同志社群當中的一份子,當大家陷入看似歡愉的泥淖當中,店家必須要去想的是「那你可以做些甚麼?(引自大衛,2008:訪談紀錄)」



  這樣說來,一個建立人際適當距離,並促發空間動能,專屬於同志的「理想社交空間」究竟存不存在呢?近年來,諸多以web2.0概念開啟的同志交友網站如國外的Fridae.com、Gaydar.com、乃至於國內的top1069.com、蕃薯藤交友等平台,提供同志個人發聲與展現自我的空間,透過網際網路虛擬連帶,實體社交空間所必須顧慮的面子問題似也不再存在(邀華,2008:訪談紀錄),然而,由於個體化網路空間的匿名性、缺乏社會情境線索、資訊較不豐富等特性,受訪者表示,並無法真正滿足同志建立社會社群連帶的心理需求,這也是「小熊村」從網路家族轉型,積極實體化的原因之一(大衛,2008:訪談紀錄)。亦有受訪者認為,良好人際關係的發展,仍應建立在面對面的溝通互動情境當中,只是構築兼顧網路與現實空間優勢的社交場域,需要更多創意:



    「我很期待台灣有個像是泰國〈Telephone〉那樣一家餐廳

     ,就是每張桌子上都有一支電話,上面有個號碼,說這桌

     是幾號。你覺得哪一桌很優,你就拿起你桌上的電話,撥

     號給他。好想有這樣一家店然後天天去!天天去!真的很

     優!或者說,應該先去看一下有沒有甚麼發展性然後再

     call out這樣。」

                     (邀華,2008:訪談紀錄)





三、同志空間與身體展演



    「當你坐在那裡就算只是和朋友聊天好了,我說,其實同性

     戀的心態很奇怪,當周遭有其他同性戀的時候,特別是你

     覺得不錯的人在旁邊,那你的說話方式、肢體動作都會變

     得不太自然,而且不太自然的誇張、愛現的感覺。」

                     (小四,2008:訪談紀錄)



  社會學家Goffman從戲劇表演的角度來看待人際社會互動的模式,主張生活就像一個舞台,所有個體皆在開放舞臺上扮演互動的「角色」,既是演員也是觀眾,在演出時都希望得到觀眾的讚賞與認同,所有的表演與展示,都是「試圖影響他者對自我觀感」的過程。人,物品與事件都非單純的存在,而是被框架/註記/凝視的成品,世界因此成為一種展演的場域(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引自張玉佩,民94)



  一般而言,男性在社會與情緒面上,都將身體視為計畫(project)與個人養成的一部分,充滿身分表達的意涵,並與他人作出個體外觀層面上的區分;身體的外觀不再只意味著「身體能做甚麼」,而是「身體表達了甚麼」,由是,身體被解讀為生活風格與身分認同的重要指標。身體展演(bodily action),更一向是男同志彰顯自我存在價值的關鍵場域,從健身房文化與網路交友照片彰顯男體的肌肉線條/陽剛氣質/健美身材、以至舞廳內炫耀式的舞步、及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戲劇化誇張演出等環節,皆是男同志用以劃分個人領域、並在開放公共場域搏取注視的手段。海德格即曾以「dasein/ mit dasein 」來指謂此種狀況,強調個體和週遭文化與其他行動者共存在,「展示」是為了向周圍環境釋出「自我」存在的通告,並期望建立與環境、文化的有機共存關係。



  幾位受訪者同意,紅樓商圈這樣一個充滿對話與各種聲色音響的場域,男同志若欲化解人際關係遲遲無法獲得突破的困境,則必須透過表情、肢體語言、高昂的聲調,持續釋出更高頻度的「存在訊息」,此時對話訊息的接收者已不再只是坐在桌子對面的友人,而是向周圍不特定的個體發射訊息,希冀他人接收(邀華,2008;吉米,2008:訪談紀錄)。如同Shannon & Weaver的傳播機械模式所言,訊息中的能趨疲(entropy)與重複/多餘(redundancy)須達到平衡,客服環境內部噪音的影響,才能使訊息具有效度,亦即,在人滿為患的紅樓地區,惟有使用更誇張的身體展演,方能達成與他者的有效構連。例如,受訪者邀華曾和友人上完插花課後,帶著花材和劍山到小熊村咖啡館練習插花作品,他坦言,在該場域練習插花充滿「惡搞」的意味,是為了製造觀感上的衝突與「爆點」,試圖創造更高聲響頻率的訊息,來得到他人的注目(邀華,2008:訪談紀錄)。



    「那確實是表演,你不可能說它不是……但是,要表演到甚

     麼程度又很難拿捏,我是說,過頭了人家會覺得你幹嘛這

     麼ㄏㄧㄠˊ(台語,風騷之意)……反正表演本來就是要

     人家看嘛,沒有觀眾你幹嘛表演,或者說觀眾不喜歡的話

     你也不用演了。」

                     (小四,2008:訪談紀錄)



    「身為一個男同志,你去那邊,暫且不論我們去那邊是不是

     要去『展示』,那大家當然會問說除了展示還能做甚麼?

     但是事實上你要先問自己說,那我還要做甚麼嗎?我還有

     甚麼事情可以做的?」

                     (邀華,2008:訪談紀錄)



  從訪談紀錄中可知,同志似乎難以拒絕「想要交友」的期望,即使認知到紅樓實際上並不是一個適合發展新關係的地點,消費者進到該場域,泰半時間仍然遵循著一般「共識」的使用方式來開展社會互動,即使偶有破格的身體展演,也都儘量以不破壞該空間的和諧為原則(吉米,2008;阿耀,2008:訪談紀錄)。另一方面,當身體展演漸漸成為紅樓商圈同志釋出訊息的重要策略,這同時也造成了新的困境,就有受訪者認為,就算到該空間消費的主要目的是「釣人」,以「身體展演」為手段,這種身體展演又以「努力演出」的方式展露出來,或多或少使得行動者難以一心多用,兼而接收別人發散出來的訊息,因此無從得知自己的展演究竟造成了甚麼樣的效果(邀華,2008:訪談紀錄)。回到劇場的譬喻,當舞臺上的主燈大亮,行動者處在聚光燈的焦點之下,其實很難同時分神注意到台下觀眾或驚愕、或讚揚的表情──這是否代表了,一切身體展演的努力其實都將注定只是枉然的努力?或者,非得要到表演結束之後,舞台上的「演員」不再是演員而「觀眾」不再是觀眾的時候,事情才有可能進一步發生?



    「線索太少,真的是線索太少。你永遠也不知道隔壁桌大笑

     ,是因為你剛剛拉高音量講的那個笑話,還是說他們其實

     覺得你『實在是蠢斃了』……久而久之你反正就覺得不重

     要,都不重要,每次來紅樓都還是好好地聊天,然後解散

     ,雖然說你每次都還是抱持著『有點想認識新朋友』的心

     情來到這裡。」

                     (小四,2008:訪談紀錄)











˙結論



    「我的意思是說,對,我時常在想,同性戀為甚麼一定得在

     三溫暖、公園、以及暗巷裏相互碰觸並得到安慰……我發

     現自己是同性戀這十多年來,我曾和很多人做愛,然後和

     他們就再也不會見面了……但是紅樓這個地方,終於讓我

     覺得,對,同性戀終於不必在黑暗中,靠精液與汗水過活

     了。你懂我的意思嗎?」

                     (阿耀,2008:訪談紀錄)



  本研究進入西門町紅樓地區的新興商圈,試探究同志如何透過想像與參與,積極透過場域中的活動與使用,將此商圈打造為名符其實的「同志空間」──同志對該空間的使用與人際互動之滿足,如何與其自我認同作出構連,並且擴大至其對群體的認同。另一方面,本研究亦將觸角探伸至專屬於紅樓地區的人際互動模式,發現同志經由觀察、探索、與協商,在此空間中建構特別的使用方式,且該互動模式又是以高頻度的身體及語言展演來傳遞,營造出特殊的人文地景。



  大體而言,無論男、女同志,建立其個體身分認同的過程中,皆必須要有一明顯可見的「社群」供想像與對照,否則易落入個人孤僻的心理,造成認同失諧與自怨自艾的境地(Clarke & Peel, 2007: 120-125)。於是,提供「可見的」、形象健康的、生活中的同志社群,就成為破除媒體再現同志污名想像共同體的必要元素,在這個方面,紅樓商圈歡快、繽紛、熱絡的互動氛圍,乃是建構「同志空間」集體認同的關鍵所在;其介於西門町鬧區與邊陲的地理位置,相當程度上亦緩解了同志個體的出櫃焦慮,而提供一安全的集體現身場所──反過來說,無意「闖入」紅樓同志商圈的異性戀,也因為此消費場所的開放特質,而得以從另一角度「觀看」同志並進一步與同志社群互動(大衛,2008:訪談紀錄),有助於促進不同性別文化間的價值流動與交換,進一步邁向LGBQT 與異性戀族群的和解與共生。



  空間被使用的時候,其所展現的次文化意義,往往與行動者的「意圖」、「期望」緊緊相繫。研究發現,男同志對於各個同志空間皆有固定的使用「想像」,對紅樓地區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受訪者多指出,儘管男同志抱持著強烈「想要交友」的期望來到紅樓地區,卻又都認為「紅樓地區不是個適合交友的地點」(阿耀,2008;小四,2008:訪談紀錄)──研究者認為,這或與在訪談中不停出現的「孔雀文化 」相關,男同志不願主動出擊,降低空間中的互動可能。



  身體是表現自我符號的第一道戰線,在男同志文化當中尤其明顯可見。在同志空間內,身體成為釋出訊息的媒介,服飾、裝扮、言行舉止、乃至語氣聲調、皆必須經過精密的調整與控制,是男同志對共存於同一空間中的「不特定他者」相互協商並交換資訊的籌碼。在這樣的資訊流通中,男同志會因為特定的身體展演而得到他人的評價,然而,弔詭的是,受訪者也都表示了這「評價」似乎無法對等地被「展演者」所接收,鮮少導致男同志之間進一步的互動──研究發現,惟有在某些條件成立的狀態下,例如:店家舉辦特別活動,創造與「常時」不一樣的互動情境,才較有可能提高空間中的動能,縮短人際距離,打破固著的消費空間運作模式,使該空間中的男同志得到較多機會與他人相互認識。



  回到紅樓這個「同志商圈」,有一天,它有無可能成為台北第一個「彩虹社區」的雛型、骨幹?研究者認為,空間的形塑與行動者的想像有密切關聯,不能單說是空間塑造行動,也不能簡單地說是人創造了空間的特質。幾年前,公館地區以晶晶書庫、The HOURS Café、女書店等商家積極打造的「彩虹社區」口號儘管充滿理想性格,最後卻顯得雷聲大雨點小;與之相較,紅樓的發展歷程以同志本身自發性的集結為構築脈絡,研究者認為,社區經驗的打造必須透過行動者的積極參與,並且在行動過程中塑造該空間的特質,以市場帶動消費,以實體符號創發空間性格,如此「彩虹社區」的夢想,方能逐漸實現。



    「像這樣的空間,如果沒有同志『想要集結』的心態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這麼成功,那如果說,同志之間有這樣的心

     態,但沒有這樣的空間也沒有辦法,因為他不管再怎麼作

     ,都還是會有束縛感。所以我覺得,因為紅樓是第一個,

     而且也剛好就是有這樣的一群人。所以它可以做得這麼成

     功。那我相信,接下來一定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紅樓出現。」

                     (大衛,2008:訪談紀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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